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分析加缪哲学在不同时期对格拉斯文艺观的影响，揭示他对加缪思想的批判式接受并勾勒出其创作理念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格拉斯加缪荒谬反抗反“理想主义”“蜗牛理论”在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的演讲辞中，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tinter grass)诚挚地向他的“圣者――经加缪的恩宠后而变得高尚的西西弗斯”表示敬意：“他(西西弗斯)迄今仍于我有益并(助我)推动最沉重的巨石前行”。

虽然直至1980年发表的《头生或者德国人死绝》一书中，格拉斯才首次公开表明，法国哲学家加缪(albert camus)的作品早在50年代就曾引起他的极大共鸣，其思想对现今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但对他而言，80年代初重提加缪哲学，绝非是他诗学发展中的突兀转折，而是两位作家在思想上本已有的潜在契合逐渐凸显并深化的必然结果。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格拉斯不同创作时期对加缪思想接受的不同侧重，揭示他对加缪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并勾勒出他对政治与文学的反思逐步深化的过程。

一上世纪50年代，加缪《西西弗斯神话》的德译版问世，格拉斯立刻为其反理想主义、反意识形态的立场所吸引，如他在2000年接受齐默曼的访谈时回顾所述：“我很早就站在了加缪的一边，赞成他对意识形态所持的反对和排斥的态度，支持他的西西弗斯原则。

”而加缪的这种基本观点则是由其认识论决定的，即感性把握是理性认知的前提。

他强调：“只有我可以用手触摸到的真理，才是适合我的真理。

”(ms，117)与加缪一样，格拉斯对抽象的“一切充斥着理念的东西”抱有根本的怀疑。

他将矛头直指那些许诺终级目的的理论或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将现世的不幸视为“通向永恒之幸福(不论是在天堂亦或是在人间的)不可避免的预备阶段”(16，101)。

这些宗教与政治的救世说最终只能导致浩劫与无数个体的牺牲。

与加缪相同，他在布洛赫式的“希望原则”中看到了此类乌托邦式的终极目的论滋生的温床，并试图用西西弗斯的态度与之抗衡：“我不会散播希望，而只能指向西西弗斯：在极大努力之后巨石虽然到达了山顶，但短暂喘息之后它又已重新躺在山脚。

”。

格拉斯认为加缪观点的革新之处在于，他的西西弗斯使一种不需要希望原则的积极不懈的态度成为可能。

他意欲用这种态度来对付德国的“根本祸害”(14，473)――理想主义。

在战后德国，格拉斯屡屡遇到理想主义高涨的运动和学说：譬如马尔库塞新版的“救世论――安定的此在(6，157)”；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那显然是“德国理想主义在头脑里作祟”(16，264)；亦或是那些“热衷于追求乌托邦和乌托邦式的终极目的”(16，100)的激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知道“现实应该是怎样才可免遭惩处”，他们从来不会“失去目标一那终于变得温和的、完全幸福的、绝对道德的、无懈可击的公正及彻底理性化的社会”(16，102)。

德国每隔五、六年便来一次大规模的理想主义的运动，起初轰轰烈烈、但不久就转入失望或偏激，并迅速销声匿迹，对此格拉斯深感厌倦，而在加缪的西西弗斯那里，他认为终于找到了治疗此弊病的良方，因为这样的西西弗斯式的努力，是决不会流于“乌托邦式的希望和心灰意冷这两种极端的”。

对乌托邦和彼岸的摈弃，让加缪将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现实世界的问题上，“用爱守住现在的一切”。

对他而言，现在的幸福或这个并非完美的世界远比遥远未来的公正或天堂重要得多：“自由不是对未来的希望，而是现在以及人与世界在当今的和谐相处。

”对“此岸”的关注，而非将现实问题留给后世或来世，这也素来是格拉斯的行为准则：“我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即对彼岸生活的拒绝。

