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6期第37卷(总202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 G UN IV ERSIT 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No.6,2000G eneral No.202Vol.37文学研究20世纪初期古典戏曲史学的形成李　简(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摘　要:20世纪初期,随着新史学观的崛起,古典戏曲研究获得了新的眼光、新的思路和新的写作方式。

戏曲史学应运而生。

戏曲起源研究、戏曲的兴衰变化及其原因得到深入的探讨。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在一个理论框架下,系统梳理宋元戏曲乃至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标志着近代意义的戏曲史学的形成,并由此把古典戏曲研究带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关键词:20世纪初;戏曲史学;王国维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919(2000)0620071210收稿日期:2000207212作者简介:李简(1963—　),女,北京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文明史学在西欧文明史学影响下产生,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未开化、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

文明史学批判传统的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记述王朝的兴衰、统治者的家谱起居;以儒家的思想评判历史事件、劝善惩恶。

主张历史有其发展规律,并以发现规律为根本目的;主张历史应该说明各个事件的因果关系;重视社会物质基础。

代表人物为福泽谕吉、田口卯吉。

梁启超亡命日本期间,对梁启超整体影响最大的明治思想家之一,即是福泽谕吉。

[1](参见P181-182及附录一)。

[2](P191-192)。

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进化论和社会学理论的影响,借鉴日本近代的史学思想,尤其是文明史学的思路①,中国人的史学观念发生很大变化,史学视野大大拓展。

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古典戏曲史学应运而生。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1901年完成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完成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的史学理论:一是要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探索其间发展的规律。

历史不但要记载事实,而且要说明事实间的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而这种历史因果是与历史进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二是历史不仅要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而且要写国民全部之经历,要写出国民史、文化史,及其相互关系。

三是历史有公理公例。

他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

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

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3](P1)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4]《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计划撰写的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书中指出,历史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

[3](P1-2)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阶段,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衔接起来,考察其从低级向高级逐渐进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他的《新史学》清了旧史学的弊病,以进化论批评历史循环论。

不但如此,梁启超更在报刊上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1902)、《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格致学沿革考略》(1902)等一系列体现新史学观的文章。

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历史研究及整个学术界。

夏曾佑在梁启超之后运用进化史观,在1904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章节体的《中国古代史》。

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也从新的史学观出发,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广泛的课题。

史学的重点转移到以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相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等等。

此时,文学艺术领域在新史学观的影响下,亦表现出重视历时性研究的倾向。

在《国粹学报》的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罗 的《文学源流》(第二年第四号1906年5月)、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的变迁》(第三年第一号1907年3月)、《中国美术学变迁论》(第三年第五号1907年6月)、《舞法起于祀神考》(第三年第四号1907年5月)、《原戏》(先刊于1904年12月的《警钟日报》,又刊于《国粹学报》第三年第九号1907年10月)等文。

而黄人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表示:文学史要“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俾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5](P39),认为中国以往无文学史,认为列传、目录、选本、批评不能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出客观的描述,各守门户,画地为牢。

也不能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有己无人,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

由于新史学的崛起,戏曲研究也进入了史学的研究范围。

新史学观,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眼光、新的思路、新的写作方式,从此,戏曲史学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古典戏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一戏曲起源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戏曲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古代曲论中每每谈及。

但是因为戏曲地位低下,文人不专注于此,故而少有详尽、准确、系统的论述。

在古人关于戏曲起源的讨论中,乐府—诗余—曲,是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意见。

但人们在言由诗余而曲时,往往不再深究这中间导致变化的原因。

最有代表性的陈述是:曲者,词之变。

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6](P25)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

[6](P27)“故事”是戏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有的人以此为出发点,探寻戏曲的起源。

元人陶宗仪说: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

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

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传奇作而戏曲继”的“传奇”,学者一般认为指传奇小说;后一“传奇”则是指元杂剧剧本。

此外,关于戏曲与古代乐舞、与搬演、与宗教的关系,前人也曾经有所触及。

王阳明说:“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

[8](P74)王阳明本意在说古代圣人以自己一生实事,播在乐中;而当时的戏子无益风化。

若去掉妖淫词调,便于风化有益。

但陈述中注意到了乐舞与戏剧的共同点。

明代的胡应麟曾从搬演的角度讨论过戏曲的发生,认为优孟衣冠是戏曲的滥觞:优伶戏文,自优孟抵掌孙叔,实始滥觞。

[9](P5)关于巫与戏剧的关系,明代的杨慎说:女乐之兴,本由巫觋,《周礼》所谓以神任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觋。

