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理趣诗歌的主要任务是抒情，但是说理也是诗歌的功能之一，事实上也存在着旨在说理的诗，某些抒情诗中往往也有说理的成分。
本讲将着重探讨诗歌如何说理才富有情趣的问题。
一、说理也是诗的重要内容诗歌本质上是抒情的，说理非其所长，所以不少人都反对用诗歌来说理。
如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清人王士祯《带经堂诗话》亦云：“诗三百篇主情，与《易》太极说理，判然各别。
若说理，何不竟作语录，而必强之以五言、七言，且牵缀以声韵，非蛇足乎？”应当说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诗的主题不外乎抒情、言志、说理三端，要想在诗歌中完全杜绝说理，几乎是不可能的。
《诗经》中就有不少说理的诗，譬如《小雅·十月之交》有云：“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就是用诗歌形象说明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有时甚至是非常巨大的。
而《豳风·伐柯》则是一首完整的说理诗：伐柯伐柯，匪斧不克。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汉乐府《长歌行》用露水易干，春天光辉的花叶到秋天就衰败了，百川东流一去不回等一连串的诗歌形象说明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道理，颇有感染力。
晋代甚至出现了以诗明理的高潮，只是形象干瘪，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但是也有借诗歌形象来说理的好诗，如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八有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资；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就用形象化的语言，讲了岁寒知松柏之后凋的道理。
而到了唐代则出现了许多耐人咀嚼的哲理诗，如初唐诗人虞世南笔下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人们常说站得高看得远，这首诗说站得高声音也传得远。
这当然是一种比兴说法，虞世南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美名远播主要靠他自己的内因，而不是靠外因。
还有的诗所说的道理溶解在形象中，需要我们仔细体会。
如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
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这首诗既抒发了沧桑之感，又说明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道理。
失败者因为发愤图强而走向胜利，胜利者由于骄奢淫逸而走向灭亡。
吴越两国的斗争史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的刘大勤在《师友传灯续录》中提出过一个问题：“宋人多言理，唐人不然，岂不言理而理自在其中与？”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爱说理为宋诗的一大特点。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本朝人尚理。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也认为：“宋人诗主理。
”下面我们就以宋诗为例分析一下诗歌说理的内容。
宋人以诗说理的内容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表现哲理。
譬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不少宋诗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像梅尧臣的《对花有感》：“新花朝竞艳，故花色憔悴。
明日花更开，新花何以异？”最耐人寻味的要算孔平仲的《马上小睡》：夹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觉据鞍眠。
觉来已失初时景，流水青山忽眼前。
刚刚还是满眼桃花，在马背上打了个盹，眼前就是青山绿水了。
宗教也属哲学范畴。
佛教徒常以诗来宣传佛教教义。
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八所载某尼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
归来拈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五灯会元》卷一讲过一个故事：“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
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付嘱摩诃伽叶。
”佛教教义难以尽说，所以佛祖释迦牟尼拈花示众以启发弟子们自己去领悟。
“是时众皆默然，惟伽叶尊者破颜微笑”，说明只有伽叶有所领悟，所以得到释迦牟尼的青睐，成了禅宗的创始人。
中国禅宗六祖慧能认为：“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檀经》）如果把寻春比喻学道的话，为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呢？主要是因为在自身以外寻春访道，虽踏破铁鞋，也无所获；而在自身中求，则往往能够顿悟。
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已经说过类似的话：“眼在睫前常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
”我国的一些哲学典籍，也讲了同样的道理。
如《文子·道原》篇说：“大道坦坦，去身不远；求诸远者，往而复返。
”当然从这首诗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出其他道理，如对事物、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前，我们只能见到事物旧有的面貌，在事物发生质变以后，我们就能处处见到事物的新面貌了，等等。
道教观念虽然庞杂，但是其主张贵生避世的特点还是十分鲜明的。
道教徒爱用白云来表现这一观念，如北宋嗣汉三十代天师张继先《诗一首》云：“白云闲似我，我似白云闲。
二物俱无心，逍遥天地间。
”显然这首诗将道教贵生避世的观念表现得非常透彻。
宋诗中还有许多抒写生活体验与感悟的作品，这些体验与感悟往往充满哲理，因此特别值得珍视。
就拿登高望远来说，宋人就写出了一些感受各不相同的哲理诗，如李沆大的《题六和塔》：经从塔下几春秋，每恨无因到上头。
今日始知高处险，不如归卧旧林丘。
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人们的共同认识，然而站得越高，风险也就越大，安全系数也就越小。
作者在登上六和塔顶层，亲身体验到风险以后，经过权衡，还是拒绝冒险，选择了习惯性生活，因为这样做没有风险。
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却有着不同的体验：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在王安石看来，站得高是因，看得远是果，要想看得远，就必须站得高，而且还要攀登上最高层，从而展现了中国11世纪改革家的胸襟。
再如释重显《五老师子》云：踞地盘空势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
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云擎也出头。
