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卷第2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 ol.11No.2 2010年6月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Jun.2010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是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依据，又是调节社会生活矛盾的规则，也是衡量人们行为的准绳。
法律与国家的富强衰弱有着密切的关系，“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1］41因此，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等关注法律，尤其是在两汉时期，有以经治国、春秋断狱等法律形式，使有些学者的思想转化成国家的法律规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志在补天救世的崔寔也不例外，他深入观察社会的政治状况，针对现实，为济时拯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法律看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笔者试做归纳述论。
一、德刑兼施，重赏深罚道德与法律，德教与法令，教化与刑法等，是治国安邦相辅相成的基本手段，不可缺少。
而在实际运用当中，现实情况决定运用方式有所区别，执法者的文化素质不同运作起来也会各具千秋，时代不同人们认识各有特色。
贾谊主张综合德教、法令，认为：“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
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2]2253董仲舒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
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
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
”［2］1031-1032因此应当“大德而小刑”，或“务德而不务刑”。
[3]327,328刘向云：“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
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并湊，强国先其刑而后其德。
夫刑、德者，化之所由兴也。
德者，养善而进阙者也；刑者，惩恶而禁后者也。
”［4］170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277刑德针对的对象不同，不同类型的统治者用法各异效果也不相同。
崔寔认为：“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
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
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
①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5］第2册第440页他继承了前人关于治国需要运用德教、刑罚两手的理论，把治国与理身进行类比，把德教比喻为粱肉，把刑罚比作药石，比喻形象生动而独具特色。
再则，“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
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
方将拑勒鞬辀以救之，岂暇鸣和銮清节奏，从容平路哉？”［5］第2册第440页因此，应当因时、因事而制宜，东汉既然已经处于乱世，应当参崔寔法律思想述论秦进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91）[摘要]志在补天救世的崔寔，针对东汉末年的社会政治状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主张。
论文从德刑兼施、重赏深罚，遵先王制、适当赦免，以严致平、思复肉刑三个方面探讨了崔寔的法律思想。
[关键词]崔寔；法律；思想；述论[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692(2010)02-0075-05[收稿日期]2010-02-08[基金项目]河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Ｓ070505）[作者简介]秦进才（1953－），男，河北衡水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76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以霸政，实行重赏深罚。
只有如此，才能维持君主的威信，才能遏制民欲，以防僭越。
崔寔重赏深罚的法律思想有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历史依据主要是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兴盛衰亡，现实依据主要是东汉末年皇帝昏庸，宦官、外戚强大，社会秩序混乱。
他提出：“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
”［5］第2册第439页之所以如此，在于“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
嘉瑞并集，屡获丰年，荐勋祖庙，享号中宗。
算计见效，优于孝文。
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
治国之道，得失之理，于是可以鉴矣！”［5］第2册第439-440页以汉宣帝、汉元帝父子的不同政治策略所取得的不同政绩为例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重赏深罚的作用与意义。
对此清朝袁枚则认为：“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宽也。
果其宽，则萧傅不杀，堪、猛不诛，王章不死矣。
孝宣之中兴，是明也，非严也。
若果严，则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条，不纵张敞之亡命矣。
”［6］第2集第407-408页这显然就提出了与崔寔不同的看法。
然而实际上，汉宣帝初年，治狱吏“上下相敺，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
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2］2369。
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会“破奸轨之胆”。
但汉宣帝还是接受了路温舒尚德缓刑的建议，后来注意法律的修订，减轻刑罚，并经常在“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2］1102。