换言之，我们的问题应当设法此时此地解决。

它们是我们自己造成并需面对的。

一旦宗教与信仰意味着逃遁入彼岸或对问题的拖延，我立即会表示反对。

”。

加缪对极乐世界和乌托邦的拒绝与他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他认为人活着即意味着带着不足生存，意味着对自身局限性的承认。

人应该“学会像人一样地生与死，拒绝做神”(mr，344)。

一旦人欲成为不朽或按照理想化的蓝图将人改造成完人，或欲将地球变成天堂时，他的悲剧也就此开始，因为人或世界的完美化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根本矛盾的消解。

而人对理性的召唤、对非理性世界保持沉默以及由此冲突而产生的荒谬是人从出生始便须面对的格局，它属于人存在的一部分，无法消除(ms，41)。

祈望人或世界的永恒与完美以寻求解脱，意味着对荒谬的现实命运的逃避。

加缪因此认为，只有西西弗斯的境遇才是人存在的真实写照，只有像西西弗斯一样屡败屡战、始终不渝地努力才是人直面自己的局限和命运、直面理性和现实这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积极态度。

这一点，格拉斯深有共鸣。

他强调，加缪“是以现实的人为标准，拒绝按照乌托邦式的设计要求人去超越自己的僭妄。

在乌托邦式的设想对人的苛求中，他甚至找到了人类悲惨境遇的缘由”。

像加缪一样，他反对为了理想化的目标，去强行改造或扳直本性乃是康德意义上的“弯木”(krummes holz,)的人，并指出，西西弗斯不寄望于解脱的、不间断的努力是属于人存在本身的。

加缪的存在观、认知论及其反理想主义、反弥赛亚主义的立场对格拉斯上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初文学作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他本人对此也毫不讳言：“一位年轻作家(对加缪)这样的阅读体验”在“《铁皮鼓》中已有反映，我以为，在《狗年月》中尤甚”。

《铁皮鼓》(1959)里“没有奇迹”、“信望爱”或者“耶稣的继承人”等章节中的反救世论、反宗教解脱的倾向是勿庸质疑的；《猫与鼠》(1961)中主人公马尔克那酷似救世主耶稣的相貌便已预示了其悲剧结局；在《狗年月》(1963)里，格拉斯成功地塑造并批判了瓦尔特?马特恩这一人物形象，他乃是“德国理想主义之理念载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并非机会主义者)分别在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天主教中，最终在思想上的反法西斯主义中找到了救世论”(14，474)。

值得注意的是，格拉斯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明显受到其他各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如魔幻现实主义、巴洛克文学、早期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他早期戏剧与诗歌的荒诞特征则更多地师承于尤内斯库和卡夫卡而非加缪。

尤其在《反抗中的人》中，加缪一再强调的集体反抗在此时还远未被格拉斯提上议程。

因此加缪的哲学思想虽然从一开始便奠定了格拉斯对人、对世界及历史的基本认识，其对格拉斯此阶段文学创作的影响却不宜过分夸大。

二格拉斯研究者们往往认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格拉斯“启蒙乐观的”话语战胜了“荒谬悲观的”话语，“加缪模式之令人绝望的矛盾于他而言是陌生的”。

但其实不然。

其一，格拉斯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启蒙辩证的深刻反思，而他乐观的笔触虽偶见于政治演讲中，却与其文学作品无缘。

况且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加缪的理论也绝非代表无望或悲观。

其二，加缪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理解及其“反抗说”对格拉斯此时的政治行为与文学观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接受法国记者吉鲁的访谈中，格拉斯一再强调加缪榜样性的作用，因为“加缪是最后一批认为写作与行动是密不可分的哲学家之一。

他不满足于哲学反思而要现身说法。

他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所写的是保持一致的。

这种态度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当今复杂化的局势下还应受到推崇才是”。

在1957年发表的著名演讲《艺术家与时代》一文中，加缪核心论述了艺术的现实性及作家的责任感问题。

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游戏文学”，指出文学作品应反映现实问题。

作家不应远离社会坐在“观众席”上，而应参与公众事务并“尽他所能”地对时事问题“鲜明表态”。

现今作家的任务就在于设法在参与时政和文学创作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果我们本世纪的艺术家固守在象牙塔内，那他就有脱离现实的危险。

