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后知后觉者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想法秋按：关于“五四运动”，其实最应该看看周策纵教授的《五四运动史》。

由于这个运动对近代中国的重要性，所有的政治力量都会纪念它。

此外，还有在“五四”之前就萌发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也影响巨大，而有时它们往往又混为一谈。

哄娃入睡，忽思约九年前，曾撰一小文，略谈我对“五四”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想法，可以说是非常自由派了，至今有些地方已修正，有些则一仍如旧。

2018.5.45月4日到家之后，难得正好翻到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会客厅，李小萌傻傻的样子很是可爱，而这一期的嘉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则多少显得有些拘束，大致也没有怎么发挥，以与官方基本同调的“爱国运动”云云收束访问。

当日，在北京，“五四精神”的主流言说，依然以“爱国”为主，以“进步、民主、科学”为辅。

而在台湾，马英九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时，有意抹去自己的政治身份，而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并说“五四精神中的民主科学素养，到现在仍然具有很强而且历久弥新的历史意义”。

“五四”是一个话题，各种政治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自觉去继承其传统，并以正统自居。

即使是激烈反对者，也要借助“五四”话题来为自己设立标靶，阐述自身主张。

我不喜热闹，天性对人多之处有排斥心理。

所以，虽然90周年很热闹，官方的，民间的，海外的，但迟至现在，我才决定写作这个帖子。

它也仅仅是一个帖子而已。

一、“五四运动”及其代表的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不知出自谁口来自何时，其实，“五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将“五四”生拉硬扯地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缀？难道除了这一场新文化运动之外，20世纪的中国还有另一场新文化运动？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概念的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1919年5月26日以“毅”为笔名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民族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

到了1967年5月，罗家伦比较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由五四运动而扩大。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

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这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用央视新闻会客厅的言说方式，罗家伦是“新闻当事人、事件亲历者”，我倾向于认可他对“五四运动”的狭义解释而不另行铺陈加以引申甚至最后变为一种政治隐喻。

特别是罗家伦所说的“民族自决”，的确是发端于“五四”。

在此之前，民族—国家的概念不曾在中国出现过。

主体为汉族的中华民族有权利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不能仅仅沦为一个被建构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对“五四运动”的背景描述如下：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

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而在1919年5月4日当天，基本状况如下：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货币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不管其间的过程多么复杂，参与“五四运动”的社会阶层多么广泛，运动实际上达成了它的部分目的：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自此以后，学生运动几乎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同时也意味着被利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虽然有年轻的国民党及其他政治势力操控“五四运动”，然而我不同意一些论者将当时的学生与21世纪的专业反法青年等同起来的说法，“五四愤青”矛头所指，不仅在列强，更在于北洋；新世纪“奉旨反法粪青”，精神猥琐更兼神经衰弱，乃伪崛起之前锋，无力提供任何正向价值。

二、新文化运动的“惟我独是”倾向现在一旦有人说新文化运动具有“激进”倾向，并给出证据，很快就会有人说这个运动其实并没有全面反传统，并也会很快给出一些与前者相反却足以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

余英时1987在香港中文大学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演讲中，借柏克（Edmund Burke）《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引出保守主义的话题，并认为保守与激进均有程度问题，极端保守与极端激进均属例外。

所以激进与保守这一对概念，可以暂时弃用。

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内容是提倡白话文。

1917年1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在美国寄回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以“八事”入手倡导“文学改良”。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力倡“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1918年5月，现代中国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

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开始在国民小学一、二年级中采用白话文教学。

仅仅三年的时间，这场语言的平民化运动便以新青年诸子的大获全胜而告一段落。

其实，关于白话与文言孰优孰劣的问题，即使到了今天，也难以下定论。

正如邵建在《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1891—1927）》中说的那样，“在文化的普及上，白话比文言更方便”，除此之外，何必非此即彼？在更为激烈的《文学革命论》出台后，尚在美国的胡适委婉地致信陈独秀，“然也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不料，陈独秀的回信更为激烈：“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这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惟我独是”、容不得半点异议的文化倾向，实在令人觉得搞笑，而且它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它宣扬自己永远正确，真理只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一切异己者进行打压。