巫咸在上古已有之。

《汲冢周书》所谓“神巫用国”。

观《楚辞・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悦神,其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

[10](P331)已经注意到女乐之兴,本由巫觋,注意到了巫与倡优的相似之处。

20世纪初年,西方社会学理论的输入,打破了人们旧有的思维习惯,为戏曲起源研究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在当时相继出版的一系列社会学译著中,以斯宾塞和甄克思的学说影响最大。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4年翻译出版)、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3年翻译出版)均以进化论为指导,但又各有特点。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意在探讨研治社会学的方法,而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则描述了古今社会的发展变化。

随着交通的发达和世界范围的殖民浪潮,人们发现了仍处于图腾社会的人种。

许多学者深入其中,探寻人类原始的真相。

这种人类早期社会的状况,在西学东渐中,由社会学诸书介绍进中国,从而打破了传统中关于上古的神话,打破了上古是理想社会的成见。

使人们对先民的生活、对上古社会有了客观的认识。

于是文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先秦时期的文学艺术与思想。

戏曲的起源也因此得到真正科学的考察。

其中非常突出的便是刘师培。

刘师培是本世纪初学术转型期一位重要的学者。

其著述时间,始于1903年,终于1919年。

在这17年中,因见解的不同,又可分为前、后二期。

前期为1903—1908年,共6年,后期为1909—1919年,共11年。

“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

”[11](册一,P27)而刘师培有关戏曲的著述,全部发表于前期。

《舞法起于祀神考》,是戏曲起源研究中两篇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文(《古乐刘师培的《原戏》、原始论》发表于1905年12月16日的《国粹学报》。

文章着重讨论乐舞的起源,发古人歌舞并崇之旨。

其中涉及戏曲起源的部分,或是《原戏》一文的重申,或在《舞法起于祀神考》中有更详尽的阐释,故本文不准备详细加以讨论)。

两篇文章相互补充,共同探讨戏曲的起源,取得了超越时人的成绩。

刘师培对戏曲起源研究的贡献,首先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巫的“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而且把社会学理论运用到戏曲起源的研究中,关注巫、先民重祀祖与乐舞、与戏曲的关系,通过对巫与古代社会生活关系的分析,为“戏曲起源于巫”,为戏曲与降神、祭祀的关系,作出了更深入的、全新的理论阐释。

换句话说,刘师培在对戏曲起源的研究中,不仅注意到了戏曲的发生与巫、与降神紧密相连,而且对“戏曲起源于巫”从社会学角度作出了理论解说。

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深受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他自己即认为“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12](P83)。

从刘师培这一时期发表的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的涉猎。

比如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1904年)一文中,刘师培除引用甄克思和斯宾塞的相关《政治学及国家学》、日本岸本氏的《社会学》、高论述外,或注或引的著作还有《泰西新史揽要》、田氏的《国家学原理说》、那特　的《政治学》诸书,等等。

他接受西方的社会学理论,“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11](册一,P28);他认为古代的宗教是“一切学术之祖”[11](册三,P279)。

也是基于这一认识,刘师培进而留意中国的巫:上古之时,学术之权操于祭司之手,以巫官为最崇,医卜二官,皆巫为之。

[11](册三,P287)《舞法起于并把这种观察带入他的古典戏曲研究。

在刘师培关于古典戏曲的著述中,《原戏》、祀神考》两篇论文在探讨中国戏曲起源时,均表现出对社会学理论的自觉运用,给后来的研究者以诸多启示。

《舞法起于祀神考》两篇论文的理论核心是:刘师培《原戏》、上古之时,最崇祀祖之典。

欲尊祖敬宗,不得不追溯往迹。

这一认识正源自社会学学说。

在社会学理论引入后,人们即以唐虞以下为宗法社会(参见严复《社会通诠序》)。

关于宗法社会,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云:“宗祀其先之礼”,“为宗法诸制之纲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