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学术思想总结一、人物介绍詹姆斯·科尔曼(1926-1995)是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杰出代表。
科尔曼于1949年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后师从罗伯特·默顿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于195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科尔曼来到久负盛名的芝加哥大学任教。
1959年他又来到位于马里兰州的著名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在霍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出任系主任。
从1959年到1973年的14年里,科尔曼一直都在霍普金斯大学耕耘,并为霍大培养了555名博士研究生。
在霍普金斯大学期间,科尔曼完成了与教育社会学相关论文60篇,对美国教育社会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1973年,科尔曼又回到芝加哥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95年3月25日逝世。
二、著作及思想概述科尔曼其实出道甚早,他50年代毕业于当时名列美国全国大学社会学系之首的哥伦毕业大学社会学系,不久就有学术专著《社区冲突》(1957)问世。
60年代他著有《青年人的社会》(1961)等。
真正为他带来崇高声誉的是1990年才付梓的《社会理论的基础》,这年科尔曼已经年近花甲,说一句“夕阳无限好”,却也是姗姗来迟的辉煌了。
科尔曼将本书题献给他的导师罗伯特·默顿,默顿系美国社会学大佬,他的评语“科尔曼教授对于‘法人行动者’的分析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思维”,毫无疑问同样影响深远。
科尔曼的学术生涯分为两个比较明显的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科尔曼一直遵循由默顿改进和倡导的经验功能主义范式,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工作。
他的经验研究深受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影响,一方面注意量化分析,另一方面则努力寻求经验研究和理论化过程之间的动态联系。
在研究初期,科尔曼涉足了许多经验研究领域,如工会民主、集体行为、医生中的社会关系网络等。
从1959年年发表第一篇有关教育的论文《成绩与竞争机制》开始,科尔曼就开始了有关青少年发展和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且一发不可收拾,而60年代中期的“科尔曼报告”更使他一举成名,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并对当时美国教育政策的修订产生了重大影响。
80年代以后,科尔曼的研究重点逐渐发生了变化,由于主流社会学范式不断受到的劫难和批判,他开始关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并尝试对其进行改进。
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科尔曼逐渐脱离了传统社会学的束缚,即不仅仅研究社会环境与社会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而且认识到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可以创造系统运行的方式。
于是,他将个体“理性”行动作为基本假设和研究起点建立了自己的理性社会行动理论体系,希望以此来弥补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的缺陷。
在家里分析框架的过程中,科尔曼则注重所谓“微观-宏观”之间的过渡问题,试图以此建立社会学理论的新基础。
科尔曼提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而不是解释个体行动。
但他同时指出,自己的研究并非直接着眼于宏观现象,而是注重系统行动的内部分析,或者说是以低于系统水平上的行动和倾向性基础来解释系统行动,故属于个体水平上的行动理论。
科尔曼认为,他的研究死一项新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以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为特征,强调理性行动的结构,以弥补社会学研究在微观和宏观上二相对立的不足。
具体来说,科尔曼的理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第一,他运用的是个体行动具有目的性的行动理论;第二,他借用了经济学中的最大限度获取效益的概念去说明“有目的的行动”。
三、理性选择理论1、构成因素面对社会学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争论,面对社会学研究路线的微观主义与宏观层面的断裂,面对霍布斯难题-- "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科尔曼试图建立一套社会学理论弥合、衔接宏观的裂痕,实现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自然的过渡、连续,还唯名论以现实的微观基础。
因此,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在方法论上是以个体行动为起点和出发点,以宏观的社会结构为研究目标,实现微观与宏观的连接。
即他主张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称之为"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
也就是说,他进行的是以个人理性行动为基础的多层次解释- - 个体是如何合理性地展开行为获取最大效益,这些众多个体理性行为又是如何形成规范从而形成系统和秩序的。
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和出发点,以效益最大化为行动的追求目标。
"理性人" 不同于社会学的纯粹工具理性的抽象经济人假设,也不是帕森斯意义上的仅受限于社会规范的"社会人",而是处于社会互动、社会关系中的能动选择的主体,获取最大利益的主体。
所以, "理性人"兼有经济人和社会人的性质,既追求最大利益又受社会关系的制约。
科氏的"效益"并不局限于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道德的多种偏好影响下的其他效用,理性人以合理性行动追求这些效益的最大化。
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达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
理性人的合理性行动促成了规范,也孕育了结构和团体组织。
行动者因蕴含其利益的事件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为了实现各自利益而进行各种交换互动,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复杂关系结构。
