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的理学美学06041125 黄文娟【摘要】：朱熹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气势，上承先秦、汉唐、两宋学术之血脉，开启了明清古典学术（包括美学）的繁荣与整合之大潮，致使中国古典美学开始真正成熟起来。

朱熹的美学既带有理学—美学的色彩，又掺杂了纯美学的营养因子；既以理学家的视域观照着宇宙、人生、自然、社会，以自身的主体心境来同化对象，又以美学家的姿态来体味人生；既有美学思想的阐发，又有审美形态的创造。

朱熹的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格物致知、以善为美、文道合一。

本文将对朱熹美学的这三方面对初步探讨。

【关键词】：朱熹、理学美学、格物致知、以善为美、文道合一随着物质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现代人在理论上认识美，掌握欣赏美和创造美的方法，从而提高创造美的生活、美的世界的能力。

因此也就需要我们对美学孜孜不倦地继续进行研究。

我国美学到了宋代，开始走向成熟。

宋时，朝廷开始大量文人，文人地位得到提升，教育事业也开始走向繁荣，市民文化开始纷纷兴起，长足发展起来，为这一时期的美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滋生土壤。

于是这一时期的美学凭藉着先秦时期的儒学美学、道家美学、诗经美学、屈原美学以及两汉时期的经学美学、魏晋时期的玄学美学和隋唐禅宗美学的丰富而深厚的基础，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合、深化与建构——它广泛吸纳了各种学术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批判性地汲取了道家和禅宗的美学思想，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美学资源，从而建构出一种新的辉煌而又具有自身价值追求的美学思想，使中国古典美学开始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

朱熹便是生活在那样一个极富审美激情、审美创造和审美意蕴的繁盛时代且自身又具有旺盛的审美实践能力和极高的审美趣味的审美者。

时代的美学氛围和自身的审美素质——外在的和内在的双向动力——造就了朱熹美学思想独特的特性。

明代哲学家庄定山曾指出：[1]屈原长于骚，董、贾长于策，杨雄、韩愈长于文，穆伯长、李挺之、邵尧夫长——————————【1】黄宗羲：《明儒学案》P1083；于数，迁、固、永叔、君实长于史，皆诸儒也；朱子以圣贤之学，有功于性命道德，至凡《四书》、《五经》、《纲目》以及天文、地志、律吕、历数之学，又皆与张敬夫、吕东莱、蔡季通者讲明订正，无一不至，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者，此也。

岂濂溪、二程子之大成哉？由此我们可见，朱熹的美学思想在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说宋代美学整合了此前的中国古典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走向成熟的重要转型期，而这一时期以崇尚理性为自我价值观的理学美学则体现着宋代美学的基本精神，是宋代美学的集大成者；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断定：朱熹则是整合、发展并深化了理学美学，成为了理学美学的集大成者。

他以“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之气势[1]，上承先秦、汉唐、两宋学术之血脉，开启了明清古典学术（包括美学）的繁荣与整合之大潮，致使中国古典美学开始真正成熟起来。

潘立勇先生认为“朱子理学美学以其特有的哲理性和系统性，在中国古典美学中别具一格，以其突出的伦理性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特点，在当时和后代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2]朱熹的美学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内涵：它既带有理学—美学的色彩，又掺杂了纯美学的营养因子；既以理学家的视域观照着宇宙、人生、自然、社会，以自身的主体心境来同化对象，又以美学家的姿态来体味人生；既有美学思想的阐发，又有审美形态的创造。

朱熹的这种独特的美学思想既是宋代美学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弘扬与提升。

理学的核心就是“心性”问题，这是一个融道德论、价值论、境界论为一体的合一论，以研究人的本质和存在价值为范畴。

在理学家们所孜孜以求的各种论调中，最能体现理学美学性质的，莫过于“孔颜乐处”了。

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属于美学范畴，但它对中国传统美学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孔颜所乐之事，并不是简单地指我们从物质上所获得的快感，而应该是指一种精神上所获得的超越现实和道德的审美境界（美感），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那种充满生命意识的“仁”，李泽厚所说的“超道德的稳定‘境界’”。

“寻孔颜乐处”正好很好地体现了美学的主体，那就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及其人的生存领域中的人文关怀，以完善的心理结构，使之成为完整的人。

——————————【1】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八 P1495；【2】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P582；周敦颐的“希贤”、“希圣”，程颢的“仁体”，程颐的“理”，朱熹的“心与理一”、“气象浑成”，王夫之的“情景妙合无垠”等，无不体现着这种“乐”的基本精神。

然而朱熹理学美学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阐释这种“孔颜乐处”，而在于如何实现这种境界之方法论的探讨与研究，因此我们不得不提到朱大学者的“格物致知”论。

“格物致知”语出《礼记·大学》：“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

其知於善深，则来善物；其知於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此致或为至。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则解释为：穷究事物的原理法则而总结为理性知识。

