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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小说评论】莫言新作_蛙_中的自省意识探析

[摘要]莫言的新作《蛙》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切入点,从其合理性与人权的矛盾中,对一代人为之付出的艰
辛与生命存在的艰难进行了客观描述。

书中将“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职能和基于人性的自我反省状态做出了深刻的彰显,对在计划生育年代经历过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的担当作出探析,以便解决当代人在强大的外力与内心欲望之下,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存处境的问题。

[关键词]
《蛙》;计划生育;自省意识;生命担当
[中图分类号]
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11)Z01-0025-02
莫言新作《蛙》中的自省意识探析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自上个世纪60年代推行以来,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正因为它近在眼前,反而更容易成为我们思考的盲区。

然而当莫言把笔锋聚集于生育政策引发的种种情状时,我们这才恍然,计划生育在推行过程中所引发的种种辛酸,甚至是用生命来承继生命的沉痛在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是矛盾纠结的人物、尖锐残酷的问题、困惑难言的思考、文学本性的悲悯。

”而恰巧的是,我们读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或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人,这就使问题有了一种普适性的效果。

读罢作品,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能够透过历史的凝重,来反视自身的缺失,便是作家莫言把文学推向最个人和内部的领域的伟大尝试。

一、厚重的历史:自省意识的构成积淀
人类历史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体构成,文学若要有深刻的力量,必然立足人类历史。

莫言在文中所建构的文学背景依托于计划生育政策。

因为这项政策从属于历史同时又属于当下,它自身又存在拯救与扼杀的悖论,从而使这个题材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了高度的敏感性。

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极具必要性,然而也正是它,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否定了生命合理性价值的惨痛代价。

在当下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早已漠视了曾经的沉重。

莫言的《蛙》的出现,及时为我们敲响了尊重生命的警钟。

我们没有理由去批驳计划生育政策曾经乃至今日都在不断发挥的遏制中国人口急剧膨胀的重大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在强大的外力与内心欲望的驱使下,该如何面对自身的生存处境的问题。

小说中对自省意识的讨论以“姑姑”为叙述中心展开。

她是一名技术高明、有勇有谋的妇产科医生。

这个职业与计划生育政策一样有着自身的相悖性。

一方面,她是生命的天使,通过她的手,众多生命顺利地来到人间,避免了古旧的接生法造成的不必要的伤亡;另一方面,她心系党和国家,是计划生育政策一名坚定的支持者与执行者,政策之外的生命不得不在她手上遭到扼杀,因此她又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刽子手。

随着“姑姑”年龄的增长,她手下残杀的生灵便日益增多,这是使她无法排除积压在心中的罪恶感的直接原因。

纵观整个故事,人物不断自省与追悔的过程也由时间线索逐层展开———“姑姑”由年轻时的满腔热血到年迈时的惶惑难安。

时间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一切已成为历史,面对厚重的历史事实的积淀,使“姑姑”饱受了精神的严重煎熬与折磨。

莫言通过“姑姑”这一形象的塑造,实际上是为个人生命遭遇现实撞击埋下了伏笔。

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命运必然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开始了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纠缠。

小说的最后,“姑姑”在饱受重大的心灵折磨之下,不肯了结生命,并非贪生怕死,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一个罪人是连死的资格也无法具备的。

一个人到了求死不能的时候,这种折磨显然是更加残酷的。

从“姑姑”严酷地自我解剖中,我们看到了超越于历史层面的深刻的理性自省意识。

二、《蛙》中“姑姑”自省意识剖析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严格的宗教禁忌。

一种严格宗教禁忌意识的缺乏,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人道德底线与罪恶感的普遍缺失。

”莫言在这种文化背景的基础之上,使书中的主要人物进行了或深或浅的自我反省。

“姑姑”的自省意识有着曲折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从她开始产生罪恶感直至她所做的一切成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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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心结的过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姑姑”的父亲是医术高超且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她自幼就形成了无畏的勇气。

幼年就被抓到日军的平度城的经历,“又加上一个黄金般璀璨的出身,已经成为我们高密东北乡影响巨大、众人仰慕而视的重要人物。

当然,姑姑的容貌也是出类拔萃的。

”到了“姑姑”该谈婚论嫁的年纪,她又遇到了自己情投意合的空军飞行员,就在所有人都羡慕“姑姑”这种近乎完美的人生的时候,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一点点走上了下坡路。

读罢全书我们能够知道,莫言此前把“姑姑”塑造得愈完美,愈加让人羡慕,后来便愈能把人生命运的无常表述得更为真实与深刻。

“姑姑”的未婚夫贪恋政治上的权力与经济的优越,叛逃到台湾,这件事给了“姑姑”沉重的打击,又恰逢“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这种牵连使她更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