或者如果他一直驰骋在政治的竞技场内，那他将失去创作力。

而介乎于这两种态度之间的，便是真正艺术的艰辛之路。

”积极投身于政治的格拉斯也一直试图在文学与政治之间作一个“持久劈叉”(16，393)。

在1972年出版的《蜗牛日记》一书的结尾，格拉斯尝试用两个啤酒瓶盖――分别代表其政治与文学活动――来描述二者之间敏感的张力关系以及他如何去保持平衡：“我让这两个啤酒瓶盖之间产生距离，让它们相互靠近，让它们竖起来面对面相互支撑，把一个盖在另一个之上(亦或相反)。

我说：‘有时很不容易，但能行’。

”(7，298)与加缪一样，格拉斯反对文学脱离政治现实、逃避社会问题(16，446)。

他亦指出作家应将自己定位于“社会之中，而非其上或其外”(14，124)。

魏玛共和国时期，由于大多数(包括左翼)知识分子在它危难时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格拉斯吸取了这一教训，强调作家应负有社会责任感与义务。

他的座右铭是：“我不仅是作家，我也是公民。

”(16，263)另外格拉斯在70年代提出的著名的“蜗牛理论”――“进步是一只蜗牛”(10，137)――及其三要素(对失败的洞见，对终极目的的否认和对暴力的批判)也与加缪的反抗原则完全吻合。

加缪认为失败(世界的非理性)是恒定的，而(理性努力的)成功总是短暂的。

在寓言小说《鼠疫》和戏剧《包围状态》中他尤为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两部作品结尾时，书中的主人公或叙述者都同时指出，战胜这象征历史与世界荒谬的鼠疫只是暂时的，它必将卷土重来。

介时鼠疫细菌将为了“降灾和教育人类唤醒老鼠，并再次派遣它们出来，以让它们能在一座幸福的城中死亡”。

意识到人对非理性历史进程的反抗乃是徒劳，并非为了让人陷入绝望，而是让人明白取得永远胜利或达到终极目标的不可能――巨石不会停留在山顶。

人所能做的是接受荒谬的挑战并不懈地与之抗衡：“荒谬只有在人不与它妥协时才有意义。

”(ms，46)而努力的真正艰辛在于“坚持”(ms，1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拉斯在《蜗牛日记》一书结尾特别强调，象征理性胜利的1969年德国大选结果，即“蜗牛党”社民党与“大蜗牛”威利?勃兰特的当选，这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代表保守与改革阻碍势力的“黑党”基民盟已作好了反扑的准备，并还会重新夺权(7，297)，下一次的失败是注定和可以预见的。

所以叙述者格拉斯认为他的竞选旅行只是“(暂时)结束了”(7，289)。

而他的蜗牛一旦“嗅到了终点线”，便会马上离开，“它不愿到岸，愿意保持在路途中，不要(最终的)胜利”(7，8)。

它像加缪的西西弗斯一样，摈弃终点，充满耐心而不是沮丧，一次次地对现实的非理性发起新的挑战和抗争。

诚然，这种抗争坚决抵制暴力，而提倡社会和平改良与改革，正如加缪的反抗说所要求的那样(mr，323)。

鉴于与加缪在重要原则问题上的共识，格拉斯认为他的蜗牛论即改良主义，从根本而言，也是加缪的立场：“我一直都拥护改良主义并认为改良主义的态度――即对一切永恒和终结的怀疑，无论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中――乃是一种加缪式的态度。

”三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蜗牛论”里，西西弗斯式的失败还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威胁或理论前提而存在着，那么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格拉斯则发现它已成为既成的事实，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因为几乎“在所有领域内”都“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