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猪龙、凤鸟图腾崇拜原因探析作者：吕富华杨福瑞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4期摘要：一个族群选择何种物类为图腾，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和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

红山文化对猪的崇拜主要来源于狩猎和饲养业，而后在氏族社会的发展中则升华为图腾。

而对鸟的崇拜观念可能源于一种敬畏心理，继而形成另一族群的图腾。

最终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形成了不同的氏族族群和不同的图腾制。

关键词：红山文化；猪龙；凤鸟；图腾崇拜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001-03笔者曾撰了《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与图腾崇拜》一文，讨论了红山文化氏族社会发展与红山文化图腾制的关系以及红山文化图腾崇拜的状况，限于篇幅，没有论及红山文化为什么会以猪龙、凤鸟为其图腾的对象。

本文将依据“猪首龙形”玉器和“鸟形”玉器等考古材料，继续分析红山文化猪鸟等动物崇拜到“猪龙”、“凤鸟”图腾的原因及其过程，以诠释红山文化先民的精神世界。

一、从猪崇拜到猪—龙图腾“猪首龙形器”是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类，目前对已被确认的属于红山文化的“猪首龙形器”数量还不能作确切的统计，包括发掘、采集、传世的大体有数十件之多。

郭大顺曾对传世和收藏的此类玉器有过统计，有十余件之多[1]。

在数十件猪首龙形器中，明显的呈现出三类：一类是较大的“C”形猪首龙。

卷体呈“C”形，首颈部外侧饰以长鬣，吻部略长而稍上翘，目突起作棱形或长圆形。

三星他拉玉龙、东拐棒沟玉龙、故宫博物院玉龙、傅忠谟玉龙均属于此类。

一类是猪首较为清晰的玦形器，其共同特点是以玦体成形，体躯肥硕，首部大而明晰，短立耳，圆睛，吻部有多道皱纹，这类玉龙达二十余件。

一类是猪首的直形器，分双首和单首。

双首直形器，其共同特点是两端雕有猪首，一件为玉璜式，另一件有三孔。

单首直形器即“丫形玉器”。

以上三类不同的猪首形器反映了红山文化中一个部落集团里不同的氏族图腾崇拜。

除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件“C”形龙和傅忠谟收藏两件“C”形龙不能确定出土地以外，其余两件“C”形龙同出一个地区，极有可能是一个氏族分化出的伴偶族，或者是整个以猪为图腾对象的氏族组成的部落的统一徽帜。

而猪首较为清晰的玦形龙在龙形器中数量最多，分布的地区也最广，不仅在大凌河流域存在，在老哈河以及西拉木伦河流域也同时存在。

他们应当说是猪图腾崇拜中的最具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氏族。

城子山“双猪首形器”和东山嘴“双猪首璜”应是最亲近的一类。

“丫形玉器”也是猪崇拜集团中的最亲近的一类。

三类猪首形器在泛辽河地区不断被发现和出土充分说明在上述地区存在着红山人自己能够分辨的众多的“猪氏族”，形成了“猪氏族”集团，他们有着基本相同的图腾崇拜——猪。

随着氏族社会发展，他们的崇拜内容不断丰富升华，即把红山先民对事物的共同认识——“龙”的观念与原有的猪崇拜相结合，形成了独有的猪龙图腾文化。

红山文化先民为什么以猪为自己的图腾物呢？依着图腾理论的解释，图腾崇拜对象的选择应是与本氏族有着最密切关系的动植物。

应该说源于红山先民的猪崇拜，从猪崇拜到猪龙图腾有相当长的历史演进过程，因此有必要弄清猪与红山文化中一些氏族的关系。

猪是中国史前文化中最早驯化成功的家畜自不待言，这里只说泛辽河流域史前人类的狩猎业及家猪的驯养。

现有考古材料表明，早在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葬猪习俗，在兴隆洼M118中，墓主右侧葬有两头整猪，一雌一雄，均呈仰卧状，占据墓穴底部一半的位置。

刘国祥先生认为：“墓主人右侧埋葬的两头整猪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随葬品，可能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

”[2]在兴隆沟遗址室外灰坑H35中，相对摆放着2个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呈“S”形躯体。

