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概念和小说的起源这两个问题，历采争议颇多，迄无共识。
就小说的概念而言，在古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情况。
有三种情况首先必须分清：一是，古体小说，也即通常所说文言小说的“小说”概念；二是，滥殇于唐而盛于宋后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的“小说”概念(或称说部小说)；三是清代末期引进的西方的小说概念。
这三种“小说”概念既有明显不同，又有交叉重迭。
三种不同的小说观念所涵盖下的小说实绩，也既有明显的不同，又有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重迭。
三种小说概念中，文言小说的“小说”概念出现得最早，有学者将其追溯到《庄子》那段著名的论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难矣”；延续的时间也最长，最少到清代末年，不少文人还按到这种观念来做着“小说”，迄于今，图书馆编目所称的子部小说仍然使用的这一概念；在研究中，有学者只承认清代末期引进的西方小说概念，用这种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小说。
于是，不仅唐前一大段时空，中国的小说史是一片空白，也给现今的图书馆分类带来尴尬。
我觉得，应该充分顾及中国小说历史发展的实际，不能单用西方的小说观念去硬套。
即使我们用现代的小说观念去考察中国小说的起源，我觉得，也有三种情况必须首先分清：一是，小说文体的起源和小说因素的起源；二是，小说的起源和小说的渊源；三是，小说的主源和小说的支源。
因为就是站在现代小说观念的基础上去讨论中国小说起源这个问题时，我们还是常常把这些问题搞混了。
比如，有人把小说文体的起源等同于小说因素的起源，把和小说有渊源的事物及文体与小说文体的起源关联在一起，对小说的主源与小说的支源不加区别，等等。
于是在有人用现代小说观念去套中国小说，把中国的小说史进程拉得很后的同时，又有人将中国的小说史提得很前，认为在中国，有文体之分便有了小说；有人源流和影响不分，于是小说出于史，小说出于子，小说出于诗赋。
许多的争论，实际上是产生于这三种情况的未能分清。
有必要以中国古代理论史资料为依据，重新清理小说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它的定位及定位原则，以作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小说与小说史的基础。
以下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1．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产生与流变是怎样的?直到明清，小说这一概念是从什么角度定位的?最早的小说观念与现代文学理论所认定的小说文体，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种概念，它们在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是如何走到一起的？最后如何发展为一种纯文艺学意义上的文体概念?2．现代小说概念与古代小说概念差异何在?3．以现代小说概念为基础来梳理、描述、评价古代小说史与小说理论史,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古代小说史与小说理论史的本体有没有被误解考察古人的小说概念，大抵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看古人言论中对“小说”的理解和解释；二是从古人图书目录分类思想中看其对小说文体的理解；三是从古人所认定的小说文本中看其与今人“小说”概念的差异。
对这三个方面，既要从横向的角度进行三者之间的联系比较，又要从纵向的角度对三者各自的变异进行把握。
前几年出版的南开大学中文系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把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的“泛称小说”阶段；两汉的“子部小说阶段”；魏晋至唐的“杂纂小说”阶段；宋元以后的“文学小说”阶段。
这四个阶段的小说概念，可否这样命名，这四个阶段的区别是否就这样分明，当然可以再斟酌和讨论，但把二千余年的概念发展历史简概为四个阶段，对于人们简要地把握它们还是有效可行的。
因此，我们不妨以四阶段的划分来重新梳理和阐释小说概念演变的历史过程。
先秦小说概念先秦是中国小说概念的产生时期。
今可见有关资料为三则：在《庄子?外物篇》中，庄子叙述了一位任公子东海钓巨鱼的故事，以寓大道高远，须凭借大器具方能获得的思想，其后笔锋一转：已而后世铨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予世亦远矣。
庄子采用的是其惯用的寓言手法。
他以任公子自喻，以所得大鱼喻道家之真谛，亦即所谓“大达”；以“辁才讽说之徒”及所守鲵鲋喻百家异己之说，亦即所谓“小说”。
可见“小说”一词在这里是庄子用来贬低道家以外的其他学说的形容性名词，它与“大达”相对，带有较强的感情色彩。
《庄子》首次提出“小说”概念，这儿的“小说”，指的是与大道相对立的、浅薄的言论，是“小道”之论。
“小”在这儿主要指言论的内容(“小道”)，而不是指言论的形式(短小琐屑)，它与后来人们所说的“小说”文体并不是同一所指，所以鲁迅对此认为，“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之所在。
与后来小说固不同”。
先秦时期典籍中使用“小说”一词的唯有《庄子》一例，他书中也有未用“小说”一词，但意思相同者。
如《荀子·正名》中说：凡人莫不从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从道者，无之有也。
……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
荀子所说的“小家珍说”和庄子所讲的“小说”所指的具体对象虽然不同，但在用来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
他们都是以“道”的化身自居，将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的理论斥之为“小说”、“小家珍说”。
这样看来，先秦时期“小说”一词的使用频率很低，它还不是一个为世人广泛认同的固定性名词，而只是先秦诸子信手拈来的用来贬低异己学说的一个贬义词。
然而，先秦时期“小说”一词又的确与后来文体意义上的“小说”不无关联。
