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政策需要彻底变革城市化无法改变农村人多地少的现状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资源贫乏的国家，目前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还不高。
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2013年的网易金融论坛上表示，我国的名义城市化率2012年虽已达到52.57%，但真实的城市化率还不够35%。
与此同时，我国已进入工农业产能全面过剩的时期，工业产能的过剩将使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大大降低，未来的城市化动力可能将主要来自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展和成败。
然而，至少就目前来看，收入分配改革的举措和成效实在乏善可陈，前景也很难让人乐观。
因此，未来的城市化速度很可能将逐步放缓。
从数据上分析，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311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929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2961万人，减少1261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3.73%。
即使能够长期保持这样的城市化速度，未来三十年农村人口也只能减少3.78亿人。
再考虑到农村人口老化，每年死亡人口增加，三十年后农村人口仍不会少于2亿人，农民人均占有耕地仍不足5亩，而我国单位耕地生产率已高于发达国家，提高的已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农业的产出仍将远不足以让农民赶上城市的收入水平，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也就无从谈起。
何况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农村青年劳动力枯竭，这样的城市化速度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
所以，庞大的农村人口要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居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仅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农业发展，即使再过五十年恐怕也无法实现农民致富、农村繁荣，无法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政府扶持改变不了农业的弱势地位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初级的经济形态，生产周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和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处于弱势地位。
即使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多，经济发达的欧美，农业都需要来自二、三产业的补贴。
人均耕地资源贫乏的中国，要靠发展农业实现农民的富裕和农村的繁荣，恐怕更不现实。
从2004年开始，中央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十一年聚焦“三农”。
随着政府财政实力日增，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也逐年加大。
那么，依靠政府的扶持政策能否改变农业的弱势地位，并进而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扶持的真实效果究竟又如何呢？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13799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收入的22.93%。
相对而言，地方财政配套的积极性不高，也难以找到具体的数据。
据陈锡文透露，2011年中央地方财政合计有2.5万亿元用于“三农”。
扣除中央支出10408亿元，地方财政支出约有14000多亿，略高于中央支出。
若按这一比例，2013年国家对“三农”的投入除以6.29亿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已近5000元，数额颇为可观，且仍在继续增加。
按照财政部资料，政府的“三农”支出结构，主要包括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进步和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林业生态建设、抗灾救灾、农村扶贫开发、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其他改革、农业行政事业管理、农村中小学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和救济等。
这里不妨归纳为直接对农业的投入和对农村民生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两大部分。
其中，前者包括农业产业化项目、中低产田改造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和农资补贴；后者包括农村危房改造、饮水安全、农民合作医疗和社保、新农村建设、村村通公路和农村教育文化卫生支出等。
2013年，中央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328.5亿元，增长13.3%。
带动地方财政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约149亿元，吸引和带动项目区农民、项目单位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自筹、信贷及其他社会资金约112亿元。
那么，政府多年来对“三农”持续大规模的投入，成效如何呢？先来看农业。
即使根据官方数据，我国农业产值目前的增长速度也已远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也远远低于财政对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增速。
农业产值的增长，目前主要来自农业结构的调整，通俗地讲，这种结构调整就是提高高附加值农产品（如药材、果蔬、花卉等）生产的比例。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消费结构逐渐升级，果蔬蛋奶肉和保健品的需求稳步增长，这是农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所在。
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富人群体对高端精品农产品的需求会逐渐增加，而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也会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从而使生态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需求逐渐增长。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是隐性的和缓慢的，生态农产品和高端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只能占全部市场的一小部分。
因此，这种种养殖结构的调整也只能是局部的和小规模的，不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农业的主流。
由于农村远离城市，农民和市民，特别是和上层社会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分散的小农无力收集和分析城市市场需求的信息，农业生产环节便带有很大盲目性，容易造成生产规模无序扩大，与市场需求脱节，从而销售困难。
目前很多基层政府强行推动的农业结构调整，造成的往往就是这种结果。
