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源词人元好问对辛弃疾的接受程郁缀李静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出现，于词体的建设可谓功莫大矣。
如果说东坡的主要功绩在于其于婉约绮丽之外别立一宗，拓展的词的艺术天地和词境；那么承担着继承和发扬光大之任务者，则非辛弃疾莫属；而在苏轼与后世的豪放词派之间，辛弃疾则是承上启下的难以逾越的关捩。
豪放一派，东坡先生先导其源，而稼轩居士则后浚其流。
辛弃疾的出现使得苏轼的声音不再成为孤音绝响，并由此确立了苏、辛一派，使得词坛的格局从此呈现出婉约与豪放二水分流、双峰并峙的发展之势，为词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1)苏、辛薪火相传，辛弃疾服膺苏轼，由其团结、带领和影响下而形成的辛派词人及后世豪放词家，一再弘扬和光大由东坡所开创之门楣与抒情范式，这是辛弃疾的浚流之功。
不惟如此，其遗泽被于后世者更是不可数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辛弃疾在北方金元之地的传播和接受。
从王恽的《辛殿撰小传》、《过稼轩先生墓》诗五首、袁桷的《辛稼轩画像赞》等对稼轩居士高自标置的人格的激赏与追慕，到元好问、白朴、刘敏中等人对稼轩词学风骨的自觉学习、接受与继承；从“读《易》一篇无所咏，渊明诗句稼轩词”（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七）等对辛弃疾词的赏爱，到王弈的《和稼轩金陵赏心亭》、《和稼轩多景楼》等诸多的追和之作，由北而南的辛稼轩在北人那里赢得了洪亮的嗣响。
本文即欲以金源词坛宗匠元好问对辛弃疾的接受为观照点，藉以从另外一个观察视角去透视、探讨辛弃疾的词学贡献。
大凡论及元好问的词学渊源时，世多以为其远接苏轼。
诚然，遗山在其《新轩乐府引》中虽首标苏轼，但是遗山所师者不惟苏轼一家，从苏轼到元好问，辛弃疾无论如何也是一道绕不过去的中流砥柱，刘敏中即曾将元好问和苏、辛二人相提并论：“声本于言，言本于性情，吟咏性情莫若诗，是以三百皆被之弦歌，沿袭历久，而乐府之制出焉，则又诗之遗音余韵也。
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三家体裁各殊，然并传而不相悖。
”（《中庵集·江湖长短句引》）李宗凖亦谓：“遗山所著，清新婉丽，其自视似羞比秦晁贺晏诸人，而直欲追配东坡、稼轩之作。
岂是以东坡为第一，而作者之难得耶。
”其次，可以作为遗山接受稼轩影响这一立论的更多佐证还有：元人多有遗山、稼轩并称之论。
赵文谓：“观欧、晏词知是庆历、嘉佑间人语，观周美成词，其为宣和、靖康也无疑矣，声音之为世道邪，世道之为声音邪，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矣……近世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中州言词者宗元遗山，词之优劣未暇论，而风气之异遂为南北强弱之占可感已。
……吾友吴孔瞻，所著乐府悲壮磊落，得意处不减幼安、遗山，意者其世道之初乎？”（《青山集》卷二《吴山房乐府序》）周德清《中原音韵》原序谓：“乐府作而声律盛，自汉以来然矣……宋代作者如苏子瞻变化不测之才，犹不免制词如诗之诮，若周邦彦姜尧章辈自制谱曲，稍称通律，而词气不无卑弱之憾，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
”郝经《祭遗山先生文》也谓：“（元好问）金石之有例，足以肩蔡党，乐章之雄丽，情致之幽婉，足以追稼轩……”吴师道在评鲜于伯机自书乐府遗墨时说：“鲜于伯机父遗墨世方贵重，此卷虽不著题识，望而知其为真也。
乐府词亦其所自作，前二首退居之趣，恬淡闲雅，有稼轩、遗山风……”身为遗山后学的郝经等人对于遗山乐府可谓深有了解，此数人皆将遗山、稼轩二人相提并论，由此亦可见出两人之间的词学之承袭及风格之相似。
更主要的，从遗山的词论、词学创作及词学发展的递变关系上看，遗山乐府与稼轩词之间实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
元好问对于辛弃疾的词学批评见于二处，一处是《新轩乐府引》：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
自东坡一出，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
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言：“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
”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
所以然者，《诗》三百所载小夫贱妇幽忧无聊赖之语，特猝为外物感触，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者尔，其初果欲被管弦、谐金石、经圣人手，以与六经并传乎？小夫贱妇且然，而谓东坡翰墨游戏，乃求与前人角胜负，误矣！自今观之，东坡胜处，非有意于文字之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
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
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与？另一篇是《遗山自题乐府引》：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尝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
乐府以来，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
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啖蛤蜊。
”客亦笑而去。
两处文字虽异，而其旨一也。
其中心内容是以“情性”为核心，大力标举苏、辛一派。
《新轩乐府引》中认为“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
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盛赞苏轼词文学创作所开创的历史功绩，但同时，元好问也注意到了辛弃疾等人与苏轼的源和流之问题。
认为“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
而在元好问的《遗山自题乐府引》中，“东坡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这一表述对苏、辛前后的源流承传关系则更为明确。
在元好问看来，援情性以入词作，苏东坡发其源，而辛弃疾等人浚其流。
对此，元人王博文也有相似之论：“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辞英气，天下之趣向始明。
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白枢判寓斋序云，裕之法度最备，诚确论，宜其独步当代，光前人而冠来者也。
