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水浒传》是一部以宣扬忠义观念为主旨的描写农民起义的古典长篇小说，多年以来，人们对其中的忠义观念产生了一定错误的理解，本文将对此做一分析论述，从而达到更加客观地评价《水浒传》的目的。
关键词：水浒传；忠；义；忠义观；愚忠；非义一、概述《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杰出代表，也是第一部细致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其奠定了英雄传奇小说发展的基础，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一部丰碑式的巨著。
20世纪50年代，《水浒传》的地位突然被空前地提高。
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出版了《水浒传》， 10月27日，被看做是‚党的喉舌‛的《人民日报》为此专门发表了一篇评论，评论指出，出版《水浒传》‚是具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的事情‛。
之后，由于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水浒传》的评论逐渐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
当时《水浒传》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最伟大的杰作‛，甚至被称作‚农民起义的教科书‛，而没有对其中存在的错误的价值取向和性质理念进行梳理和批判，尤其是书中对忠义观的描述与阐释偏离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忠义观念的轨道，使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将所谓的‚劫富济贫‛、‚唯头领是命‛乃至为帮派私利而滥杀无辜都看做是忠义的表现，严重影响了读者对《水浒传》的认识和理解，对青少年的人格塑造与价值观的确立起到了消极作用。
本文将对书中所表现出来的错误的忠义观念加以分析论述，以期有助于对《水浒传》的正确评价与接受。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与义‚忠‛、‚义‛观念是我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也在随封建社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以下试分论之：‚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曰：‚忠，敬也。
‛可见，忠的最初本义是尊敬。
然而至晚于春秋时期‚忠‛与‚敬‛的意义已经有所区别，《论语〃为政第二》中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宋〃朱熹注云：‚临民以庄，则民敬于己。
孝于亲，慈于众，则民忠于己。
‛①可见此时的‚忠‛在意义上已经与‚敬‛分离开来，并且已经具备了类似今天‚忠诚于‛的意思。
另外，此时的‚忠‛亦已经发展出第二个引申义，即‚尽心竭力‛，如《论语〃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到西汉，作为‚忠‛的专指意义：‚忠君‛也已经出现，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
‛由以上可知，‚忠‛的意义在汉代以后已经开始逐步固定，即狭义的‚忠‛专指忠于皇帝，而广义的‚忠‛则意为忠诚，尽心竭力。
‚义‛：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具有‚适宜，合理‛的意思，如《易经〃乾》：‚利物足以和义‛，《论语〃公冶长》：‚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后逐渐衍生出‚正义‛之意，如《新唐书〃颜真卿传》：‚真卿叱曰：‘若等闻颜常山否？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师。
‛此外，‚义‛字还有‚意义‛、‚好的‛、‚议论‛、‚外加的‛等义，但若‚忠‛‚义‛并举时，‚义‛当为‚适宜、合理、正义‛之意。
由于‚忠‛、‚义‛观念倡导人民忠诚、行合理正义之事，因此历代君主无不大力推崇、宣扬忠义观念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的统治。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关羽，由于其忠义形象在民间深入人心并不断被神化，具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群众影响力。
因此历代统治阶级不断地予以尊崇、追封以宣扬统治阶级的忠义观念②。
另一方面，忠义观念也深刻影响着封建社会的大批官员，成为他们敢于当廷直犯龙颜，拼死直谏的精神支柱。
与统治者宣扬的忠义观念相比，民间的忠义观念显得更为纯粹，也更富有号召力。
它一方面表现了小私有者在受剥削压迫下扶危救困、互相支援、见义勇为的积极品德。
历代游侠之士那种讲义气、重诺言、感恩遇、报知己的壮烈行为都是‚忠义‛的表现；另一方面，历代农民反抗暴政的起义，也往往以忠义为号召。
然而，这种忠义行为往往以个人的利益、恩怨作为行动的根据，因此也历来为世人所争议。
三、《水浒传》中的忠义观念作者在《水浒传》中大力宣扬了其所谓的‚忠‛、‚义‛思想，并使这种思想在小说的主要人物宋江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水浒传》中的‚忠‛既包含统治阶级宣扬的忠君思想，又带有江湖间属下绝对服从于头领的忠诚。
所谓‚忠君‛就是忠于大宋皇帝，宋江深受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的影响，即便是在不得已落草为寇之后仍在期盼朝廷早日招安，他口口声声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③在《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一回中九天玄女还曾特地告诫宋江‚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
‛甚至宋江在被赐饮毒酒之后仍然坚信是‚天子听信谗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并将李逵毒死以免‚坏了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
‛另外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宋江的梁山军并非是在形势对他们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出于走投无路，才被迫投降朝廷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胜利的大好形势下主动接受朝廷招安的，这反映出宋江等人的起义只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与书中宣扬的忠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其下属对他的绝对服从又明显带有江湖气息，宋江仗义疏财，讲情重义，曾经冒险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在江湖之上赫赫扬名，连柴进这样有着丹书铁券的贵族见到宋江都‚立即拜倒在地‛，后来的许多头领亦是闻宋江之名而投奔梁山。
