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选择和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关系一、人的目的性: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的视角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 “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 1] 101- 102。

这个“自然史的过程一般被理解为”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

但是, “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的客观过程。

正确理解这个思想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前提。

这个特定的前提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 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 [ 2] 8事实上, 人类社会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已经确认, 历史并不是在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上行进。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 我们既看到了大踏步的跃进从而加速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社会现象, 也目睹了反复和倒退从而延缓了历史前进脚步的社会现象。

这一切无非说明, 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是消极的看客, 人类在每一历史的片段中都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迹。

唯物史观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认定, 强调社会发展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 并不意味着取消或否定了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

历史不是像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在阿尔都塞看来, “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辩证法不是任何主体的作用, 无论这主体是绝对的(神)还是仅仅是人类的, 历史的起源总是已经被推到了历史以前, 因此历史既没有哲学上的起源, 也没有哲学上的主体”[ 3 ] 。

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以承认历史是人作为主体活动的过程为前提的, 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获取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 只是对人的历史活动的一种抽象。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反对脱离人的实践活动按照某种外在的尺度书写历史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 迄今为止的各种历史观最为致命的缺陷在于: “ 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 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 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 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

” [ 4 ] 93进一步而言, 一个基本的经验性认识是, 人的实践活动从来是蕴涵目的在其中的。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关键点在于, 人不同于动物, 是一种自觉的能动性的存在, 正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而且, 也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下他们的意志的印记。

马克思曾经举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说: “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时得到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 5] 马克思还指出: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 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

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

” [ 6] 219恩格斯更是明确地指出: 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 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 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

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 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 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 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

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

” [ 7] 247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集中反映了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根本不同之处。

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活动, 人的目的性活动内在于其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历史。

自有阶级的社会产生以来, 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在阶级之间的对抗中运动发展的。

马克思指出: “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 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 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

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到目前为止, 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

”[ 7] 104讨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对人的目的性分析。

离开了人的目的性, 也就无所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那种一谈到规律, 就自然地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目的性作相分离的观点, 不能说是正确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精神实质。

历史合力论的提出也进一步表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讨论人的目的性出发来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

在讨论历史合力论之前, 需要对人的目的性作两个层次的说明: 第一,历史的主体从来是多样的存在, 而非一个统一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人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 而是区分为不同的群体和个人。

第二, 人的目的和意志并非是高度一致的。

这不单是因为主体的多样性, 更是因为同一群体中不同的人在与外部客观世界的联系中所获得的主观目的和意愿也并不完全一致。

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目的复杂多样。

基于上述两个前提性的认识, 恩格斯指出, 迄今为止, 人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 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来创造自己的历史。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而其中每一个意志, 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 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 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 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 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 这些意志等于零。

相反地,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

” [ 7] 697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在事实上并不是“ 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是一个有着一定前提的论断。

这个从个体的角度基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高度作出的论断, 所着重说明的是历史是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

但这并不否认在社会发展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 针对某个具体利益的争夺结果, 有的个人或群体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现, 而有的个人或群体却不能; 有的阶级、国家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相反, 有的阶级、国家的愿望却落了空。

片面强调客观规律性而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分离开来, 是经济决定论者的共同立场。

如果这样的话, 就实际上取消了人的能动性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就会得出人在规律面前无所作为的错误结论。

在拉布里奥拉看来, 经济决定论是一种将“历史降低为算术的认识。

他指出: “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 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恩格斯语) 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 8] 62- 121。

当我们说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时，首先需要确认这并不否认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地位以及人的活动是有目的和意图的活动。

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 “历史规律毕竟不同于自然规律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人们有意识活动的体现, 无论这种活动是感性物质活动还是思想活动。

因此, 即使人们在致力于揭示和探索隐藏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客观规律的时候, 也不应忽视这种终究是人的活动的规律, 是通过人们为追求和达到自己的自觉意图和所设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才得以形成并显现其作用的。

” [ 9] 299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基于人的目的性的视角人的目的性反映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和价值诉求。

恩格斯指出: “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 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 反映在人的头脑中, 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 总之, 成为'理想的意图’ , 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

[ 7] 232唯物史观在肯定人的目的性的同时, 也说明了这一目的性与社会前提和条件的关系。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这种“理想的意图无论是提出还是实现, 都不是纯粹主观的结果, 而是始终与外部客观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深刻指出: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 [ 4] 585恩格斯也强调: 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 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 但是, “ 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 [ 7] 696, 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 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

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区别, 不在于承认不承认人的实践活动有无目的性, 而在于承认不承认人的目的性是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

恩格斯指出: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 那么问题涉及的, 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 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 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 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 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 直接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 ———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 7] 249列宁则进一步明确了在这个问题上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原则分歧。

他指出, 主观主义者“虽然承认历史现象的规律性, 但不能把这些现象的演进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这是因为他们只限于指出人的社会思想和目的, 而不善于把这些思想和目的归结于物质的社会关系[ 2] 9。

还应该看到, 历史目的论在以“ 上帝” 、“精神”替代现实的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同时, 历史就居于人类活动之上而与之分割开来, 于是, 目的只是历史的目的而与人毫无关联。

马克思曾具体描述了这一种情况: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

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