然而这种苦痛,并没有使“姑姑”的意志消沉萎靡,而是使她练就了更为刚强的本领,“在此种甚为巨大的革命力量的影响与作用之下,性格本来就具有明显男性化特征的姑姑,就更是丧失了女性应有的温柔与娴静,真正地变成了一种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异常驯服的革命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姑姑”日渐明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另一面是牺牲无辜的性命,妇产医生的另一面是手上沾满了更多孩子的鲜血。

双重意识的压迫下,“姑姑”刚强的性格竟被青蛙吓丢了魂魄,而“蛙”是高密东北乡所膜拜的图腾象征,“蛙”就是“娃”。

其实这折射出的正是她内心中对于既往岁月戕害幼小生命而不断自省却不得解脱的一种本能恐慌。

围绕着计划生育政策这一特定时代下的产物,莫言更是对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关于人性的裂变进行了深入地批判性反思。

“如果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之痛、人性之痛具有某种原罪性质的话……这种原罪不应由姑姑来承担,它与个人的善恶人性和道德无关,姑姑是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信仰’来执行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她不过是制度或事业的一个工具,她其实也是受害者和牺牲者。


三、如何自省与生命的担当
《蛙》这部作品,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追思,是灵魂受苦之后的落实,不仅仅给我们触动心灵的个人反思,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它对于灵魂罪恶的自省与对苦难的承受。

我们往往一味地追求生活的变化,期盼着给生活注入新鲜的色泽,却很少去打通生命的关隘,回望一路走来的血泪历程。

“姑姑”其实是苦难与罪恶的承担者,这种承担既是替她个人,又是替中国人民。

她内心对党的坚定,对国家的工作燃烧着火焰般的热情,即便在“文革”的特殊时期,她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坚持与信仰。

所以,她在执行自己的职责时可谓毫不留情,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这一切导致她常常在睡梦中惊醒,因为这种苦难与罪恶对她来说是一种生命的责难,她不去承担,谁又能替她洗净灵魂的污迹。

莫言在书中也明确地表示了旁人和其所代表的这个世界对“姑姑”的救赎:“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就像您熟知的鲁迅小说《祝福》中那个捐门槛的祥林嫂,清醒的人,不要点破他的虚妄,给她一点希望,让她能够解脱,让她夜里不做噩梦,让她能够像个无罪感的人一样活下去。

”到故事的最后,我们发现,最不能原谅她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姑姑”自己放不下内心的惭愧与压力。

消解和遗忘并不能真正擦去人生存中的苦难的痕迹,因为那“最多也不过是一种自欺和掩饰而已。

”所以,“姑姑”决定嫁给她并没有真正感情的泥塑艺人郝大脚,因为她可以将他捏出的泥娃娃供奉起来,告慰那些曾经被她亲手毁灭的生命,实际上就是在承担自己犯下的罪和与之带来的苦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承担就是受难,主动去受难。

“姑姑”作为一个女人,放弃了对真爱的追求,在她作为妇产科医生并不短暂的一生中,接生婴儿无数,但自己却没有孩子,这件事本身就令人怜惜。

“在苦难中,他开始明白苦难的意义,明白人作为有限的存在,只有在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荫蔽之下,活着才有不朽的价值。


就在“姑姑”用尽心思与丈夫郝大脚打造2800个泥娃娃,将怜悯与忏悔种在心里的时候,外面世界的人们争相购买着心仪的泥娃娃,表面上这只是正常的商品交易,实际上,背后却掩藏着商业经济体制中一个平庸的生产制造环节。

相比照“姑姑”而言,书中写到的另一类借助计划生育政策作为自己的发财工具与谋生手段别有用心的人,就并没有任何良心的自责,哪怕是检讨一下都不曾有过。

他们恰是“姑姑”的反面典型,一个有良知的、贡献巨大的灵魂尚能不断地反省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那些真正丧失了道德的人们却漠视自身的丑态与行为。

莫言犀利地将视角拉回时代与社会生活的纵深之维,给人以灵魂的撞击——
—人类精神的自我迷失与道德沦丧是否远比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影响和“姑姑”自认为的“罪恶”更能显现国民的痼疾和人性悲剧的荒诞。

那些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孩子更多的受到世界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来就带有原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罪来自于命运的眷顾。

[参考文献]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2]管笑笑.发展的悲剧和未完成的救赎——
—论莫言《蛙》[J].南方文坛,2011(1).
[3]王春林.历史观念重构、罪感意识表达与语言形式翻新——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J].南方文坛,2011(1).
作者简介:姜畅(1987-),女,吉林公主岭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王金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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