《僧宝传》称重显尝游庐山栖贤寺，时諟禅师居焉，简严少接纳，显藞苴不合，作师子峰诗讥之。
这三首诗的主题思想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们所处的位置对于人们的思想、人们的生活道路的影响是很大的，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宋人还常用诗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
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
‟当时故必有谓。
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迟留诵诗久之，亦未能无意也。
荆公他日复题一篇于诗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何仿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是主张改革的，而晏殊（谥元献）、文彦博（封潞国公）是反对改革的。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受到了普遍欢迎，如宋人沈辽《水车》诗：“黄叶渡头春水生，江中水车上下鸣。
谁道田间得机事，不如抱瓮可忘情？”再如韦骧的《桔槔》诗：“露井无穷惠，机心在桔槔。
浅深在应取，俯仰不为劳。
固免羸瓶悔，全胜短绠操。
如何翻鄙笑，抱瓮自孤高。
”宋人还喜欢用诗来探讨诗歌理论。
如王安石的《题张司业诗》，吴可的《学诗》诗。
陆游也有不少论诗诗值得我们重视，如其《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二首》之二：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
君诗妙处吾能知，正在山程水驿中。
即深刻地说明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再如杨万里的《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之二：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
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
正因为他们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藩篱，所以在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成就。
由此可见，说理是诗歌的重要内容，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诗歌中说理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也是丰富多彩的。
看来问题不在于诗歌能不能说理，而在于怎样说理。
二、说理的诗应富于理趣说理的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如刘克庄《跋恕斋诗存稿》所批评的那样：“近世贵理学而贱诗，间有篇咏，率是语录之压韵者耳。
”像理学家邵雍《击壤集》中的大部分诗都属于这种情况。
如他的《知人吟》：“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
出于知，则同乎理者谓之是，异乎理者谓之非。
出于私，则同乎己者谓之是，异乎己者谓之非。
”诗的本质是要用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像上面这首《知人吟》，毫无形象可言，故不能算作诗。
准此以谈，僧人写的不少偈颂由于没有借助形象来说明道理，也算不得诗。
蒋孔阳在《形象和形象性》一文中曾批评道：“有的所谓…哲理诗‟，如佛家的偈语等，虽然思想是被装在诗的形式里面的，但因为没有个性，所以没有诗的形象，不能称为真正的诗。
”还有一部分诗富有理趣，这是宋诗的特点，也是宋诗的优点。
南宋包恢在探讨诗歌创作理论时用了理趣的概念：“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
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答曾子华论诗》）清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首《凡例》云：“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有理语。
”何谓理趣？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作了深入探讨，指出：“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
”在钱钟书看来，“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当为花中蜜），体匿性存，无恨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
”可见，诗的理趣就是通过诗的形象来表现哲理的艺术趣味。
其最高境界是将理溶解于诗的形象之中，使人浑然不觉，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如叶绍翁的《游园不值》：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作者游园的目的是为了寻春，柴扉紧闭未免让他失望，但是一枝出墙的红杏使他领略到了满园春色，又给他带来了一份惊喜。
短短的四句诗写出了作者由期望到失望，再到他的期望意外得到满足而非常得意的心理变化过程，显得情趣盎然。
我们细细品味，发现这首诗也道出了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内容或本质是一定会通过形式或现象反映出来的，春天到来了，我们即使没见到杏花，也会从桃花、李花、荠菜花、迎春花那儿获得春天到来的信息。
正因为诗的理趣蕴涵在诗的形象之中，故诗的理趣多见之于山水诗、咏物诗、咏史诗，以及形象化的议论中。
诗人常在爬山涉水登高望远时有所感悟，而将诗的理趣寓于山水之中。
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西林，寺名，在庐山，一名乾明寺。
近代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指出：“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
”但是新思想究竟指什么，他没有明说。
今天看来，前两句似说明人们的观点会因为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
人们因为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观察事物的时间和地点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看法，即使同一个人也如此。
后两句说明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道理。
因为局中人往往要考虑利害得失，其主观因素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与限制，所以难以对事物的本质有客观而准确的认识。
黄庭坚还认为苏轼在这首诗中谈了人们对佛学的理解各有差异，黄氏评价道：“此老人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剌语，非其笔端有舌，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冷斋夜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当然也是各不相同的，个中人尤其如此。
再如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