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民族关系姓名XXX 学号；学院；班级年级；1摘要：中国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民族关系形态。
从总体上来说，历史上民族关系建立的过程，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民族群体动态平衡过程。
由于阶级社会的这一决定性条件，民族关系的调整核心实际上是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利益的调整和关系的调适，而大量的各民族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并不在各朝代政策和制度的调整之列，属于地缘、经济等民间需求的自然结果，只不过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借助了王朝政策的力间需求的自然结果，只不过在一些特定的时期借助了王朝政策的力量。
关键词：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历史民族关系调整;历史民族融合参考文献;1)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丁龙召，李晶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2)单静，中国民族关系和谐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7.3)施芳，中国史史学研究论述[D]云南大学，2012.正文：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题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虽然在文化上的发展程度不同，但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对共同发展、共同缔造伟大的中国，都有重要的贡献。
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密切联系，友好往来，共同建设祖国，共同反抗压迫和外来侵略，构成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1.春秋战国时期：此时中原战乱，诸侯争霸，华夏族内部及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其主要特征是：华夏族（汉族）的形成。
2.秦汉时期：这时期民族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即南方地区的开发和融合加强，西部的贸易和交流频繁，北方边境战争不断。
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此时由于少数民族的大批内迁，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各民族间的共同斗争及政治改革，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融合。
其主要特征是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加快。
4.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此时汉族政权衰微，少数民族政权强盛，各少数民族为推进自身的发展，纷纷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使汉化进程加快。
元朝的统一进一步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此时期民族融合的特征是：民族政权对峙和少数民族汉化。
在古代的民族关系中，有民族斗争的一面；也有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一面。
民族斗争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事，不是年年月月天天都要发生的事；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事，确是年年月月天天都在进行的，因而我们认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各族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各族人民基本生活的需要乃是无声的律令，它能够冲破一切障碍而力求满足。
就我国长城以内从事农业、手工业的汉族和长城以外从事游牧业的各游牧民族的关系来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和在文化上取长补短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各族人民生活中的头等重大事件。
对游牧民族来说，他们所需的粮食和衣着、工具等许多手工业产品都靠农业区取得。
取得的方法可以有两种，一种通过战争进行掠夺；一种通过交易，以牲畜和各种畜产品来换取。
前一种不仅是不能经常采用，而且往往是很危险的，总是要碰到顽强的抵抗，要付出很高的血的代价，尤其是还会遭到最大的报复，因而往往得不偿失。
通过和平的交易，是安全的，对双方都有利，因而也是一种经常采取的最主要的方式。
即使在战争状态和双方不和睦的情况下，这种交易还是照常进行。
[14]吴泰就宋辽金时期的和战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时也指出：在宋、辽、西夏并立的160多年内，宋辽之间的战争只有20年，宋、西夏之间的两次战争总共也不过30年。
这中间，战争主要是边境的小规模冲突，真正大规模的战役甚少。
在这16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峙的各个政权相互间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政治上礼节的往来，对各族人民来说，被卷入战争更是他们之间关系的极次要部分。
所以，互相友好相处，在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文明的过程中互相融合，才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
历史上民族关系调整形式一，温和而有长效的调整方式——民族关系的制度性调整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调整首要方式，也是在民族关系较为稳固条件下的调整方式。
所谓制度性的调整就是民族关系的调整纳入了王朝社会管理体制之内，并且使民族关系的调整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政府行为。
或借助于特定行政机构和机构内人员的活动取得结果，或对调整对象施以独特的管理，从而缓解或解决统治阶级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这一方式的特点就是温和、经济，具有长期效果。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态，与其后的商周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明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时期。
虽然这一历史时期相关资料缺乏，我们难以掌握当时的历史全貌，但是前人的研究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专事民族事务的朝官，如周有“大行人”掌管接待远方宾客，有“象胥”掌管“异国”来使的语言通译等。
可以说，民族关系的制度性调整早已存在。
当然，地缘关系对此时的民族关系状况会起到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人们的交往和交流受到交通的极大限制。
秦汉时期，汉民族——多个夷夏民族的融合体诞生。
由于其有着较为先进的生产力，社会发展整体上表现出先进性。