陈独秀的专制态度引发了钱玄同和鲁迅的癫狂。

据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论述，《新青年》诸子当年提倡白话文学时，并没有引发保守派人物如林纡的反对。

林纡的意思，不过是古文文学不应该被革弃。

而钱玄同在尚未遭到反对，也即是没有任何敌对者的情况下，“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已经骂将出口。

这甚至比堂吉诃德的大战风车更有趣：别人好歹还有一个风车可战，钱玄同面前空无一人，他却摆出了一副骂架的姿势。

如果不是“真理在我手”的蛊惑，何必跳得如此不雅？更为离谱的是1926年的鲁迅。

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鲁迅说，“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不说1920年民国小学已开始启用白话文，鲁迅的言说等同于无的放矢，就是间或有反对白话文者，罪何以至“灭亡”？由于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后来的巨大影响，由于这些“五四”大佬几乎不约而同表现出来的话语策略，他们身上的“惟我独是”倾向，不可能不影响到后来者。

我是即你非，我是则你一定非……最后，你非则必须认错。

没有任何可以讨论的余地，权力对民间的通路如此，民间对民间的言说同样如此。

所谓“激进”，在中国转求以西方的现代性取代所谓本土的“中世纪”现实的语境下，这仅仅是一例。

三、“五四焦虑”的维度及其出路据说，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儒家知识人和技术官僚如李鸿章们的焦虑主要集中在“器物”上。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晚清紧闭的现代性大门，在被迫现代化的状况下，“天朝中心”的美梦实际上并没有立即清醒：英夷的强大不就是在枪炮上么？及至甲午海战的惨败，康梁诸君子才猛然醒悟天朝的落后不仅在器物上，还在于制度。

然而寄望于最高层自上而下的变革，由于戊戌一代的紧逼危及到慈禧集团的核心利益，维新运动在政治层面上完败。

虽然稍后的晚清改良逐步采纳了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但“立宪”的缓慢进展还是引起了革命党人的不满。

“善变”的梁启超到了“五四”前后，虽然说不上心灰意冷，但目睹1911至1919年间的变局，猛然领悟到即使在“文化”这一层面，天朝传统也处于全面落后中。

僵死的“文化”必须得到更新和改造，方能早就新一代的中国人。

新文化运动在此意义上方是一场“思想革命”、“文化革命”。

五四学运的部分领导者如罗家伦、傅斯年辈，一直认为上述两场革命才是五四的主流。

在初具雏形的议会政治的鼓舞下，新文化运动要直指人心。

传统儒家知识人和海归派知识分子难得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复制西方现代化过程，从“启蒙运动”开始，以“文艺复兴”为先导。

顺理成章，陈独秀扯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

对陈独秀“民主”素养的判断，我已经在前述白话文运动的观察中予以呈现，而据李敖考证说，陈独秀把“辩证法”这种似是而非的思想方法当作“科学”，完全陷入非科学的窘境。

对西方传统的认识不清，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目标的实现。

以1920年代的“非基运动”为例。

据任不寐叙述，“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 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

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

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

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

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

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令人诧异的是，1922年间活跃在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口诛笔伐，但难得在“非基运动”中达成了一致，国民党、共产党、自由派知识分子、左派知识分子、遗老遗少们……他们宣誓“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

把在华传教士当作“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此间逻辑不晓得基于何种现实得出。

实际上，在晚清及至五四的儒家知识人及海归派知识分子中，虽然分歧巨大，但功利主义的启蒙话语策略乃是同一的。

奠定西方传统的除了希腊精神，还有希伯来精神。

希伯来精神与希腊精神同为西方文化的渊薮。

希腊精神用理性思考事物的本来面目，激励人们探求真理，它代表了科学与理性；而希伯来精神则在思考生命的终极价值，关心“人如何被拯救”，代表了道德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