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破解的萨尔浒大战，大明王朝的军事实力遭遇空前摧毁-今日头条本文作者为我们爱历史团队成员，通俗历史作家覃仕勇。

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悍然颁布“七大恨”，公开跟明朝叫板，倾巢略明。

短短数日，便攻陷抚顺，接连命下东州、马根单等五百余城堡，掠明帝国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杀明朝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

万历勃然大怒，决定好好收拾这个小酋长。

万历召开了一个九卿科道会议，挑出了一个牛人担任辽东经略，负责征剿努尔哈赤。

这个牛人姓杨，名镐，字京甫，号风筠，商丘（今河南商丘）人，万历八年进士。

说杨镐是牛人，绝不是信口瞎说，有事实为证：杨镐任山东参议时，曾分守辽海道，率军雪夜度墨山，奇袭蒙古炒花帐，一击得手，大胜，而后垦荒田百三十余顷，岁积粟万八千余，大利边境。

另外，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任右佥都御史的杨镐于次年（1597年）奉命经略援朝军务。

日军由南往北猛攻，连战连捷，势如破竹，锐不可挡，“入王京，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府库，荡然一空，八道几尽没”（《李朝实录》），汉城告急。

所幸杨镐从平壤直抵汉城，挥军与日军连番血战，终于化解城下之危，遏止了日军的北进，取得了稷山大捷。

就因为这一战，著名明清史研究家李光涛先生赞称：“稷山大捷，由丁酉倭祸言之，乃明人再度援韩第一功。

而是役立功人物，又应以经理杨镐为第一。

”足见杨镐在抗日援朝战争中居功至伟。

朝鲜人也因此将杨镐视为民族大救星。

继稷山大捷之后，杨镐乘胜再战，拟将日军主力围歼于蔚山。

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连接的十数日暴雨使日军躲过了一劫，明军屡攻不下，士气渐沮，功败垂成，未能使战果进一步扩大，反被日军所败。

按理说，胜败乃是兵家常事。

可是，杨镐却因此遭到了朝内大臣的激烈弹劾，指责他“贪猾丧师，酿乱欺罔”（《明神宗实录》），最后落了个革职撤回的下场。

杨镐回国之日，朝鲜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士民男女重髫戴白，牵衣拦道，一送再送，直出郊外，大臣纷纷赠诗为别。

（事见《再造藩邦志》卷五）这还不算，朝鲜国王此后还多次上疏万历为杨镐鸣不平，并建宣武祠于汉城南郊，亲书“再造藩邦”匾额悬于祠内，供奉杨镐画像（见《李朝实录》）。

这次挂帅出征，杨镐的所遇上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明朝驻守辽东的守军尚有两万余人，但在后金八旗军压迫式战法的攻击下，军心靡溃，几成惊弓之鸟。

辽东守军只能被动地分兵驻守各个卫所，无法完成反击和进剿后金的任务。

明朝必须从全国各个防区抽调军队，组成一支在数量上、装备上压倒后金军的大军。

所以，除了由杨镐全面负责辽东事务外，万历还任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原总兵杜松负责驻守山海关，原四川总兵刘綎、蓟镇总兵王国栋、副总兵柴国柱、延绥总兵官秉忠随时候命。

杨镐通晓军事，深谙兵凶战危，到了任上，并未草率采取行动，而是聚积粮草，集结军队，收集难民，振作士气。

这年冬天，四方援兵完成了集结。

其中，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各发精骑一万，共约三万人；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处，则各发兵精骑六千，共约两万五千人；而川广、山陕、两直，各发步骑兵五七千不等，共约两万人；浙江发善战步兵四千；永顺、保靖、石州各处土司兵，河东西土兵，数量二三千不等，共约七千人；全部明军共计八万八千人左右。

