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一生为官三十多年，早年曾任洪州分宁县主薄及几任县令，后任南安军司里参军，晚年任广东转运判官、广东提刑、知南康军。
虽然官职不大，但他所到之处皆有实绩。
清代张伯行叹道：“故当其出，则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当其处，则胸怀洒落，故光风霁月。
”“出”谓为官处理政事精明强干，业绩惊人；“处”则言其平时为人心怀坦荡，操守慎严，人品极高。
事实上，周敦颐不仅为官处理政事的政绩卓越，而且官德思想在他的著作、诗文等中也有所阐述：“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
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
”（《通书·师友上》）“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
”（《通书·师友下》）周敦颐秉承儒家入世的精神，认为最受崇敬的东西不是官职，而是道德，官员只有身体力行道德才能显示出自身的尊贵，“德”体现在官员身上就是“诚心端身”。
一、诚心端身源自《中庸》的“诚”是周敦颐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明初学者薛瑄说：“《通书》一‘诚’字括尽。
”黄宗羲谓：“周子之学，以诚为本。
”（《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诚”既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源泉。
“圣，诚而已矣。
”“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诚下》)“诚者，圣人之本。
”(《通书·诚上》)圣人之为圣人，就在于圣人达到了“诚”的境界。
一方面，周敦颐以“无妄”释“诚”，将天道之“诚”落实于性命层面。
“身端，心诚之谓也。
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不善之动息于外，则善心之生于内者无不实矣。
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
”(《通书·家人睽复无妄》)“无妄”原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意为合于天道，无违天命。
周敦颐将“无妄”和“诚”结合起来，以“无妄”规定“诚”，并对“无妄”作了进一步诠释，人心之未发，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一旦心动而不善就会造成内心的紊乱，这就是“妄”。
如果将造成心理失衡、虚假无据的“妄”复归原处，就是“无妄”。
“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周易·序卦》）无妄则回归了人心纯粹的本然状态，就是复归纯粹至善的境界，从而达到了“诚”。
另一方面，把“诚”的道德本性归结为“无欲”，认为“无欲”是“成圣”的必要前提。
“‘圣可学乎？’曰：‘可’。
曰：‘有要乎？’曰：‘有’。
请闻焉曰：‘一为要。
一者无欲也。
无欲则静虚、动直。
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通书·圣学》）“一为要”是指一种没有欲望、心灵净化的精神状态。
因而，“一”的关键在“无欲”，做到“无欲”才能做到圣贤。
这也是周敦颐对《孟子》寡欲说的发展。
《养心亭说》明确指出：“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
2011年第1期（复总第79期）船山学刊Chuanshan JournalNo．1，2011（rest．tot No．79）周敦颐官德思想探析收稿日期：2010-10-01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项目《周敦颐官德思想与现代践行研究》（10C0726）作者简介：周欣（1985－），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湖南永州425100）摘要：周敦颐将“为官重德”视为官德的基本原则，提出官员不仅要“诚心端身”，消解内心的不妄之念，而且要以“仁爱之心”，做到“爱民务实”，把为人谋利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志伊尹之志”，“致公无私”，以谋私利、谋官位为耻；勤政廉洁，不受外界诱惑，对行贿、腐败不同流合污，洁身自爱。
这些思想为现代官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周敦颐；官德；“志伊尹之志”；诚心端身；爱民务实中图分类号：B24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072－03周欣72--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
诚立，贤也；明通，圣也。
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
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养心之道就是寡欲以至于无欲，最终达到圣人境界。
这说明，周敦颐所说的“无欲”仍是以《孟子》思想体系中的良知良能为逻辑前提，依靠自身修养以成就圣贤人格的理论主张。
如果说，“诚心”是“内得于己”的德性修养，那么“纯心”的目的则是“外得于人”的自我实现，其道德理想设计的基本指向是培养“内圣外王”的“圣人”人格，解决的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所谓“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
”（《通书·治》）为什么只有“心纯”才能贤才辅呢？为何贤才辅是天下治的条件呢？朱熹说得很好：“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从之也。
”人君之心纯而不杂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条件。
也就是说，若官员以“诚”取信于人，就能得到臣的纯心辅佐，也就不需要人人提耳而教。
那么，纯心包括哪些内容呢？周敦颐从三个方面作了规定：“从心术言，仁义礼智皆备；从方法言，动静处置得宜；从仪容言，言貌视听不逾规范。
”[1]这三个方面正是我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基本点，但是周敦颐突出了关键性的一点：纯其心，无疑是对儒家思想的改进。
二、爱民务实周敦颐出身在书香门第，父亲周辅成大中祥符八年进士，为贺州桂岭县令。
