xx“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xx批注）——与xx同志商榷原作：xx《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下称孙文）一文，一扫学界陈言，令人耳目一新，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我祝贺孙景坛同志取得的成果，但对其主要的论点实难苟同。

我认为，孙文之所以得出“子虚乌有”、“学术谎言”的结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关键史料释读有误；二是没有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把握；三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必然性未予充考察。

有鉴于此，我不揣浅陋，从三个方面提出意见，请孙景坛同志指教。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理论概括和历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孙文把它称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没有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

他根据有三：一、《史记》未记仲舒对策；二、《汉书》虽书，但自相矛盾；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

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三点根据分别作出辩证，其余则后文论及。

第一，《史记》未记，需要分析。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荜路蓝缕，功不可没；但我们对它也不应搞新版“凡是”，特别是在论证这样重大历史课题时尤其不应忽视其下列不足：其一，其言秦汉之事虽详，但“采经抵捂（牾）”。

其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

”（1）其三，“编次同类，不求年月。

”（2）其四，特别关健的是内容有缺失。

刘知己指出，《史记》在司马迁生前“十篇未成，有录而已”，至元成、间，褚（少孙）先生曾更补其缺，作《武帝纪》等，但“辞多鄙陋，非迁本意。

”（3）因此，史学界一直对《史记·孝武本纪》颇有微词，只是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司马迁“遭彼腐刑，怨剌孝武，故书违其例，志存激切”（4）的一种情结罢了，现在看来，不独如此。

第二，《汉书》所书，并无抵牾。

孙文指责班固是“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始作俑者”，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孙文特别指出，该段文字“背离了自身的《武帝纪》和《儒林传》”。

果真如此，当然是自相矛盾，但所谓“背离”，原非出自《汉书》，而是孙文误解所致。

首先，这里的“初立”不能仅指建元元年，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的前六年。

其次，这段文字已经透露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信息，即在“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之后，与《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记载完全一致，与《汉书·儒林传》“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的记录也绝无矛盾。

再次，这段文字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汉书》对窦婴、田蚡、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活动中各自贡献的评价。

前二位的主要功绩在“隆儒”，这可以理解为重视儒学，重用儒生。

但纵观他们全部所为，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俱好儒术”而已；重用儒生，充其量只不过延了几百个文学之士。

而董仲舒则不然，他一开始就从思想和政治战略的高度，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立点之高，无与伦比。

第三，《通鉴》之误，无关宏旨。

司马光之误，古今史家多有驳证。

孙文只是再次特别强调了这个纪年之误。

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把董仲舒对策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到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之中，被孙文特别强调的这一点，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无关宏旨的细节而已，更不能作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证据。

二、xx是怎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

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

（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

罢黜刑名、法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因为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

次崇刑名，法家名声虽然不佳，其术仍在实际中运用，所以此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

黄老之术在汉初走上治国安邦的历史舞台后，独领风骚几十年并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成果，它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之前几朝君主们的一种思维定势。

但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至少也要对旧有的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这已经被历史千百遍地证实。

汉武帝即位后，改换统治思想已经具有主客观的基本条件，但他毕竟少年执政，加之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5）变之过速，恐怕反倒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打迂回战——罢黜刑法就是其第一个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6）“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可。

”（7）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

”（8）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

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

”（9）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

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场。

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

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

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

黄老之术统治多年，一时还不具备根本否定的政治条件，所以“打擦边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干，卫绾批评的几种学说，核心是对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的批判，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

”（10）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

孙文所言：罢黜申商韩苏张之言乃黄老所为，证据不足，不合逻辑。

但是，很快，卫绾就被“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

”虽然《史记》、《汉书》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难发现，这是黄老派的政治报复。

我们可以说，卫绾既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汉武帝上台后上层政治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

议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势继续进攻的态势，又是黄老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双方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

但是，窦婴、田蚡因“俱好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

”（12）王臧乃读《诗》之人，“赵绾亦尝受《诗》于鲁申公。

”绾、臧登台即唱戏，“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荐鲁申公。

当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时，他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14）此话绕水，实则告诉xx：看准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

从申公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政治和学术上两大派系的暗中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

太后好黄老之言，”（15）“菲薄五经，”“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奏事东宫”，“是以窦太后不说”，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武帝无奈“尽下赵绾，王臧吏”，（17）对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8）申公则“疾免以归”，一场热热闹闹的议立明堂终于未得善终。

在这个回合中。

儒势损兵折将，黄老出尽风头。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

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因身边的班子被改组，只好以退为进，静待势变，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才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置五经博士。

”（20）此举对儒学的表彰意义不容小视。

其一，增加儒学经典作为官学。

西汉初年，博士之职百家都有，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现在增加到五经，且使之官学化，不仅对统制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

其二，壮大了儒学势力。

置五经博士后又规定每一个经学博士可以教授十个弟子，此举大大增加了高层次的儒学人才，壮大其势力不言而喻。

其三，提高儒学地位。

其后汉武帝又批准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复身”（21）的奏请，使儒学的徒子徒孙们得以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学，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化决定他们所从事的术业也随之特殊化了。

其四，有利益统一儒学思想。

汉代推重师道，不改师法，违者会受到严重非议。

五经设置博士，博士传弟子，弟子再传，层层教授，易于避免对经学理解的纷争歧见，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

绌抑黄老宣告儒势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为儒学的发展与被尊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老板和政治保护神；汉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同时任命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权，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

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2）“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23）从而把这出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完成。

汉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可不必在大权独揽的条件下多此一举。

（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

政治胜利只是为理论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理论价值。

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间（问）贤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适逢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24）“出焉”是指出来对策，而不是象孙文所说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儒学大师，早在景帝时即以治《春秋》为博士，“学者皆师尊之”，（25）“为群儒首”。

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惟董仲舒使汉武帝独“贤其对而异之”，可谓一鸣惊人。

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引伸出君权神授理论，主张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教化人民，达到更化善治。

最后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

”（26）这就为绌抑黄老之后的历史任务首先破了题，指出了方向，从而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活动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