此外，加上同盟军海西女真叶赫部兵一万人，朝鲜兵一万三千人，总计十一万多人，包括后勤、运输等等，号称四十七万。

由于四方调兵，辽东军饷随即骤增三百万两，于是循当年援朝御倭旧例，天下除贵州外每亩加派三厘五毫，共增赋银二百多万两。

这对当时财政状况不佳的明朝而言，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基于这个原因，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廷臣唯恐师老饷匮，不断发出兵部红色令旗，催促杨镐抓紧行动。

杨镐通过与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玉庭等人商议，定于二月十一日誓师，二十一日出塞。

杨镐大会诸将，制定了作战方案：兵分四路，分进合击。

杨镐这个做法，也许会有人存在疑问，觉得，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2.5万人，而努尔哈赤有6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赤集中全部兵力只对付其中任何一路，都会在军力上大占优势，怎么这么简单的数学题都不会算，还指挥官呢，狗屁！事实上，从当时的形势出发，明军调自四面八方，除了九边重镇（指的是明朝在北方边境设立的九个军镇，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中的辽东、延绥、宁夏等镇、以及四川和浙江外，其他各地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强，而且他们来自不同军区，互不隶属，无法将他们在短时间内磨合在一起，权衡之下，分头并进当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分进”并不等于分散兵力，而是一个兵力集结的过程，“合击”才是关键，各路明军分头前进，努尔哈赤无法判断哪支部队是主力，就不敢轻举妄动，如若其贸然出击，就会置后方于不顾，随时有被端掉的危险，可谓防不胜防。

这样，“分进”的风险就相对降低，而各“分进”的部队一旦指定到达地点，仍然在“合击”敌人时持有兵力上的优势。

相对而言，集中兵力以一路人马开进。

则努尔哈赤可以放弃后方，倾巢而出，对明军进行伏击和骚扰，本来，明军在林海雪原中与占据地利的敌人展开野战就没有取胜的把握，而明军从辽沈发兵攻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需要纵深两百多里进入后金腹地作战，沿路又多是山川峡谷，河流林莽，路途险要，易守难攻，合兵后的军需辎重过于庞大不说，地形又不熟悉，一旦陷于险地，缺少了前后左右的呼应，搞不好会被全军覆没。

所以，明军的口号是：“数路齐捣，旬日毕事耳”(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7 册)。

这四路军分别是：左翼北路军由开原总兵官马林率领，共一万五千人，会同叶赫部的一万三千人出三岔口入浑河上游，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左翼中路军三万人，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从沈阳渡浑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击赫图阿拉。

右翼中路军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二万五千人，从清河城出鸦鹕关，从南面袭击赫图阿拉。

右翼南路军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会合朝鲜兵，共二万三千人，出宽甸，从东南攻向赫图阿拉。

另外，杨镐还派出总兵李光荣率军驻广宁，副总兵窦承武驻前屯，监视与阻击与努尔哈赤关系很好的蒙古兵。

又派总兵官秉忠、辽东部司张承基率兵驻辽阳，为机动兵力；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输粮草辎重。

自己坐镇沈阳，直接指挥四路大军。

二月二十一日天降大雪，行军困难。

杨镐不得不将出发时间改为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雪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

有人提出延期发兵，等雪晴再战。

杨镐不同意。

理由如下：一、大军已齐集于辽东，且不说朝内一催再催，一旦延期，军饷粮食接济不上，就会影响士气，对战事不利。

二、时已二月初春，经过漫长冬季的空耗，物资向来匮乏的东北女真部落也承受着巨大的后勤压力。

三、因为下雪，出兵的日子已经推了一推，现在还在下雪，是敌人疏于防守，突然发兵，正好攻其不备，一举破城。

兵者，诡道也。

用兵之术，在于虚实变幻，神鬼莫测。

四、最要命的是，先前为了麻痹对方，杨镐故意给努尔哈赤下了一道战书，说：“明国的四十七万大兵要打来了，领兵的将帅和监军的文臣都到齐了。

三月十五日乘月明之际，分路前进。

”（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杨镐的愿意是，以四十七万大军的声威先从心理上给努尔哈赤以强大震慑力，让其心生畏惧，不敢出击，一昧坚守赫图阿拉。

