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修辞学的历史一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期————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从初期的封建社会过渡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急剧的变动，反映在哲学思想上是诸子著述勃兴，百家争鸣；可是修辞学方面，却还只是在萌芽阶段。

表现：1）岛村泷太郎(即岛村抱月)氏著《新美辞学》，以为《诗》六义中的赋、比、兴，是诗的措辞法，是中国修辞思想的萌芽。

2）孔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巧”在这里认为是“婉曲”的修辞法。

结论：先秦的修辞思想，还在萌芽时期，所以诸子的修辞学说——特别是孔子的修辞学说，还不够系统、明朗，须待后世的学者来阐说，不过就大体上来说，除了孔子有时主张巧言、文采外，一般的论点都是反对美言华辞主张意足而已的。

二中国修辞思想的成熟期————两汉时代两汉时代，封建制度已臻于成熟的阶段。

由于一般帝王想利用孔子守旧的思想以统治人民，故大力提倡儒家的学说。

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是重视辞藻形式的辞赋独盛，铺陈超乎常度；而针对这种修辞现象所作的批评，也显得比较具体。

就拿论述饰辞来说，不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已有了比较具体的观念。

对于一般的修辞理论(包括论消极修辞)或是辞格(积极修辞)，也大都能清楚地表示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

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修辞思想的成熟期。

表现：1董仲舒《春秋繁露》论《春秋》的用辞。

西汉景帝时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十七卷，是一部有关政治历史、伦理、礼俗的著作。

书中谈到《春秋》的用辞，这是一个开创者。

这里最早论述了“辞格”：“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这是最早的论析字。

2刘向《说苑》主张饰辞和善说。

两汉时代的大编辑家刘向，在元帝时曾数上书言天下事，以阴阳休咎，论时政得失，讥刺时事，指陈灾异。

只因那时候外戚专权，屡遭诽谤，刘向终于没有被“君上”所器重。

可是刘向并不灰心，也没有因此改变了他的“志愿”。

他悟出自己的陈辞太切直了，太没有讲究修饰了，这也许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因此他写了一篇《善说》，后来收在《说苑》里，开头便说：“孙卿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谕之，分别以明之，欢忻愤懑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行矣。

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

’《传》曰：‘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也。

’《诗》云：、‘无易由言，无曰苟矣。

’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

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

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心，如此而说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

此之谓善说。

’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

’《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

’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

’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

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

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

”他最后两句话说得最是透彻明白，原来辞是不可不修的，而修辞的目的，是为了使游说时能说得好，能为人君所重用。

3王充《论衡》反对华文饰辞、评论夸饰。

王充是东汉伟大的思想家，他不能容忍当时委靡不振的文风，首先揭示了形式原于内容的观点，他认为形式与内容应该“外内表里，自相副称”，不应该只顾形式的雕琢，而忽视了内容的真实。

在《论衡·超奇》篇中，他说：“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

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现而实露也。

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

毛有五色，皆生于体。

苟有文无实，则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他以为文只是要表意，用不着虚饰。

他又说:“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

“情见于辞，意验于言。

”“浅意于华叶之言，无根核之深,不见大道体要”。

“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超奇》篇)他主张文字要通俗，使读者能看得懂, 王充生当赋颂盛行的时代，独倡文、言合一之说，以为语言是表达人们的意志(“口言以明志”)，文字是代表语言的工具(“文由语也”)，恐语言不能留存久远(“言恐灭遗”)，所以“著之文字”。

王充真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甚至到了五四时代还有复古派反对用白话文，而在近两千年前的王充竟，能主张文言合一，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

三中国修辞学的发展期______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封建制度的延续期。

由于异族入侵，文苑南移，更兼贵族阶级的崇尚，遂使文学披上华丽的外衣，与形式主义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于是骈四俪六，侈靡的文风，盛极一时，作家竞相在辞巧上用功夫，而不惜以文害辞，以辞害意。

这难免要引起了一些文学批评家的批评。

这些批评都与修辞学有关，也就是修辞的理论了。

所以这个时期谈论修辞学的风气也跟着创作一样的繁盛起来，可以说是修辞学的发展期，也可以说是修辞学的繁盛期。

现在分为(1)一般的修辞论；(2)论文体与修辞；(3)论作家的修辞技巧；(4)谈论辞格等四项。

1一般的修辞论:有分量的著作，当首推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心雕龙》虽是一部包括文章作法、文学批评和修辞学的综合论著，但修辞学所占的比重很大，而且也很突出。

刘勰论消极修辞应注意的四条要件。

第一是避用怪僻的字。

第二是少用偏旁相同(即刘氏所谓联边)的字于一句之中，若果非用不可，最多不要超过三字相连；如张协《游仙诗》，“嵯峨天岭峭”，则是刘氏所谓字林了。

第三斟酌用重出的字，简单的说，是应用即用，不应用即不用。

第四是调度字形肥瘠的字，即是须参伍应用，不应肥字积在一起，也不应瘠字积在—山起。

刘氏所论，只有一三两点，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至于二四两点，已经少有人注意到了，只有喜欢作对联的人还在故意弄巧而已。

