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波普尔特有的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使他走上了质疑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学术道路，他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而提出了历史只有趋势却没有规律更无法预测的观点。

波普尔历史观失误的理论原因在于：扩大了证伪原则的适用范围；忽视了历史规律呈现的复杂多值性；夸大了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只要摒弃人类自主活动与合规律性无法相容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我们不难解释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始终隐含着决定历史变化的因果关系和发展主线，正是这些因果关系和发展主线为我们解释并把握历史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不是任意的，它的规律性正是存在于人类的自主活动之中。

关键词：波普尔；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规律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5-0031-03“历史”的规律性在哪里———浅谈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评申建林，贺云松（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提出的“批评理性主义”、“证伪原则”等科学方法论在西方科学哲学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真正使他名声大噪的，是他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评。

他的政治哲学代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有人评价说“从绝对真理（以及各种决定论）的普遍至信，到对其根本性的质疑和警惕，这是20世纪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最为重大的事件。

而波普尔的学说，特别是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篇作中阐发的观点，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1］还有人甚至认为该书“属于本世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经典著作。

”［2］那么，他对马克思的批评令人信服吗？历史究竟有无规律性？如果有，历史的规律性又在哪里？一、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思想产生的背景1.波普尔的人生经历。

在少年时期，波普尔自诩为共产主义者，他17岁那年，为帮助关押在维也纳警察局的共产党人逃脱，在示威游行时遭到枪击。

这一事件对波普尔心理刺激很大，他开始对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产生怀疑，并从此决定了他终身的思想倾向———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在他中年时期，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全书的写作年代（1935-1942），恰逢纳粹德国对内采取高压政策、加强社会控制，对外煽动民族仇恨、大举实施侵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社会矛盾尖锐，甚至发生大清洗等严重错误。

波普尔进一步认为，德、苏政策的理论基础都是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与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密切相关，他甚至认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毫无差别。

因此，波普尔认为，把历史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会给人类带来不幸。

2.波普尔的知识结构。

波普尔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科学哲学，他在读书求学时代就广泛涉猎各门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了中学数学和物理教师的资格考试并取得教师职位。

他与爱因斯坦、波尔、薛定锷等20世纪最知名的自然科学家交往甚多，经常就自己的学术观点请教这些科学家，受到他们的赞赏。

受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波普尔把自然规律的可重复性转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必须出现完全重复的历史事件才能证实社会历史规律的存在，这使他的历史观具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

由于他的知识论源于他对当代自然科学理论的洞察，而其政治思想恰恰建立在他的知识论基础上，这更加使他确信历史是不存在规律性的。

二、波普尔非历史决定论的主要观点在波普尔看来，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

”［3］波普尔通过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批判，否认历史的规律性，进而否认人们对未来进程进行预测的能力，并提出“历史无意义”的观点，即历史没有意义，“不可能有‘事实如此’的历史，只能有历作者简介：申建林（1966—）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贺云松（1980—）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

”［4］1.否认社会历史发展存在规律性。

波普尔于1933年提出了“证伪原则”，并把它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他说，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去挑剔一个理论的任何错误，“我们必须竭力去证伪它们；”而且，“只有我们竭尽全力而不能证伪它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它们经受住了严格的检验。

”［5］波普尔认为，自然世界的因果联系有严格的确定性、重复性、可检验性，因而可以适用证伪原则，但社会历史领域由于介入了人的因素，一切都是变化的、不可重复的，不仅无法证实，而且历史发展的某些事实甚至与马克思的预见不符，所以社会历史领域无规律可言。

他明确表示，“地球上生命的演化或人类社会的演化，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过程，我们就无法希望去检验一种普遍的假说或发现一种为科学可以接受的自然规律。

”［6］他还认为：“希望我们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现社会运动的定律，正好像是牛顿发现了物体的运动定律那样，那就尤其是这类误解的产物了。

既然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相似于或可以类比于物体运动的社会运动，所以就不可能有那类的规律。

”［7］2.认为人类未来无法预测。

波普尔声称：“我已证明，由于纯粹的逻辑理论，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

”［8］他提出的“纯粹的逻辑理论”是个五项式：（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学的可能性。