”（《天籁集序》）苏、辛并称，是词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此论的提出早见于宋代当世，而发端于辛弃疾之门人范开的《稼轩词序》：“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序中指出了稼轩词与苏词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其后，潘牥的“东坡词诗，稼轩词论”之说（陈模《怀古录》卷中），汪莘的“（词）至东坡而一变……三变而为辛稼轩”之论等，大都着眼于苏、辛二人词之异同的比较，而将苏轼另立一宗，把辛弃疾直接苏轼，并把苏、辛作为一个词派的源流明确提出和定型下来，应该说是始于遗山。
(2)这是遗山词论的首创之功。
此后，明人张綖云：“词体大约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
”又说：“少游多婉约，子瞻多豪放，当以婉约为主。
”再后，清人王士祯加以补充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
”由苏、辛所引领的豪放一派被正式定格下来。
而其源头我们可以追溯到元好问的词论中。
二其实，不但在词论中“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张炎《词源》卷下），而且从具体的词学创作中我们也能看出遗山乐府对稼轩词的一脉相承之传承脉络，寻见“裕之乐府，深得稼轩三昧”的轨迹（吴梅《词学通论》）。
徐世隆《元遗山集序》谓：“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佑、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已。
……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
文体粹然为之一变。
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雄顿挫，闲婉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徐氏这里所明确的是元遗山词的艺术源泉是得东坡、稼轩二人不传之妙。
而在具体的接受和学习中，辛弃疾的词文学创作对于元好问来说，却有着更大的影响。
大抵论及宋词苏辛一派者，莫不以豪放一语以概之，实则，不但豪放一语难以尽言两人词作的全部内容和特征，“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者又不在其少数（范开《稼轩词序》）；即便就豪放而言，苏辛之间也有着很大的分野，所谓“东坡词诗，稼轩词论”之说（陈模《怀古录》），“长公丽而壮，幼安辨而奇”之论（《艺苑卮言》附录），即是着眼于二人之不同而言者。
若此者，前辈所论殊多，王国维谓：“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人间词话》）周济也谓：“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
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
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
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而语也。
”（《介存斋论词杂著》）又谓：“稼轩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苏辛并称，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
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循，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固未可同年而语也。
稼轩由北开南，梦窗由南追北，是词家转境。
”（《宋四家词选序论》））此二家所论极是，盖东坡之词所贵者在清，在旷，在超迈；而稼轩之词所当贵者在雄，在豪，在沉着。
当然，苏辛之分野，以及“其源实自苏长公”的稼轩词（《艺苑卮言》附录），其所不同于东坡的内容和艺术特质，并不是本文论述重点之所在，于此，稼轩的门人范开首开其论，而后人亦多有备述，兹不赘言。
所欲强调的是，“东坡一派，无人能继。
稼轩同时，则有张、陆、刘、蒋诸辈，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余辈”（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苏辛并称，辛之于苏，亦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也。
东坡之大，与白石之高，殆不可以学而至”（《莲子居词话》卷四），苏轼的“气体之高”绝非后人可以随意效仿和追步；相反，“辛之于苏，亦犹诗中山谷之视东坡”之方，却也不经意地道出了辛弃疾的作词之法是“有辙可循”的，更多一些可以具体把捉的门径，难怪后人词论中也有撇开东坡而以稼轩为豪迈之宗之说。
(3)不但使“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为陈同甫、刘改之、蒋竹山等所推尊，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辛派词人群体，而且在后世之来者那里成了赖以仰仗的法宝，为世世所承传。
金源一代，则有元好问。
张炎谓：“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邱》等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欲表而出之，故云尔。
”张氏以“雅正”之论绳墨稼轩，并由此认为“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
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自是一家之短视，为管中窥豹，未见全貌，不但于他本人有自相矛盾之言：“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
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乎也。
若邻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
如……辛稼轩《祝英台近》云：‘宝钗分……’皆景中带情，而存骚雅。
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州之泪，一寓于词，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
”即于后人亦有明断，刘熙载谓：“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以两家有轩轾意。
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秋》诸阕，均次稼轩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