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立国之初，其统治者周公十分重视前朝灭亡的教训，为了本阶级的统治，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
这一思想的提出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当时，商朝立法是以神权思想为指导的。
商朝的被推翻，给神权思想带来危机。
周统治者感到光靠神权已不能维持其统治，同时看到所谓“恭行天罚”即一味镇压也行不通，因此，提出了“德”的观念。
说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不敬厥德”，周朝之所以灭商，是因为“有德”。
所以只有“敬德”才能“祈天永命”，后人把这种思想归纳为“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
西周统治者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事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的。
所谓“明德”，就是尚德，即对民众提倡德教，要求其要加强自我克制，实行德治。
对统治者自身则要求其勤政修德，力戒荒淫；对犯罪者则要施以宽缓的政策。
周公说：“君子所其无逸。
先行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
”“依”就是“隐”、“痛”。
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因此必须宽以待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这些思想都反映了其“明德”的宗旨。
所谓“慎罚”，就是对刑罚的适用，采取审慎的政策。
周众从维护其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谨慎用刑，反对滥杀无辜，认为“滥杀无罪，杀无辜，怨有司，是丛（聚集）于厥身！”他的“慎刑”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对罪犯进行具体分析，区分故意犯罪（非眚）和惯犯与过失犯罪（眚）和偶犯（非终），对后者从轻处理。
二是反对族诛连坐，主张罪止一身。
他针对殷商的“罪人以族”，滥施族刑，强调“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只惩罚罪犯本人。
三是反对乱罚无罪，杀无辜。
他说“奸宄（犯法作乱）杀人，历人宥（宽宥）”，即若发生杀人案，无关的过路人不承担责任，从而缩小了诛连面。
为了争取争取殷遗民，他甚至号召“勿庸杀之，故为教之”。
四是刑罚适中。
周公说：“司寇苏公式敬而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
”所谓中罚，就是刑罚适中。
西周统治者的“明德慎罚”这一立法司法指导思想，是对商亡教训的总结，因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立法活动与司法实践，对巩固当时的周政权和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西周在刑事法律上确定了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原则。
包括：
一：耄悼之年有罪不加刑。
《礼记－曲礼上》记载：“耄与悼，虽有罪不加刑焉”。
即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孩童，其行为虽然构成了犯罪，但也不施加刑罚。
这是从犯罪主体意识能力上考虑施用刑罚的问题。
这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犯罪主体的行为能力的概念，并有区别以加以定罪量刑，这是明德慎罚的一个积极的表现，对维护其统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二：区分眚、非眚，非终、惟终。
《尚书－康诰》记载过周公对康叔的一段诰诫：“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时乃不可杀。
”即有人罪过虽小，但他是故意或一惯犯法，乃不可不杀；相反，一个人犯了大罪，但他是过失的偶犯，亦可不杀。
从此建立了过失（眚），故意（非眚）；偶犯（非终），惯犯（惟终）的刑事概念。
西周统治者能够注意到犯罪者的主观状态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也是其“明德慎法”的思想的进步表现之所在。
三：“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
《礼记－王制》：“凡听五刑之讼……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
”也就是说：凡断狱，官吏要考虑犯罪者罪行严重的程度，谨慎测度罪人的动机，以区别量刑的轻量。
这是从犯罪者主观动机的善恶，对社会危害的大小，来考虑量刑轻重。
四：罪疑从赦。
《礼记－王制》：“附从轻，赦从重”，附，指施刑之时，如此人所犯之罪在轻重之间，可轻可重，则施之以轻刑，这就是所谓“罪疑惟轻”。
赦从重，就是说若赦，则可从重罪之上赦之。
《尚书－吕刑》规定：“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
即对“正于五刑”而有可疑者，可减等按“五罚”处理，如按“五罚”处理仍有可疑之处，则予以赦免。
“明德慎罚”的思想对西周当时和其后世的政治统治和法制思想及传统影响是巨大的。
这一点从其中期周穆王命司寇吕候所作的《吕刑》便可窥一斑。
从《吕刑》的内容看，其基本精神仍在于贯彻周初制订的“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它认为各种肉刑首先是苗民搞的，因此反对滥用刑罚残杀无辜，要求用刑必须以德教为本，必须适“中”。
其通篇反复强调“中”字，力求用罚不轻不重。
同时反复突出崇德，要求司法应效法“天德”，无所偏私，必须慎重用罚。
还具体规定了疑罪的五刑可以以锾（即铜）收赎的办法，以减少肉刑，减轻刑罚。
“明德慎罚”虽然只是西周奴隶主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或方法，但它是西周法制经验的总结，暗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进步的色彩，在缺乏奴隶制民主传统的当时的东方，是有较大的进步意义的。
从全球范围来看，在世界刑法史上也是罕见的，在历史上起过较为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的立法和司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