其所建立的王朝成为本区域内具有强大实力的国家，这使之有能力全面调整与周边民族的关系。
秦朝将与之关系密切的其他民族划入一定的行政区域，史称“道”，或者“属邦”，但是具体的管理方式史籍所记不详。
由于汉承秦制，其机构设置及运转应与秦有相同之处，而且汉的国力也使之对周边民族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汉时仍然有“道”的地方设置，同时还有“属国”，汉的属国置都尉、丞、侯、千人等官职，但属国的管理则“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
最为重要的是汉初中央政府中设立了专门管理属国事务的“典属国”机构，后归并入大鸿胪。
这表明至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诞生的重要历史时期，调整民族关系的行政制度已经初步建成，一方面存在着对行政区域的管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中的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及其职责得以确定。
在中央王朝调整民族关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中，不仅包括政治制度，还有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互市、贡纳与赏赐。
自汉唐以来，互市就成为中原王朝与民族地区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
如唐与回纥的马绢贸易，明政府与蒙、藏的茶马贸易。
在互市过程中还有一些其他畜产品和农业产品及手工产品的交流。
贡纳不仅是一种政治交好的表示，对双方而言又是一种物质的满足。
岁时朝贡是双方关系稳定的表示，同时，对中原王朝政治地位的认可只是边疆民族地区上层的愿望之一，由此得到物质利益则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民族地区以珍奇、土特畜产品向中央王朝纳贡，同时中央王朝则要根据不同的关系和级别给予一定的赏赐，赏赐的内容除了象征权利的冠带等外，多是中原地区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
朝贡的使团往往利用出使过程进行交流，回纥与唐朝的马绢贸易就是通过进贡和回赐进行的，回纥的朝贡使团大多兼做贸易，使者队伍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1]使团一出一入带来的物流相当可观。
二、残酷、激烈的调整方式——战争任何战争都是残酷无情的，而非人类社会常态。
如果说制度性的调整多行于王朝建立之初，或王朝统治已经稳固，民族关系较稳定的和平时期的话，战争则是王朝建立之初或实力强大后与周边民族矛盾激化时运用的重要方式。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民族之间的战争并不少见。
以这种方式调整民族关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破坏性强、破坏范围大，遗留问题多，对地缘性民族关系有根本的影响古代民族关系中，任何一方力量强大都可能引起战争。
从中原政权的角度综合而言，中国古代史上民族之间的战争可分为下列类别：一是为建立统一政权而进行的征战，如秦汉时期征匈奴，战南越，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政权间的征战，宋辽之争，元朝降服畏兀儿、西夏，征服金朝，平大理，灭南宋等。
二是为维护统一的中原政权而进行的战争。
中原政权往往与北方游牧民族在经济政治利益上出现冲突，如汉与匈奴之争。
中原政权又往往在其政权不稳时各类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在解决激化的民族矛盾时也会利用战争手段进行镇压，如明代对苗族起义，大藤峡瑶、壮各族人民起义，以及清朝对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的镇压等等。
三是为了满足中原政权的物质利益而进行的征战。
中原政权一向以“天下共主”自居，自然视天下之“物”为己有，因此，各民族地区的贡纳是其对某些物质获得满足的一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行不通，就只有选择战争方式了。
比如汉武帝时期对西域大宛之战，不过是为了得到大宛的善马，竟致兴师动众，两次发兵大宛，最后取善马四十匹，与盟罢兵。
[3]同样这次战争也得到了意外的效果，那就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的联系，为后世对西域的管理和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如，唐朝到了贞观以后便“‘恃功业之大，负圣智之明。
长傲纵欲。
无事兴兵，问罪远夷’。
还经常‘万里遣使。
市索骏马。
并度怪诊’”[4]总之，无论中原政权是否通过战争达到了目的，无论战争造成了怎样的恶果，民族之间的战争都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使双方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平衡的手段。
民族融合首先，民族关系制度性调整过程中一些措施的实施引起了民族人口的迁移。
比如屯田和戍守，从汉朝始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屯田，以获得军队给养。
汉在征大宛胜利后便自敦煌西至盐泽，在轮台、渠犁，设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成为汉在西域屯田之始，此后汉族分布区便开始向西北延伸。
各朝都有屯田之制，屯田不仅使人口发生流动，也增加了物质和技术的流动。
如元至元九年（1272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10次发调汉族军民，发给他们农具、耕牛、籽种、衣着及钱钞等赴漠北屯垦，使岭北行省开垦耕田6400多亩。
[1]戍守是封建王朝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手段，为完成此任务需要相当数量的兵士开赴边疆地区，因此大量的人员得以流动。
据称元统治者为此迁移了大量的蒙古、回回、畏兀儿等军户驻防，估计云南一地就驻有10万以上的蒙古族人。
[1]戍守、屯田使得不同民族的人口得到有组织的流动，与之相伴生的技术和文化的传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这些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区各民族的长期交往最终也引发了民族的融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屯田、戍守等制度性的人口流动，从规模到作用和影响来说都是同一时期个体流动所不能达到的。
第二，战乱和社会动荡引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为了达到政治统一还是为了维护政治统一都发生过一些战乱，而同时民族地区由于内部的政治纷争也造成过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由此也引发了大量的人口流动。
其中有政权强制性的迁移，在强制性迁移中，有强制性地向中原迁移，也有强制性地迁中原之汉族到边疆民族地区。
当然，也有一定的自发性迁移，其中有汉地之民众为了避乱迁移到各边地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人口为避乱而进入中原汉族地区。
如，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大多将在战争中所俘的中原地区的工匠等类人强制迁移到其政治中心，并逐渐使之融入本民族中，这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都有发生。
史载，成吉思汗攻金时，一次就将河北10余万户迁至漠北土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