宋江的名字在江湖上早已成为一种精神凝聚力。
晁盖在时，宋江就已经将这种凝聚力发挥出来，使梁山军的规模迅速扩大，由一支几千人的队伍逐步发展成为几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正规军，从而使他的威望与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
而他对人谦恭有礼，不图名利，轻生死，重义气也使他极富人格魅力。
因此众头领虽然各怀绝技，有的还是朝廷大员，名门之后，但对宋江无不心悦诚服，唯马首是瞻。
而《水浒传》中的‚义‛比之《三国演义》中为天下社稷之义有很大不同，书中的‚义‛主要是江湖之中的‚义气‛，更多的是被压迫者之间互相帮助的关系，晁盖劫生辰纲事发，宋江则‚担着血海也似干系‛前去通报；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被捕，晁盖率众人在江州大劫法场等，都是江湖义气的具体体现。
而这种江湖义气的产生与流传则有着相当久远而深刻的原因。
‚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层人民，迫切盼望能够得到救助。
这种十分自然的心理需求，在动乱年代必定变得更加强烈……‘义气’成为人们彼此信任，依靠的一种极其重要的道义力量‛④在《水浒传》中，这种‚义气‛已经成为维系梁山众头领的一个主要精神力量，所谓‚讲义气‛，就是指好汉之间能输肝沥胆地互相救助；所谓‚结义‛，就是指‚好汉‛之间突破血缘关系的界限，结拜成超越骨肉的‚义兄义弟‛；所谓聚义就是指同心同德地干‚于法度上饶不得‛的冒险勾当。
四、‚愚忠‛与‚非义‛（一）愚昧而无可奈何的‚忠‛宋江对朝廷的忠心，以当时统治阶级的观点来看，无疑是一种楷模式的忠心，就是一个‚忠义之烈‛（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然而，以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宋江的‚忠‛却表现出了极大的愚昧和盲目。
《水浒传》记载的故事时间自宋仁宗嘉佑三年洪太尉误走妖魔起，至宋徽宗宣和六年宋江被御酒赐死止，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发生在宋徽宗时期，宋朝自建国以来，始终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加之历代皇帝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宋朝在抵御外族入侵的战斗中长期处于劣势地位。
到宋徽宗时期，民族矛盾已经非常激烈，宋徽宗在大观四年时，改元政和，接着又改元重和、宣和，接连三个年号都带有‚和‛字，可见其对和平渴望至极。
然而宋徽宗并没有将精力投入到振兴国家中去，反而任用高俅、杨戬、蔡京、童贯等奸臣，自己则耽于淫词艳曲，丹青笔墨之中。
宣和七年，辽国灭亡，金国取代辽国成为宋朝最大的敌人，宣和七年十二月，金军逼进北宋首都开封，宋徽宗将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即宋钦宗，自己称太上皇，慌忙向南方逃窜。
靖康元年，宋徽宗见形势有所好转，于是回到开封，第二年四月，金军攻入开封，俘虏徽、钦二宗及后妃、宗室、大臣三千余人，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由此可以看出，宋徽宗在国家倍受外敌威胁之时仍然任用奸臣，不理朝政，以至国家灭亡，宗室被俘，实在是昏庸至极。
究其失国之原因‚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
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
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
‛⑤然而宋江却没有看到北宋王朝极度腐败的实质，仍然坚持是‚奸臣蒙蔽了圣上‛，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高俅、蔡京等人。
甚至在临死之际仍不忘效忠朝廷，其愚忠可见一斑。
然而其最大的愚忠，就是使梁山军在斗争形势一片大好之时放弃来之不易的局面而归顺朝廷。
但朝廷当然不会轻易信任他们，将梁山军消灭的意图自始至终地存在。
因此从梁山军投降之日起，就不断地为朝廷南征北战。
固然征讨辽国的确是为国为民的忠义之举，然而接下来的征讨方腊之役却使梁山军陷入镇压同是农民起义的内战之中，通过此役，朝廷不仅借宋江之手消灭了占据六州五十二县，有百万之众的方腊政权⑥，而且更重要的是梁山军在此役中伤亡惨重，精锐尽失。
朝廷终于达到了消灭梁山军的目的。
这种一石二鸟的计策在久经沙场的宋江看来恐怕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仍然不予以反抗，反而抱着‚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信念在这条可以清楚预见失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至终于被彻底消灭。
由于时代所限，宋江不可能意识到超越封建专制统治的其他政治形态，他只能选择忠于皇权，但他却没有像刘邦、朱元璋等人揭竿而起、再造河山，而是选择了沉默地迎接死亡，在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行将崩溃之时为其做一陪葬品，这是其愚忠的最大表现，也是其个人乃至整个梁山军的悲剧。
宋江手下的众位头领在招安问题上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愚忠，他们之间不乏关胜、呼延灼这样归顺的朝廷大员，也有如卢俊义、柴进之类的富士名流，甚至还有可呼风唤雨，法力无边的公孙胜，他们之中也许早已有人料到归顺之后的下场，然而他们却一味地效忠宋江，任由他将梁山起义的大好局面付之东流，而至于李逵这样‚眼中只有宋江‛以至被宋江下毒，命在旦夕之时仍然说：‚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其愚忠至此，实在令人可悲。
梁山包括宋江在内的众头领多数都受到了忠义观念的影响，然而，传统文化中‚忠‛的意义却被他们不自觉地误解，认为忠诚就应该忠诚于皇帝，忠诚于首领，哪怕明知他们做出了不正确的甚至是危险的决定也要义无反顾地服从。
众头领在清楚地看到招安后的梁山军必然会被朝廷消灭的结果后仍然选择了忠于宋江、忠于朝廷而不是加以阻拦。
他们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盲目的忠诚已经背离了‚忠‛的根本意义。
孔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墨子曰：‚知而不争，不可谓忠。
‛（《墨子〃公输》），‚忠‛的最高境界应是竭尽全力使自己辅佐的领导者走向成功，而不是不假思索地纵容和执行领导者的错误，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忠臣与奸臣的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