世界古代三位修辞论大师：A西方-----亚里士多得，著有《修辞学》B东方------我国的刘勰，著有《文心雕龙》C日本的弘法大师空海，著有《文镜秘府论》2论文体与修辞1)有分量的著作,当首推曹丕《典论.论文》。

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其实，曹丕写《典论·论文》时还是太子)，第一次提到了各种不同的文体有各种不同的修辞准则，也即是论修辞与文体的关系，可以说是修辞与文体的结合论。

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文体既不同，作用也互异，为了适情应景，于是有各种不同的修辞准则。

2)陆机《文赋》在中国修辞史上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哗而谲诳.. .. ..”3论作家的修辞技巧魏晋南北朝，论作家修辞技巧的风气，盛极一时，有论述先秦两汉作者的修辞技巧的，也有论述同时代作者的修辞技巧的。

曹丕的《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斡之《玄猿》、《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 .. ..”4谈论辞格对辞格的记述和谈论，在这一个时期也有可观的表现。

我们所说的析字格，春秋战国时代归入于“缪语”，刘勰的《文心雕龙》，有时却将析字归于离合，有时把析字列入谜语的一个部分。

四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______隋唐时代隋唐时代是封建制度的第二个延续期，由于政治上的南北分裂复归于统一，文化教育也跟着发展起来。

较早时，北朝的颜之推在他的《颜氏家训》里，已经提倡了宗经明道之说，而苏绰也已提倡古文了，无如时机未至，所以没有蔚为风气。

待到韩愈等出而提倡古文(散文)，一反六朝骈俪的歪风，才使文学语言与口语的距离逐渐拉近了；但因过于强调“文以载道”，遂使复古的思想性抑制了革新的艺术性，使得修辞不能极尽发展形容之能事，故谈论修辞现象的修辞理论，也就相应减色了。

但由于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盛行，谈论诗格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沈约的八病之说，也因日本人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的问世而得以阐扬。

这些谈论诗格和诗病的著作，大都只涉及消极的修辞法，即论如何如何为诗格之所忌、怎样怎样为诗之病、应当避免而已。

不过这一个时期论述积极修辞的辞格论，也相当多，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引述的辞格更是不少。

所以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延续期。

1）刘知几的《史通》论修辞的分量，仅次于前一个时期的《文心雕龙》其论辞格，涉及节缩、省略、譬喻、婉转、夸张、引用、比拟、仿拟等。

刘氏是历史上第一个指责《史记》修辞欠妥的人，虽然《史通》有些地方仿《文心雕龙》而作。

2）武曌的《织锦回文记》，虽意在称赏苏氏的巧慧与窦滔的知悔，不算是论回文辞格的著述，但由于作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女皇帝，所以影响特别大。

3）这一个时期对中国修辞学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还是日僧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

五中国修辞学发展的再延续期______宋金元代北宋、南宋、金、元代，是封建制度的第三个延续期，由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相当巩固，随着经济的进步，使工商各业更加发展繁荣。

在文体与修辞方面，韩愈以后，虽然还有一些文人热心推动古文运动，主张弃骈俪而复古文(散文)，但由于能说者未必能行提倡者自己亦不能以身作则，所以骈四俪六的形式仍旧流行，散文也没有普遍地推广。

待到宋代的柳开、欧阳修等人努力提倡，散文才真正流行了这期谈论修辞学的论著有宋陈骙的《文则》，它是中国历史上第—部专论修辞的专著。

至于修辞学有关的谈论诗文的著作，比较有分量的有：1）宋吴曾的《能改斋漫录》。

2）宋洪迈的《容斋随笔》。

3）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

4）宋魏庆的《诗人玉屑》。

5）宋严羽的《沧浪诗话》。

6）宋李耆卿的《文章精义》。

7）金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

8）元王应麟的《困学纪闻》。

9）元王构的《修辞鉴衡》等。

六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上)——明代明代是封建制度的第四个延续期，也是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上)，换句话说，即中国修辞学的学古期。

这个时期的中央集权, 比较前一个时期更加巩固。

弘治间，李梦阳、何景明等代表着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在修辞学方面，也早有学古的趋向。

这一个时期的比较突出的修辞学论著有：1）王世贞的《国朝诗评》，《国朝诗评》文长二千余言，评述自明初至嘉靖年间一百零八位诗人的诗的修辞技巧，全部用譬喻的手法写成。

2)谢榛的《四溟诗话》。

《四溟诗话》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本专论修辞的著作，同时又是第一本专论诗的修辞法的著作。

七中国修辞学的复古期(下) ——清代清代的社会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制度的社会，其在修辞学方面，是属于复古的下期，换句话说，是处在摹拟古代修辞形式与礼拜文言的时期。

中国的语文，自唐代佛家的语录、宋代道家的语录，宋词、元曲，以至于明清的小说，是渐渐地接近口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