刘国祥把它同赵宝沟文化（距今7400～6700年）小山尊形器腹部刻划的猪龙图案以及红山文化玉猪龙的造型相联系推断：“H35底部摆放的真实猪首及用陶片、自然石块和残石器组成的‘S’形躯体代表了当时人心目中的猪龙形象，具有鲜明的宗教祭祀意义，这也是中国目前所能确认的最早的猪首龙的形态。

”[3]由此推知，在兴隆洼文化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经济形态中，狩猎活动在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狩猎活动中，又以猎获野猪为主要的肉食来源，因此，野猪首当其冲地成为他们的崇拜的对象。

大量猪头骨在兴隆洼文化遗址中被发现，说明兴隆洼文化存在猪崇拜的观念是没问题的。

但是，笔者不认为兴隆洼文化的猪崇拜“具有图腾崇拜的意义”，因为，这时的猪还只是一种随葬品，并没有把这种崇拜生华到用于区别氏族的抽象徽帜。

晚于兴隆洼文化的赵宝沟文化中同样有葬猪的习俗。

以赵宝沟遗址为例，可以鉴定的脊椎动物骨骼标本共538件，动物的种类有猪、马鹿、斑鹿等14种。

其中，猪骨标本共138件，最少个体数为9件[4]。

在以“狩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5]或已经进入家蓄饲养阶段的经济中，无疑猪的猎获或饲养都是最主要的种类之一。

赵宝沟人在经济生活中对猪的依赖，促使猪崇拜的观念在不断的升华，这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可以得到证明。

1984年，在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磨光陶尊，尊体上压划着具有夸张性的猪、鹿、鸟三种灵物图案。

其中的猪形纹，柳叶形的细目，长吻前伸，獠牙上拱。

最有特色的是猪形纹的躯体，盘转卷曲，俨然蛇身。

这种动物图案反映了赵宝沟文化进一步的动物崇拜观念，把三种灵物压划在一件陶器上，除了灵物崇拜以外，还反映了氏族之间的一种关系，但仍然不具有图腾崇拜的宗教意义。

到了距今约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时期，虽然发展到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但狩猎业仍然是重要的经济门类，尤其是由狩猎业脱胎出来家蓄饲养业的产生，使一部分野猪便成了家猪，与红山文化先民日夜相伴，先民们对猪的认识更加深刻，自然对猪的崇拜悠然升华，并把原来对众多动物的崇拜逐渐汇集到对猪以及其他少数动物身上。

红山诸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鹿骨一点也不比猪的少，为什么对鹿没有像猪那样崇拜呢？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鹿没有进入红山文化饲养业的行列。

这种经济的变因，引发着红山先人的自然崇拜观念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他们已经不满足只在墓葬中随葬动物骨骼来体现他们的宗教观念，他们要把全氏族最为崇拜的对象的形象创作出来并结合在一种他们认为同样重要的物质上，来作为本族的徽帜并与其它氏族相区别，于是红山先民的宗教观念便由原始的动植物崇拜发展为图腾崇拜了。

红山文化的“猪首龙形玉”正是在氏族社会的不断分化增多以及图腾观念的发展中产生的。

至于说猪繁殖能力强以及肥硕均是红山文化猪图腾崇拜的因素是值得商榷的[6]。

那么与猪首结合而卷曲的那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大多数学者认为是龙的原始形态。

而这种原始形态的原型，较多的学者又认为是蛇体。

笔者倒认为它不是单一的哪一种动物的抽象造型，而是红山文化先民的认识观念的一种物化形态。

很多动植物在胎体或萌芽状态中都是卷曲状的，如母腹孕育到出生时的小孩大体呈卷曲状的，昆虫在幼虫时基本上都是卷曲状的。

大多数动物休眠之时都是首尾相接的，这都蕴含着发育、生长、伸展、运动之寓意。

受这种动植物初生状态的启示，红山先民一些氏族便形成了“卷曲”才能发展壮大的观念，并把这一观念融入他们的图腾崇拜中，形成最初“龙”的概念。

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红山文化时期有无“龙”这一词语表述，但在古代文献中就记载有距今5000左右黄帝龙图腾的神话。