城市资本通过租赁、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组建农业企业，其把握市场需求信息和产品议价的能力较之分散的小农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市场规模及其增速所限，这种农业的企业化也不会成为农业生产的主流。
各地政府多年来争相建设农业园区，大力招商引资，但成效不大，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总之，由于高附加值农产品市场空间有限且增长缓慢，因此靠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拉动的农业产值增长注定也是缓慢的和有限的。
依靠政府的扶持，改变不了农业的弱势地位！再来看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方面。
农村合作医疗效果较好。
养老保险虽初步实现全覆盖，但标准很低，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2013年末，我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161万人，占总人口的9.7%。
鉴于农民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回乡养老，而农村户籍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近65%，农村65周岁以上老人目前应有8500万左右，且这一数字仍在逐年增长。
要使他们靠退休金达到城市的生活水平，假如以每年人均4万元计算，每年需34000亿元。
在城市社保前景尚且堪忧的情况下，要达此目标，恐非财政力所能及，更非朝夕之功可竟。
农村虽然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多少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教育的质量并未有明显提高。
据民盟中央副主席张平在2011年提供的数据，我国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升入高一级学校所占的比例分别是高中6%和21%，中专0.8%和13.2%，大专0.2%和11.1%，本科0.02%和5.63%，研究生0.001%和0.323%。
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 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虽然很难找到衡量农村与城市教育差距更为科学、系统的数据资料，但农村教师的素质、农村升学率等远远低于城市，特别是发达城市的水平，则是不争的事实。
教育的质量在根本上取决于教育工作者的素质。
在城乡其它各项差距巨大的情况下，优秀教师流向发达的城市是必然结果，即使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到略高于城市的水平恐也于事无补。
因此，没有城乡差距的消除，没有农村的繁荣和农民富裕，仅靠财政转移支付不可能解决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的问题。
同样，没有城乡差距的消除，也不可能吸引优秀的医生到农村或小城镇工作，农村卫生事业落后的局面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农村垃圾和污水收集处理、村与村之间和村内的道路、村庄建筑的统一规划设计、文化娱乐和教育、卫生设施等，长期以来严重落后于城市。
又脏有乱，冷清单调的村容村貌，恐怕是城乡差距最为直观，最为明显的表现。
只要到农村腹地旅行一次就不难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了零星点缀的几个新农村样板以外，这种状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曾表示，据初步测算，到２０２０年，新农村建设需要新增资金１５至２０万亿元人民币。
按照这一数字，平均每年需要投入不到2万亿，而政府目前的投入应该达到了3万亿以上，效果却非常有限。
因此，政府目前的“三农”政策值得反思。
政府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仍然局限在农业和农村。
主要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力量，由行政官员负责支农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这种对三农的支持，即使不考虑因贪污、挪用、决策错误和行政成本造成的浪费和低效，要让拥有八九亿户籍人口的农村赶上城市的文明水平，实在也是缘木求鱼。
今后，“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和城市发展结合起来考虑，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
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另辟蹊径前已有述，既然农村人多地少的局面在短期内无法靠城市化解决，种养殖业的弱势地位无法靠财政转移支付改变，农村要繁荣，农民要致富，就不能依靠农业，或者说，不能依靠农产品的生产环节。
要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另辟蹊径。
途径有三，需要三管齐下：1、扶持农民从农产品的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扩展。
在政治权力无孔不入的环境下，部分销售商很容易与权力结盟，把持区域市场或某个流通环节，形成不同程度的垄断。
这样，流通市场就被人为分割成一个个势力范围，使原有的竞争者无法生存，更让后来者无法进入。
在我国，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各种商品价格畸高，除了货币超发、土地财政和税费过重的作用外，就是这种权力和资本结盟攫取垄断利润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基本上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市场，那种企图依靠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竞争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的理想的市场经济，和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
在工农业产能总体上都已进入过剩时期的中国，无论是一般的工业品还是农产品，其生产环节的利润都远低于流通环节。
谁控制了流通环节，特别是销售网络，谁就能占有整个产业链的大部分利润。
作为生产者，无论厂商还是农民，在定价谈判中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特别是一盘散沙的农民，面对和政治权力结盟，瓜分并垄断各个流通环节和区域市场的城市资本，基本上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显而易见，在农业产值占GDP比重已经很低且还将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企图让五六亿小农依靠种养殖业致富，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而财政转移支付即使再成倍增加，也是杯水车薪。
因此，必须扶持农业生产者向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拓展，重新定位自己在商品价值链中的利润分配权，实现农产品价值链的重新洗牌。
具体地说，就是扶持农民进入农产品的流通领域，最终直接控制终端销售网络，从而将农产品作为商品的大部分价值还给农民。
这样，农民的收入肯定将在现有的水平上得到成倍增长。
扶持农民进入并掌控农产品流通领域的途径可以有以下几种：（1）赋予农民个人及其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专营权。
政府放松对农村的控制，允许农民协会的成立和发展，并赋予农民个人及其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专营权。
这是一种主要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
能否推行和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当局的意愿及能力。
农产品流通领域，目前来看主要包括农产品运输、仓储、加工和批发、零售，以及餐饮业等。
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进入这些行业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