它是儒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概念，是一个作为诚意、正心、修身等道德修养方法的命题。

北宋朱熹认为，“致知在格物者，言欲尽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这是朱子对“格物致知”最概括、精确的表述。

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对于朱熹的的解释，我们的理解是，格物就是即物穷理，凡事都要弄个明白，探个究竟；致知，即做个真正的明白人，为人行事决不湖涂。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是内外本末工夫的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它在重视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强调外部事物的考察和知识的学习扩展，它是求真和求善的结合。

朱熹认为，“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1]“理”是朱熹对“道”的另一种称谓。

“物”是一种形而下的东西，而“理”则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二者虽有形之上下之别，但实质上是圆融一体的。

“理与物自是离不得”的观点出自《大学》：“不说穷理，却言格物，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朱熹认为“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似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是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

”[2]朱熹就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确定自己认识与修养的基本方式，从而为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朱熹所谓“格物致知”，目的在于在于穷尽事物之理，在于“明明德”，在于“入于圣贤之域”，在于“明善”，在于“正心诚意”，最终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

它既在求真，也在求善。

于事事物物上求理的“格物”之功，不仅获得了对于外部事物的知识，也是对于自身道德体认的践履。

“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而所以为饱也。

”朱熹正是从通过“格物”从而——————————【1】《大学或问》卷一，转引自范寿康《朱子及其哲学》；【2】《朱子语类》；“致知”的体道感性学这一角度进入了中国美学史的气脉之中。

事实上，美学的基本性质可以用简洁朴实的八个字来概括：“美不自美，因人而彰”。

[1] 也就是说，美只能以人的存在而存在。

美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在于对人的解读和阐释。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学就是一门独特的人生之学。

中国的古典美学正是建立在“以人为中心，基于对人的生存意义、人格价值和人生境界的探寻和追求”的人生境界理论之上的，只不过它从道德境界走向了现实的审美境界，并将其确立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于是“善”（道德意识）与“美”（审美意识）的高度一致就逐渐成了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而朱熹的理学美学正好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堪称典范。

朱熹把“美”这个范畴融入到伦理道德精神的“善”中，以善为美，堪称是一绝。

对于“美”，朱熹曾作过这样的界定：“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

”[2]在朱熹看来，“美”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审美对象的外在表现形式，这是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得到的，一是指人类精神心态的一种内心状态，这是得靠我们去仔细揣摩、体味的。

朱熹认为只有以善这种伦理道德内容来时时充实自身，美才能谓之美。

朱子说：“以乐论之，其声音节奏与功德相称，可谓美矣，善则是那美之实。

”[3]也就是说，善既是美，但又不是真正的美。

单纯的声音节奏等外在的感性形式，只有在与“功德”取得了一定的和谐之时，我们才可称之为美。

“美”的呈现根本在于善，离开了“善”，即使这种“美”的形式依然存在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美。

这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概念不容许在美的领域里的外在存在独立地服从外在存在所特有的规律，而是要由它自己确定它所赖以显现的组织和形状。

”而要把一切美的东西结合为一体，使其成为真正的美的力量就在于“善”。

“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4]这便是朱熹对《孟子》“充实之谓美”的诠释。

朱熹认为，善与美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美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在感性认识中得到完满实现的内在之善。

人们只要把善性充满和积实于完满的形体之中，就会使得自身因为具有了高尚的精神品和道德情操而变得熠熠生辉。

真正以善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美虽是寓于形体之中，但它无需依赖于任何外在的表露，也可通过外发，而被——————————【1】柳宗元：《邕州柳中臣作马退山茅亭记》《柳宗元散文全集》 P86；【2】《八佾》、《论语集注》卷二；【3】《朱子语类》；【4】《尽心章句下》、《孟子集注》卷十四；运用到我们的事业以及德业之中。

“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

发于事业，则德业至盛而不可加矣。

”[1]只有融合入精神美、感性美，才能真正达到一种以善为美的境界。

因为“美”就是从“善”里面流出来的外在形式。

朱熹美学理论的另一要旨就是“文道合一”。

这里所谓的“道”，就是指与当下的自然、社会之道相符合的，由善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内容。

美是善的表现形式，而文又恰好道的外在形式。

既然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是相融合的，那么也就要求道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相统一了。

文与道的关系，早在战国时期《荀子》中已初露端倪，在《文心雕龙》中，也曾明确提出了“文以明道”的观点，宋代的欧阳修强调“文与道俱”，周敦颐明确提出“文以载道”。

然而到了朱熹，却有了新的界定。

朱熹以分析的观点批判了唐代古文学家韩、柳以及宋初古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等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及其不足之处，又对道学家周敦颐的“文以载道”和程颐的“作文害道”的思维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与阐发，综罗各家得失利弊，开了“文道合一”的理论先河。

《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

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

”[2]朱熹认为，道与文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本与末的关系，形而上的本体——道是文这种现象的决定者，文这种现象只能是道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