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9］波普尔还引用俄狄浦斯王的神话故事来证明他的立场，即人类的历史进程和人息息相关，人本身就参与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客观规律由于人的介入而受到影响或改变，预言本身参与并影响着历史的过程，所以预言也就不可能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或宣告。

这就是说，历史主义必然要做预言，而预言又恰好以其自身对历史的作用而取消规律的客观性，预言之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就意味着历史主义预言的自我否定；必须把主客体绝对地划分开来，因为客观规律一旦渗入主观因素，就会受其影响而引起改变，于是预言就改变了被预言事物本身，因此历史没有客观规律可以预言。

3.承认历史变化中只有趋势。

波普尔指出：“把社会科学的任务看作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这个观点或许可以描述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

”［10］对这个历史决定论的“核心”，波普尔是决不赞同的。

他把历史规律与趋势作了严格的区分：趋势是存在的，或者说趋势的假定通常是一种统计方法。

然而趋势不是规律，因为断定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单称命题而不是全称命题，在特定时间和空间有某种趋势存在的命题是一个单称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这种逻辑情况的实际意义是值得考虑的。

我们可以根据规律来做出科学的预测，但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趋势的存在做出科学的预测。

［11］按照波普尔的解释，趋势是一种持续存在，而持续存在依赖于不断变动的原始条件。

［12］这就是说，趋势总是一个具体社会的具体的持续变化，是一种个别，既然是个别，也就谈不上作为普遍的必然性的规律。

三、波普尔历史观的理论失误原因1.扩大证伪原则的适用范围。

证伪原则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起点，这种思想方法用于探究物理世界的自然规律时，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运用于人类社会就行不通。

因为自然规律的可重复性是把时间当成均匀的、无意义的要素，只是容纳事物的框架而已，这是唯科学主义者的通病；的确，完全相同的或通过创设条件来实现可重复的历史事件是不可能的，但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表现在它是无数创造历史的个人相互作用的“合力”，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恩格斯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而其中每一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就产生出了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13］2.忽视了历史规律呈现的复杂多值性。

人类历史当然是人类活动参与其间的历史，如果因为主体性的参与而否定历史本身的规律，则是一种将历史规律简化为自然规律的机械论思维。

人类活动及其主体性只会使历史规律呈现出复杂多值性，而不会改变或否定规律本身。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中的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前者是指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后者是指人们创造历史的受制约性。

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社会历史规律的制约。

波普尔历史观的缺陷正是在于，忽视了历史过程因人类活动而带来的复杂性，因而当他面对这种复杂性时断然否认其间的规律性。

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历史过程的因果联系并不是单值对应的，而是多值或然的。

因而社会历史规律所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的现实可能性，而是由多种现实可能性构成的“可能性空间”。

哪一种成为现实，取决于主体的选择。

一方面，主体的选择性不能超越社会发展本身的决定性；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又是通过主体的选择创造过程中而实现的。

因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自然历史过程与自觉创造过程的融合。

3.夸大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波普尔因为偶然性的存在而排斥了必然性，当然也就否定了历史规律存在的可能性，他把事物理解为由众多偶然因素作用而形成的孤立而不确定的系统，因而只能通过“渐进试错理论”来分析辨别。

而马克思历史决定论恰恰是容纳了偶然性的辩证决定论，它认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隐含在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而表现出来，因而，历史的发展往往表现为可确定预测的一面，同时也表现为难以预测的不确定的一面。

前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和总体趋向，后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具体事件和特殊形态。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很少能如愿以偿，这就使表面上好像由偶然性支配的社会历史进程，其实“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14］从根本上看，波普尔历史观失误的理论根源是，抱守观念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哲学，这可以从他的“三个世界理论”得到佐证。

波普尔认为，“世界至少包括三个在本体论上泾渭分明的次世界”，即“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世界是精神世界或精神状态的世界；第三世界是概念东西的世界，即客观意义上的观念的世界。

”［15］在波普尔看来，作为科学猜想、理论或其它精神产品的“第三世界”正是我们的理性、思想和智力的产物，而第三世界作为一种自主性客体而获得了本体地位，并对社会进程施加影响作用，由此看来，这种简单虚构的形式化的思维方式当然使波普尔无法理解并远离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