各种社会关系为个人提供了新的资源,即社会资本,它存在于关系结构之中,为行动提供便利。
这些关系结构和社会规范、社会资本促成了法人行动者的形成。
法人组织靠一套职位结构执行,为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只要法人行动与行动者利益一致,他们就会承认法人的合法性。
法人行动因个体的理性行为而产生,遵守合理性的原则和要求。
如果说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具体与现实的层面上展开的形式就是科尔曼所说的法人,或者说是团体与组织。
单纯的个人和宏观层面的社会都是抽象的,而法人却可以看到具体的个人和社会的具体形式,是一种中观层面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
经过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出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的的行动。
合理性是行动者的行动基础.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
通过研究个人的行动的结合如何产生制度结构,以及制度结构如何孕育社会系统行为,实现微观-- 宏观的连接。
理性选择理论包括行动系统、行动结构、行动权利以及社会最优等四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
第一,科尔曼认为,行动系统包括行动者、资源和利益等三个基本元素。
行动者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具有目的性的理性人”,他们都有一定的利益偏好,从事着各种经济社会行动。
第二,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不同的行动结构,这是由于各种行动中包含的资源、行动以及行动的背景不同引起的。
第三,行动的权利。
科尔曼指出,"在社会系统的研究中,权利的分配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集合在一起的权利如财产权、使用权以及消费权等都可以被分割。
其中私人物品之间的权利比较容易分配,而有些财产或物品难以准确地被分割,另外有些物品则无法分割,在两种情况下,行动权利的分配往往引起争论。
第四,社会最优状态。
按照斯密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每个"经济人"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走向并非是他所期望的终点,从而达到社会最优状态。
2、微观与宏观理性选择理论不仅要分析个别行动者的行动,它也要能够从微观分析上升到宏观分析,这集中体现在对法人行动分析之中。
法人(法人行动)不只是分析行动系统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显著特征。
法人是与自然人相对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政党、行政部门、社会团体等,它通过自然人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正式组织,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
法人与自然人是现代社会的两种基本行动者,他们有不同的互动关系,包括自然人与自然人的互动、法人与自然人的互动以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互动三种情况。
但是法人与自然人又有所不同。
"法人行动者由职位组成。
自然人只是暂时占据各种职位,而且一个自然人可以占据几个职位,在不同的场合中用不同的身份行动。
" 法人权利的获得与运用也不同于自然人,它是由众多自然人将自己的权利交给法人,法人再把集中起来的权利授予各个代理人进行行动。
法人行动者可以作为独立于任何自然人的主体行动者来活动,法人行动者追逐利益又控制资源,从而增加了行动系统的复杂化以及各种控制性规则实施的难度。
此外,二者约束手段也不一样,对自然人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主要是社会规范和社会化,而对法人行动的控制则主要运用法律和税收政策加强外部管理等等。
当然科尔曼认为,法人的出现也使得现代社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如果一个行动者"既是自然人又是法人和代理人,他将有意无意地变换角色,以最大限度地控制资源谋取利益,这样就会增加有效规范制定与实施的难度。
"其次,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矛盾问题。
个人选择是行动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利用可能获得的资源在一定规范下的私人行为。
而法人行动必须依赖于社会规则或规范,也是一种集体行为的博弈过程,与其主体成员的构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可供选择的方式等密切相关。
因此,法人仅仅代表了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
那么个人行动如何结合成法人行动?科尔曼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
认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诸如信任关系、权威关系、社会规范等等"社会资本",因此,社会必然会出现为了获取社会资本而采取"单边资源让渡"的行动,从而促成法人行动者的形成。
这样,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使个体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少,而法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多,"尽管法人行动者也难以真正达到帕累托最优,但它在个人竞争的残酷和集体行动的搭便车难题之间,找到一种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理性选择。
"四、贡献及局限性科尔曼的理论贡献是不能遮蔽的,它不仅对社会学的难题- - 微观与宏观的结合作了理论尝试和经验分析,也对社会学的研究层次(如法人行动等一些中观层的课题)给出了启示。
此外,它对社会学开展与经济学的对话提供了基础和空间,有利于社会学由边缘走向中心。
但其理论在发展过程中,未加限制地把目的理性扩展到经济行为以外的社会行为上,扩及到宏观的社会系统研究上,必将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和局限。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完全理性的问题“理性人”的特征是追求效益最大化,无论科尔曼将理性的概念如何泛化、扩展,行为者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这一点是没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