这样就更利于分进合击的战略部署，形成合围赫图阿拉的局面。

而故意将发兵日期说成十几日之后，是为了迷惑对方，让其在信与不信之间犹豫，摸不着头脑。

而现在，如果把出兵的日期再往后推，真成了三月十五日出兵，到时不免弄巧成拙，反成为敌军所制。

所以，考虑再三，杨镐毅然决定在二月二十五日，正式出兵。

那边，努尔哈赤接到了杨镐的战书，着实吃惊不小。

面对明朝大军的多点进攻，后金不免有些势孤力弱，寡不敌众，怎么办呢？在后金的军事会议中，后金高层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坚壁清野，各处据险而守，负隅顽抗，死拼死守，时间一久，等明军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其自然退走。

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萨尔浒之战书碑）毫无疑问，第一种作战方案比较务实，也比较合乎战争规律。

可是，努尔哈赤却选择了第二种，笑称“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见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表面上看，第二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将明军的十万人分成四路，那么平均每路只有2.5万人，而努尔哈赤有6万左右的兵力，一旦努尔哈赤集中全部兵力只对付其中任何一路，都会在军力上大占优势，赢面很大。

事实上，战场厮杀，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人数占优，只是一个有利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影响战争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说天时，比如说地利，比如说战士的士气，比如说武器装备等等。

更何况，你努尔哈赤要集中兵力对付明军的其中一路，那么哪一路是虚，哪一路是实？而且最好你还得搞清楚是哪一路最先到达，弄不好你在这边对付这一路，另一路已经摸到你的后方把你的老窝给端了，又或者，你以为你专心只对付一路，又焉知人家不是四路同时到达？那时，四路一拥而上，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说，努尔哈赤选择的第二种作战方针，其实风险系数是很高的。

说白了吧，这是一种赌徒式的选择。

可是努尔哈赤的运气一直都很好，这次，他又押中了。

当他获悉了四路明军的领军人物，就猜出了明军的主力来自杜松所率领的左翼中路军。

杜松所率的左翼中路不仅人数较多，而且装备精良，配备有全军最好的火器。

士兵多来自宣府、大同、山西、山陕等边镇，以骑兵为主，其中有一手持刀或矛，一手持火统的“跳荡铁骑”，全是百战边兵。

努尔哈赤说：“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不足患矣。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六）于是，只分兵五百人阻击右翼南路明军刘綎部。

另命次子代善为前敌总指挥，率八旗大军主力，开赴北线迎击左翼中路明军杜松部。

自己亲率精锐巴牙喇（近卫军）殿后。

他还派人到浑河上游筑起坝堤蓄水，单等杜松部渡河就放水泻洪。

他这个诡计又得逞了，明军被淹死很多人，并成功把杜松部一分为二：杜松率领的大部分兵马已经过河；但参将龚念遂所率的辎重营却无法过河，很多火枪大炮被阻隔在了河对岸。

杜松之所以这么急着过河，是因为他探知后金正在铁背山上的界凡城上修筑防御工事。

界凡城“形势险要，扼锁阳之咽喉”，是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的战略要地。

界凡城北，临浑河东岸的吉林崖，为界凡第一险要之处，界凡城南为扎喀关，为界凡另一处险要之地，扎喀关旁苏子河对岸是萨尔浒山。

这里距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只有一百余里。

过了界凡，地势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他想尽快取下界凡。

虽然火枪大炮没能跟上，但杜松探知后金兵在界凡筑城只有少数人，便再一次分兵，留两万人在萨尔浒山麓扎营；自己率轻装一万人渡过苏子河（浑河的源头，满族的栖息地，最后流入渤海。

南岸是赫图阿拉城），抢先进攻界凡城下的吉林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