父亲去世后，得到在京为官的龙图阁学士的舅父郑珦推荐入仕。
他博学力文，自然领会到了民本思想对为官的重要性。
他认为：“得其位，施其泽，及生民者代有之。
”如果谋其政，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又怎么能收到百姓的爱戴与拥护呢？“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
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
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通书·顺化》）这段文字讲述从天道到人事的生成化育过程：其一，以仁义为内在的资质，生成化育的结果是在“不见其迹，莫知其然”的神的动力作用下形成的。
其二，人所做的只能是顺应神化，培养内在的德性，以仁、义道德治国，感化百姓，安定百姓。
其三，尽管有些事并不能做好，但只要官员去努力，就会影响其他人。
所谓“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
”（《通书·陋》）“实胜，善也；名胜，耻也。
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
德业有未著，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
小人则伪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忧。
”（《通书·务实》）“实”即务实，“名”指虚名。
《释文》：“为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民且美；为伪，饰巧百端，于心劳苦，而事日拙，不可为。
”为官之道在于道德培养和切实践行，只有戒浮、戒躁，重实际、务实事，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爱民务实”的精髓又在于“拙“：“人谓予拙？”予曰：“巧，窃所耻也，且患世多巧者。
”予喜而赋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贼，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
呜呼！天下拙，刑政彻。
上安下顺，风清弊绝。
”（《拙赋》）《拙赋》是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在湖南永州所作。
由于虔州失火，周敦颐对移永州。
从虔州到永州，虽然职位没有变化，然而永州属南蛮之地，实则已经贬官，此时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永州，柳宗元曾写了一篇“乞巧”为题，以自己的愚拙与巧夫、贵者进行比较的《乞巧文》。
同样是在永州，周敦颐提出“拙”是为官的标准：“巧者好张扬夸大，言多文饰；拙者注重实际，不在言词。
巧者因为时刻要突出自己和表现自己，挖空心思，所以身心劳苦；拙者因无私心，没有额外负担，所以轻松安逸。
巧者一切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不顾天理人情，所以常做坏事；拙者不因私害公，所以常做好事。
巧者处处为己，机关算尽，往往灾祸及身；拙者不求多得，奉公守法，身家康泰。
”[2]如果为官者皆“拙”，社会也就真正和谐了。
实际上，“爱民务实”的价值选择仍未脱离传统德治模式中的君主施恩于民的思路，但是要求为者官仁慈爱民，还利于民的处事方式无疑是富有启发性的。
尽管在封建社会是服务于“统治者”的伦理选择方针，但只有民为“主”，官才会为“仆”；只有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将“执政为民”等理念落到实处。
三、致公无私如果“爱民务实”是官德的价值支柱，那么“致公无私”则是民德的具体凸显，因为“为民之心”集中体现为“为公之心”，其基本内涵就是“志伊尹之志”———致力于治理国家、增进百姓的幸福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
众所周知，传统政治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情主义，往往是以“私情”而非“公情”为人伦关系的起点，以己为中心而依此推出社会结构。
《大学》：“欲明明德于天下，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
”亦以亲疏为先后。
《孟子·73--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这都是对个人道德修养提出的准则。
周敦颐在官德思想中一方面继承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理论，另一方面凸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
端本，诚心而已矣。
则必善。
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
（《通书·家人睽复无妄》）钱穆先生对此解释说：“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
亦已难易亲疏为先后，尧让天下于舜，实不难。
能不传其子丹未则难。
舜让天下于禹，亦不难。
而不传其子商均则难。
父子之亲，而不能传其位，斯诚难矣。
然尚有难者。
尧能识舜之贤，舜能识禹之贤，共事难而犹易。
尧舜不能教其子亦为贤，斯则实难。
孔子能教颜渊成亚圣，然不能教其子伯鱼亦为亚圣，此非难乎。
以父子之亲而不能教，夫妇尤然。
故濂溪谓家难而天下易。
惟其亲，故见难。
濂溪此言，诚足以为千古之名言矣。
”[3]家人亲而义难胜情，天下疏而公难制私。
亲疏则是治理天下困难的原因，这也是历代王朝兴衰的症结所在。
因此，为官者要向内心德性上求陶冶修养，反求诸己，消解内心不善之念，克制自身与道德相违背的一切私念和私欲：“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
”（《通书·公》）在他看来，“公”是天德在圣人身上的表现，天生万物，地成万物，可谓公而无私。
同时，又把“公”分为“于己之公”与“于人之公”：“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能公于人也。
”（《通书·公明》）事实上，“公于己者公于人”是对董仲舒“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春秋繁露·仁义法》）的发挥，也是对官德中“治下不治上，正人不正己”的颠覆。
四、勤政廉洁周敦颐官职并不显赫，但他勤政廉洁，故而成为儒家学者从政的典范。
他在脍炙人口的《爱莲说》中以莲花寓意人生，名为写莲，实则写君子和写自己的人格、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