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单元中国古代政治家第5课唐太宗与“贞观之治”素材唐太宗的评价唐太宗统治期间，吸取隋亡教训，知人善用，虚怀纳谏，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科举制，对少数民族开明怀柔政策，经济上轻摇薄赋，休养生息，对外兼容并蓄。

这一系列政策为唐王朝带来政治清明、生产发展、文化繁荣的景象，为开元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其很多制度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历史上的周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汉高祖、汉文帝相比较。

文中赞扬唐太宗以武力统一全国，其才略要高于汉高祖，但功略规模则有所不及。

文中认为唐太宗能推行仁政，曲己从谏，畏义好贤，符合儒家的传统规范。

认为自周武王后，历八百年而有汉朝，汉朝八百年后而有唐太宗，其所获得的功业成就是十分难得的。

尽管范祖禹对唐太宗的评价有些脱离隋末唐初的历史条件与阶级关系，但其一些见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需要注意的是，引文从封建伦理标准出发，仅着眼于唐太宗的个人品质而孤立地进行评价，带有唯心史观的色彩。

贞观之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但这决非唐太宗一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而是贞观时期君臣上下同心和唐初人民的集体创造。

唐太宗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而在于他能广泛听取群臣的意见，集思广益，加以总结，并坚持实行。

他吸取隋的教训，重视民心，发展农业生产；吸取隋亡的经验，完善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度，制定《唐律》，以加强中央集权。

同时，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因而出现了古代社会比较清明的时期——贞观之治。

他对贞观之治的出现做出了贡献，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理论遗产。

唐朝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我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反腐败立法工作，一些王朝还制定了反腐败的专项法律法规，如秦朝的《为吏之道》、唐律中的《职律》、明朝的《大诰》等。

古代反腐立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刑治贪。

如秦律规定贪污与“盗”同罪；汉律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且子孙三世“皆禁锢不得为吏”；唐律规定对监临主司受财“二十五匹绞”，收受钱财而枉法者“加役流”；宋律徐重申唐律对贪污行为的规定外，还利用“准敕”、“臣等参详”等形式加强对赃罪的惩处，且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

只有立法而没有执法，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

所以，严格执法、审明政纪是吏治清明的关键。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与他的严格执法是分不开的。

《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广州刺史党仁弘因“赃百万”而被弹劾，按律处死。

太宗“哀其死而有功”，免其死，废为庶人，流徙钦州。

事后太宗下诏罪己，认为自己犯了三条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

”以后高官多有因赃下狱者，如功臣庞相寿、皇叔李道宗等。

后世评价贞观时认为“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袭细人。

”——（赵翼：廿二史札记》）《唐律》“治吏不治民”作为封建社会法律的代表——《唐律》，继承和光大前世统治经验，以等级秩序的“礼”为核心，宗法制为原则，对封建官吏实行严格的权限划分，严惩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达到最终“治民”的目标。

对《唐律》众多复杂的针对官吏犯罪条文的背后，体现出“治吏”的原则，但结合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目的和人主处心积虑的统治政策，我们发现，《唐律》流露和体现的是封建君主对官吏的爱护和关爱，从整体统治阶级利益出发，尽其所能的为官吏提供特权和优遇。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君主掌握着国家的所有最高权力，熟练运用手中的各种资源和手段统治着松散的国家，修订和颁布法律是其中的重要方式，但“徒法不能自行”，必须依靠庞大的官吏系统组织和行使国家的权力运行，贯彻着君主的命令，履行自己的职责，选择优良的官吏，操纵赏罚二柄，驱使官吏，俯首听命。

那么没有严厉的程序和权限，乖张君命，擅权腐败，徇私枉法的现象就会层出不穷。

所以历代君主都明定君臣之分，唐太宗明言：“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

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

……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所以历代君主都敬奉“治吏不治民”的统治原则，制定严格的法律措施来保证官吏队伍的纯洁，提高行政秩序，达到最终控制百姓的目的。

课堂资料1.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他们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做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的赏识。

2.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这句话至今还被我们经常引用。

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唐太宗有句名言：“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

”确实是发自内心。

在626年（武德九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

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

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

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

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

”唐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3.唐太宗的大度宽容也体现在对待尉迟敬德上，原来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620年（武德三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

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

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

”尉迟敬德深受感动，后来为唐太宗屡建奇功。

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

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

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4.唐太宗有一段话论述了国家的根本问题：“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的东西，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则以衣食为根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丧失农时为根本。

”这体现了他的重民思想，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有好的政策得以制定和实施。

5.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

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

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在民间选拔官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假冒的人，唐太宗打算按照已经发布的命令处死他们。

兵部郎中戴胄劝阻说：“按照法律应该处以流放”。

唐太宗生气地说：“你想遵守法律从而使我失去信誉吗？”戴胄说：“皇帝的命令是出于一时的喜怒而下达的，而法律是国家公布的用来取信于天下的。

陛下对欺诈之事很愤恨，因此要杀掉他们，当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这么做。

如果用法律来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个天下的信任”。

唐太宗说：“你能这样执法，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后来胄几次直言进谏，滔滔不绝，唐太宗都听从了他的意见，天下没有任何冤狱发生。

6.有一次，唐太宗和群臣讨论如何制止盗贼的事儿，有人主张制定严酷的法律。

唐太宗说：“民众之所以偷窃，是因为国家规定的赋税和劳役太重、官吏贪婪，加上自己饥寒交迫，所以就顾不上廉耻了。

我应当节省费用、减少赋税和奢靡，选择廉洁的官员，这样民众衣食有余，就不会当盗贼了，何必用严酷的法律呢？”几年之后，天下出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局面。

7.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节选:赵公长孙无忌第一李世民长孙皇后之兄，自幼与李世民友善，李渊太原起兵后投李世民。

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主谋作用。

终身为李世民信任，李世民评价为“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

李世民去世后，受遗命辅佐唐高宗。

因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失宠，后来被诬陷谋反，自杀。

卫公李靖第八“使功不如使过”的典型，曾试图揭发李渊谋反，因此几乎被李渊处死，幸而为李世民所救。

后来戴罪立功，协助李孝恭经营巴蜀、灭萧铣、辅公佑，被李渊评价为“萧、辅之膏肓”。

拒绝李世民的拉拢，未参加玄武门之变。

贞观年间负责抵御突厥，成功地消灭突厥政权，战功无人可及。

后来又挂帅出征，消灭吐谷浑势力。

因军事能力过高遭人疑忌，屡次被诬告谋反，为免嫌疑，主动退休闭门不出，直到老死。

卢公程知节第十九本名程咬金，原为瓦岗军勇将，李密失败后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秦叔宝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

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

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

唐高宗时出征贺鲁，屠杀已投降的平民，因此免官，后病故。

胡公秦叔宝第二十四本为张须陀部下勇将，张死后归裴仁基部下，又随裴投降李密，为瓦岗军大将。

在李密与宇文化及童山之战中立下大功。

李密失败后投降王世充，因不满王的为人，与程知节一同降唐，分配到李世民帐下。

参加李世民历次战役，每战必冲锋在先。

玄武门之变的主要打手。

后因历次作战负伤太多而疾病缠身，贞观十二年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