《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

”黄龙、地螾当属一类的虫类动物，后代学者虽然对“螾”有不同的训释，但都不可否认其盘旋弯曲的形状特征，这应该是动物的胚胎。

红山文化的先民之所以对动物的胚胎模型加以崇拜，是因为在生活和生产当中，当发现不同种类的动物（也包括人）的胚胎很近似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科学条件的限制，先民们很自然地将其当作一种神物，认为这就是创造一切生命的物质。

而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龙”字正是前有大头，后部为几乎蜷曲成环形的短躯，其形状酷似红山文化的“猪首龙形”玉。

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到黄帝时的“黄龙”、“地螾”，再到商族甲骨的象形“龙”字和商族妇毫墓出土的玉龙，我们逐渐明晰了龙图腾的递嬗演变过程。

另外从红山文化出土及其传世收藏的三类“猪首龙形”玉器，我们还能获取红山文化氏族社会和图腾崇拜发展演变的更多信息。

如果三类猪首形玉器都产生同一个时期，那么，在猪图腾的这些氏族中，氏族社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其图腾信仰也有区别，显然“C”形龙要比其他两类猪首形玉器进步得多。

从造型说，“C”形龙更加抽象化，猪的形象在退化，而龙的抽象意义明显地突出出来。

从个头上说，“C”龙普遍的要比其它两类器大得多，更具有图腾崇拜的宗教意义。

也就是说以“C”形龙为崇拜徽标的氏族的文化要比崇拜其他两类图腾徽标的氏族更加先进。

如果“C”形龙晚于其它两类器，那么，只能说明以猪龙为图腾的那些氏族逐渐形成了早期的部落集团，“C”形龙便成为所有“猪龙”部落集团或更大范围的新徽帜。

二、从鸟崇拜到凤鸟图腾在红山文化的猪龙图腾之外，最多的就是鸟图腾了。

红山文化的鸟图腾是以“鸟形玉（石）器”，和“勾云形玉器”等为各氏族族徽的。

红山文化以鸟形器为代表的动物符号，构成了一个把自然界与人类召唤在一起的神秘系统，形成以鸟图腾为特征的族徽。

从空间上看，以鸟图腾为红山文化氏族族徽的器物分布得最为广泛；从时间上看，鸟图腾有自身的发展历史。

红山文化在其晚期核心宗教观“祖先崇拜”之前有一个相当长的鸟兽自然崇拜时期，它经历了由氏族徽铭图腾向文化图腾的演变。

鸟图腾的成因与作用反映了红山文化图腾信仰背后的人格化因素，也反映出因特殊地理位置而形成的其他图腾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作用。

红山文化特征中有将天体崇拜与鸟图腾一体化的倾向，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就是这一倾向的物化形态。

经过早期图腾的自然选择，不断注入宗教的内容与世俗需要，表现出“祭天”与“齐天”，升腾与自由的原始宗教精神。

红山文化鸟形器遗存相当丰富，有发掘品，也有采集和传世品；形体有大有小，造型各种各样。

在许多积石冢墓葬中出土的仅次于猪首形器的就是“鸟形器”和“勾云形玉器”。

从红山文化玉石鸟的雕塑形态看，应当分三种类型：一类为全鸟形，共同特点都作鸟的正面展翅形，以突出两翼和胸背部，这类为最多。

对于这一类造型，学术界大多数认为是鸮即猫头鹰，我们认为应该是鹰类猛禽。

第二类是鸟首玦形器，基本形状与猪首龙形器极为相似，想必是与猪图腾氏族通婚的一些氏族的族徽。

第三类是以侧面为主题的所谓“玉凤”。

在红山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氏族是以鸟为图腾的，从而形成鸟氏族集团。

红山文化部分氏族为什么以鸟为自己的图腾物呢？与对猪的崇拜主要来源于狩猎和饲养业不同，红山文化先民对鸟的崇拜观念可能源于一种敬畏心理。

红山人为什么崇尚鸟并逐渐演变成图腾崇拜呢？首先是原始人对天的直观认识，大量的自然现象，如天空中飘落的雨雪以及雷电，使红山人形成了有意志的天的概念，并同时形成对天的敬畏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