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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常见名词解释

现代文学重要名词解释文学研究社“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

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於现实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经受新思潮冲击并且怀著美好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通过文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苦闷和人生理想;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创作实绩上有新的突破。

新的文学社团於是应运\而生。

文学研究会不但是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而且因其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色,成为新文学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文学社团。

它的发起者与参加者后来有许多成为对中国新文学运\动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文学研究会於1921年1月4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发起人为: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

后来陆续发展的会员有谢婉莹(冰心)、黄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夏丏尊、老舍、胡愈之、刘半农、刘大白、朱湘、徐志摩、彭家煌等,共达170馀人。

成立时发表有《文学研究会宣言》及《文学研究会简章》。

会址设在北京。

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最主要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经过革新由沈雁冰接编后由郑振铎等人相继主编的《小说月报》(自第12卷第 1号起至1931年12月第12卷第12号止,不计号外,共出132期);此外还陆续出刊了《文学旬刊》(《文学旬刊》有北京和上海各自编辑的两种,上海《文学旬刊》自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出刊,到1929年第9卷第5期止,共出380期;第81期改名《文学》,每周一期,第172期又改名《文学周报》,始脱离《时事新报》单独发行。

北京《文学旬刊》自1923年出刊到1925年共出82期)、《诗》月刊(1922至1923年,共 7期)等刊物。

出版了以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主同时也注重本国新文学创作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新月社文学社团。

1923年以聚餐会形式形成于北京。

主要成员有胡逋、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

1925年由徐志摩编辑《晨报副刊》,增辟《诗镌》、《剧刊》,提倡现代格律诗和国剧运动。

1927年春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出版《现代文化丛书》及文艺书籍。

1928年3月出版《新月》月刊,由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先后编辑,前期偏重于发表新诗,讲究格律,形成一种文学流派,被称为“新月派”;1933年6月出至第四卷第七期停刊。

在政治思想上,提倡西方的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

创造社创造社五四时期的新文学社团。

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

发起人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张资平等人。

发表园地有《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和《创造日》。

艺术上注意吸收西方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现代注意表现手法;创造社早期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强调表现作者内心的要求,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

该派强调作家的主体性、艺术的自觉性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

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较有特色、较有影响的新文学社团。

语丝社:鲁迅曾领导和支持过的文学社团。

成立于1924年1月,办有《语丝》(多载杂文、散文)周刊,多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感小品。

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

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

以散文为主,形成了一种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又称“语丝文体”文学改良刍议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需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开端。

著名学者胡适是积极推动白话诗的先驱者。

他1917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

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

翌年,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

于是,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是指"九一八"事变以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

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

他们的作品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

"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作家有萧军、萧红、舒群、端木蕻良等,代表作有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萧军《八月的乡村》等。

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及关内各地的一些青年作者,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骆宾基、罗烽、白朗、李辉英等人,习惯上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形成于30年代中期。

他们有的未正式加入“左联”,但其创作实际上构成“左联”文学的一部分《上海的孤步舞》短篇小说,作者穆时英。

1932年11月发表于《现代》第二卷第一期。

小说运用剪辑组合的方式,通过一个个互不相关的画面,描绘了灯红火绿的大都会夜晚的种种社会病象:夜晚僻静的街上发生了一起凶杀案,3个穿黑绸衫的人枪杀了一个提着饭篮的人;火车疾驶而过;接着出现的场景,是一个大富豪刘有德回到家,年轻的妻子先向他要钱,儿子又来向他要钱,用于夜生活的享受;工地上一位建筑工人被木柱压死;一个失恋青年在江边呆立……作者用现代派艺术处理手法,象电影镜头般的跳跃,勾勒出五光十色的上海夜景,表现了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特色。

小说在结构上,时间交叉、空间跳跃、扑朔迷离、朦胧恍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女神》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史上杰出的诗人。

历史剧作家。

他是一个主观性、抒情性很强的浪漫主义诗人。

“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是其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

开创了“一代诗风”。

《女神》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

连同序诗共57篇。

多为诗人留学日本时所作。

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

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阿Q正传》《阿Q正传》,鲁迅小说代表作。

写于1921年12月,文章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

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

《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共九章,是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写成的。

《阿Q正传》中的人物有赵太爷、阿Q(guì)、吴妈、王胡、小D等。

《边城》的悲剧内涵《边城》使人读后在获得美的感受的同时,又感到一种忧伤、悲凉和惆怅,在文章所描绘的明丽景物和温暖人情上,笼罩着一种似雨似雾的阴湿与愁苦。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

“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概念。

然而看看人物命运的结局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无不使作品笼上悲剧色彩。

《荷花淀》《荷花淀》是孙犁的代表作。

选自《白洋淀纪事》,与《芦花荡》是姊妹篇,是“白洋淀纪事之一”,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品。

全文充满诗意,被称为“诗体小说”。

在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小说选取小小的白洋淀的一隅,表现农村妇女既温柔多情,又坚贞勇敢的性格和精神。

在战火硝烟中,夫妻之情、家国之爱,纯美的人性、崇高的品格,像白洋淀盛开的荷花一样,美丽灿烂。

小说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水生嫂。

她的性格既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又具有抗日根据地妇女进步的特点。

丈夫说要参军,她“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表现了她对丈夫的依恋和关心。

丈夫参军没几天,她心里思念丈夫,又偷偷和众伙伴去看望丈夫,对丈夫可谓一往情深。

论语派现代文学流派。

因《论语》半月刊而得名。

主要代表人物为林语堂。

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

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

《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

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

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

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华威先生》的讽刺艺术首先,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蕴含讽刺性。

主要是通过形象和行动上的前后矛盾和不协调,让主人公“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达到深刻的讽刺效果。

一是仪表和风度上优雅与失范的矛盾。

他十分注意仪表和形象;他优雅的外表和风度只是故作姿态,吓唬人的,哪怕是一点点威胁到其领导地位的风吹草动,就令他丑态毕露、歇斯底里,毫无风度可言,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仪态和尊严。

二是日常“工作”中快与慢的矛盾。

他总让人觉得他有十分要紧的事情;他让人觉得他时间观念非常强;但他的忙不过是一个幌子,他其实是虚张声势,欺民扰民,忙于泡会、应酬、宴请,虚伪无聊而又毫无时间观念。

三是对待他人和事情媚上与欺下的矛盾。

小说着重写了华威先生参加的三个工作会议。

三个会议级别不同,主人公的态度明显不同。

第一个会议,他到会场时,别人都在等他,他旁若无人,态度傲慢。

第二个会议,他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虽有几分不悦,但态度比第一个会议要谦和些。

第三个会议,他在入场时“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发言时“点点头站了起来”,并且分别向主席和各位参会人员“腰板微微地一弯”,显得卑躬屈膝。

三个会议,三种态度,勾画出华威先生骄妄、虚伪、庸俗的国民党忠实走狗的奴才嘴脸。

在语言风格上饱含讽刺性。

作者运用纯熟通俗的语言,特别是借小说中人之口,采用反复的、矛盾的语言艺术,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表现了主人公假抗日、真独裁,犹如“披着羊皮的狼”的可憎面目。

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轻快、谐谑的讽刺笔调,去揭示华美外衣下的愚妄和可笑,用笑声来戳破社会的虚伪和丑恶,在笑声中让人警醒,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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