同时，还是继续实行“以刑余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2］3247的政策，汉宣帝熟练地运用“霸王道杂之”的思想，教化与刑法两手并用，取得了汉朝昭宣中兴的成功。
崔寔认为：“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
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弊之理也。
”［5］第2册第442页重赏深罚，就是要达权救弊、与世推移，因时而异，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世乱则威之以师旅，道治则被之以文德。
”［5］第3册第671页这种思想的确有道理，实行起来确实有效用，前提是君主圣明，臣子忠良。
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重刑阙于大臣，而密罔刻于下职。
鼎辅不思在宽之德，牧牧守守逐之，各竞擿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诋，以中伤贞良”。
［5］第2册第440页在东汉末年皇帝昏庸、朝政腐朽、政治黑暗、外戚宦官轮番掌权的情况下，重赏往往把爵位、官职、金钱等赏赐给专权的外戚、宦官，深罚常常用来惩罚正直廉洁的士人官僚，形成了两次党锢之祸。
但崔寔的重赏深罚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客观需求，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割据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付诸于实践。
被王夫之认为是“申韩之绪论，仁义之蟊贼也。
其后荀悦、锺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诸葛武侯、刘先主決行之于上，君子之道詘，刑名之术进，激于一时之诡随，而启百年严酷之政，亦烈矣哉！”［7］第10册第309页当然，这里既有王夫之不同的看法，也有思想家的主张与政治家的治国之策的区别，更有崔寔重赏深罚的本意与客观事实的区别，然而事实走到崔寔最不愿看见的结果上去。
其实，重赏深罚也不是崔寔一个人的看法。
首先是有着“刑乱国用重典”［8］870的传统和现实社会的需要，“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9］484“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
”［1］665-666在社会危机严重的情况下，“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10］3318“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
”［2］4266在天灾人祸频繁而至，政治腐朽堕落、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道德说教不是万灵的，必须辅以法律的规范与制裁。
其次是东汉末年一些人的共识，荀悦认为：“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
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义也。
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
拨乱抑强则先刑法，扶弱绥新则先教化，安平之世则刑教并用。
大乱无教，大治无刑。
乱之无教，势不行也；治之无刑，时不用也。
”［11］上册第407-408页“任循吏于大乱之会，必有恃仁恩之败；用酷吏于淸治之世，必有杀良民之残。
”［5］第2册第825页德刑并用是根本之策，社会条件不同运用起来各有重点，因时因地而不同。
德刑又被称为法教，②“故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
教者，阳之化也。
法者，阴之符也。
”［12］4礼义教化与法律刑罚紧密相连，“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2］1034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治定之化，以礼为首。
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13］683-684但崔寔的重赏深罚思想在后世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司马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第2期秦进才崔寔法律思想述论77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
”认为像孔子所说的“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14］1725-1726其实，崔寔认为：“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
”因为，“圣人执权，遭时定制。
步骤之差，各有云施，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闻也。
”［5］第2册第439页崔寔的主张是针对当时具体的社会现实“遭时定制”而言，更多带有治国安邦策略的意义，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马端临亦认为：“桓灵之昏庸岂足以语此，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
”［15］1423王夫之既不同意崔寔重赏深罚说，也不赞同司马光所阐述的宽猛结合说，认为：“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
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而并行焉，庶得之矣”的主张。
［7］第10册第309页其实，崔寔重赏深罚说，也是以官吏为对象，并不是针对着人数众多的黎民百姓的。
二、遵先王制，适当赦免赦免，指君主下诏免除或减轻罪人的罪责或刑罚。
“眚灾肆赦”，［16］128“赦过宥罪，”［17］349是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冬，“大赦天下。
”［10］270汉朝沿袭秦制，颁布：“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
”［2］348有些人主张不赦，《管子78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不至，亡命蓄积，群辈屯聚，为朝廷忧。
”[5]第2册第444页频繁地赦宥免刑，致使罪犯心存侥幸心理，亡命之徒轻易为非作歹，尤其是接近赦免之时更是胆大妄为，故意犯罪。
③“如是则劫不得不赦，赦以趣奸，奸以趣赦，转相驱踧，两不得息。
虽日赦之，乱甫繁耳！由坐饮多发消渴，而水更不得去口，其归亦无终矣。
又践祚改元际，未尝不赦。
每其令曰：‘荡涤旧恶，将与士大夫更始。
’是褒己薄先，且违无改之义，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
[5]第2册第444页本来大赦是朝廷与民更始，但实际上起着纵容犯罪的作用，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