像后来桓谭所说的“丛残小语”，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与庄子和荀子所说的“小说”、“小家珍语”都有相通之处。
它们都指以琐屑的语言，来说明小道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
而这种现象又同样受到世人的鄙薄。
正是这个共同点，使先秦时期的“小说”一词有可能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最初来源。
孔子在《论语·子张》也有一段关于小说的话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尽管子夏的话没有主语，不知道“小道”是用来形容谁的。
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引用这段话时是用来解释小说家性质的，所以有理由相信这里“小道”的主语就是指小说和小说家。
孔子在这里谈到了小说的功能地位问题。
孔子没有像庄子那样把小说贬得一无是处，肯定了它在内容上的可取之处，但同时也指出对小说的染指要有节制，否则就要受到它的粘滞，所以君子不屑为之。
孔子的这种看法对后来桓谭的意见有直接影响。
荀子的“小家珍说”亦指与“大道”相对立的言论，即表达“小道”的言论，其重心亦是言论内容而非形式。
《论语》子夏的“小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庄子的“小说”、荀子的“小家珍说”是语意相近的概念。
先秦典籍中真正与后代小说文体有关的记载是《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齐谐者，志怪者也”一语。
尽管这里的“齐谐”是指书名还是人名尚莫衷一是，但后人多以为理解为人名较妥。
“志怪”在这里也是一个动宾词组，而不是一个文体概念。
但后来的志怪小说却正是由此发展而来。
庄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齐谐是专门记载怪异故事的人。
后来的志怪小说喜欢用“齐谐”来作为书名，盖出庄子此语。
那么可见庄子这句话与后来的志怪小说文体关系甚密。
齐谐所搜集的怪异故事今已不存，但先秦时期像他那样记载怪异故事的典籍却还不乏见到。
如被明人胡应麟称为“古今语怪之祖”的《山海经》和胡应麟称之为“古今纪异之祖”的《汲冢琐语》等，都是当时志怪小说的佼佼者。
如果把《庄子》一书中这两处与小说有关的记载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庄子提到的那些以琐屑之言说出的小道理与今人所说的小说文体相距甚远，却被冠以“小说”之名；而庄子所说的志怪能手齐谐一语，本与后来的小说文体关系甚密，却被认为与小说毫无瓜葛。
这个现象充分说明，先秦时期的小说概念和小说写作虽然都处于萌芽状态，但二者泾渭分明，没有人将二者视为同一文化现象。
一般认为，庄、荀等人的“小说”概念与后世“小说”概念有很大不同，基本不具有文体学的意义，这肯定是对的。
但庄子、荀子等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小说的概念。
我们更应该注意他们提出和定位小说的原则，这就是：小说概念是在一种价值结构框架中来提出和定位的。
庄子、荀子、子夏都提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结构，这种价值结构是按“真理／谬误”、“大道／小道”的模式组成的。
小说在这一等级性价值结构中对位于“谬误’、小道”一极。
我以为考察庄子、荀子、子夏等人这一提出和定位小说的基本原则至关重要，并且具有深远影响，中国以后二千多年小说一直是按照这种等级结构定位的，这意味着，庄、荀等人对小说史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提出了一个小说概念并且贬低它们，更在于他们提出了定义和定位小说的一种元命题结构，这一元命题结构在中国被以后历代的人们所袭用，小说在这种元命题结构中的地位长期未变。
从今天的角度看，庄、荀等人定义定位小说的角度显然不是文体学的，而是价值学、文化学的。
两汉小说概念西汉典籍中未见“小说”一词。
但东汉时“小说”一词的内涵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东汉论及小说的有三人:一是桓谭，他在《新论》一书中的这一段文字经常被引用：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因为桓谭《新论》一书已经亡佚，所以这句话的语境已无从所知，但它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关于汉代小说现象的规律性总结。
研究者看重的有这几个方面：⑴.“小说家”一词的使用，表明在汉代学术文化格局中，“小说”一词已经不再是人们信手拈来的随意性用语，而是有着共同文体特征，有专人队伍的群体性文化活动；⑵．接下来“丛残小语”一句，揭示出“小说”文体外在形态具有短小琐细乃至零散的特征，“丛残小语”、“短书”即之谓也；⑶当世小说的基本表现形式是“譬论”，即比喻、寓言和论说；“近取譬论”说的是小说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用比喻或象征的手法来阐明那些被人斥之为“丛残小语”的小道理，而且喻体的来源还要为人所熟知，方能达到说理讽喻的目的。
“短书”指的是小说的外在形式。
古时常以竹简的尺寸来决定书籍的地位和价值，经传地位至尊，所以尺寸要长；琐言碎语的地位尚不能肯定，所以要用短简。
小说既然不能和老庄孔孟并驾齐驱，那当然要用短简。
有如清代经史之书用大开本，而小说杂书多为巾箱本、袖珍本之理。
⑷.小说有重要的作用：治身理家。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一句尤为重要。
它第一次从正面肯定了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功能价值。
孔子谈到小说有“可观之词”，但没有明确究竟在那些方面可观。
桓谭则将其具体化，他不顾庄子等人对小说的鄙薄嘲笑，敢于将小说置于对于“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重要地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儒家提倡的人生最高境界，而在桓谭眼里，小说可以起到其中与个人修养有关的基本两项。
这与先秦时期人们对小说的鄙薄眼光相比，显然小说的价值认识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据此，一部分研究者断言，小说在此已是指的一种文体，是一个文体学概念，这种文体“似乎接近于现代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