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杨立新、张新宝——我国侵权责任立法的新进展三人谈内容提要:民法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基本路径，也是数代法律人的孜孜追求。
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和制定从一开始就成为广受关注的立法议题。
自2008年启动侵权责任法进程以来，全国人大法工委先后召开了一系列立法专家研讨论证会，已经先后起草了多部《侵权责任法（草案）》。
目前，侵权责任立法已经进入攻坚阶段，据知情人士透露，新近《侵权责任法（草案）》已基本成熟，该法律有望明年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张新宝教授作为此立法进程的全程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对我国侵权责任立法发展动态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
10月14日晚，应民商法前沿论坛之邀，三位教授将共聚前沿论坛，结合参与侵权责任立法的亲身经历和长期思考，共议我国侵权责任立法的最新动态。
主讲人：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新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信息法中心主任主持人：熊丙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博士研究生时间：10月14日（周三）18：30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法学楼601国际学术报告厅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协办：德恒律师事务所主持人熊丙万：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民商法前沿论坛。
今天来参加我们论坛的老师和同学很多，座无虚席，我作为主持人，甚为大家的热情所感动，我也代表民商法前沿论坛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对我们论坛的关注和支持！关于我们论坛今天的选题，我想不用我做过多介绍。
制定我国侵权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自不言待。
大家的热情出席，就已经表明了这个话题的重要时代性意义。
我们论坛今天邀请的嘉宾，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孔，他们分别是：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张新宝教授。
（掌声）可以说，三位教授都是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学者，我想这种联系的密切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位教授长期从事侵权责任法研究，并在该领域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学术专著耳熟能详，难以一一介绍。
三位教授不但出版了大量畅销系列侵权法专著，而且在侵权责任立法工作启动以来，三位教授都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重要的期刊上发表了广受关注的学术论文。
例如，王利明教授近期在《中国法学》发表的“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杨立新教授近期在《法学研究》发表的“中国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改革”；张新宝教授近期在《中国法学》发表的“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利益衡量”等。
另一种联系的密切性表现在，自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08年启动侵权责任法立法进程以来，三位教授全程参与并见证了这个立法过程，尤其是参加了每一次重大的立法专家论证会，以学术思想积极地推动立法，促进立法草案的发展与完善。
最后，作为主持人，我介绍一下今天论坛的交流规则：先由每位嘉宾作30分钟的精彩演讲；然后由三位嘉宾进行不超过30分钟的讨论和交流；最后，大家可以积极举手争取向三位嘉宾提问。
好了，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利明教授演讲。
（掌声）王利明：这么多同学站着我也不好意思坐着，干脆站着讲吧。
我就争取35分钟左右。
侵权责任法我们把它称为“责任法”而不是“行为法”。
因为是责任法，所以使这个侵权法具有很强的开放性。
它可以把一些虽然无行为，但有责任这种情况可以包括在里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传统侵权法的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这一原则。
所以我个人一直是赞成使用“侵权责任法”而不是“侵权行为法”这个名称，这可以使我们这部法律更有开放性，更有包容性。
下面我讲几个问题：第一问题就是关于这部法律草案的第二条。
第二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要承担侵权责任，它的目的主要是要区分民事权益的侵害与行政权和其它权益侵害的关系，确定侵权法要保护的范围主要限制在民事权益的侵害方面。
但我认为这个条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看着简洁，但是它缺了很多重要内容。
我觉得它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就是它没有确定民事权利究竟局限在哪些方面。
侵权法不是保护所有的民事权利，而仅仅限制在绝对权。
至于合同债权它不属于侵权法保护的范围，这个条款没有把他区别开。
第二它没有确定利益的范围，不是所有的利益都可以受到侵权法的保护，事实上侵权法保护的主要的是那些合法的利益，比方说由于正当竞争导致所受的损失，这种损失是不受侵权法保护的。
对利益的范围也应当有界定。
第三点是它没有区分利益和权利在保护上的不同的要求，特别是在构成要件上的要求。
我们说侵害权利可以使用一般的责任构成要件，但是侵害利益为了避免或防止对利益保护过度而给人们行为自由带来妨害，所以对利益的保护法律上通常要有更严格的限制，应该主要限于那些因为故意或者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利益的情况，所以这个条款没有把这两种保护的要求构成要件区别开。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没有明确这个法律的调整范围，它只是说要承担责任，但是根据什么法律承担责任，我一直建议说就是根据这部法律承担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承担责任，这样的话虽然加上几个字，但是它把这部法律的调整范围确定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是不是应该在侵权法里规定，新宝在这个问题上和我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的标准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议。
我认为最高法院的这个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他确实考虑到了中国这个城乡的差异，考虑到了中国目前现实存在的这个城乡二元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解释确实存在问题。
首先它的问题在于同一案件引发数人死亡的情况下区分城乡，城镇居民的赔偿标准比农村的要高出数倍，这个确确实实是对农村居民是不公平的，一定程度上有歧视的倾向，我说的是同一案件。
其次我们应该正视我们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法律我们是尽量的去巩固它，还是要努力的对这种二元结构的冲击，尽量消除这种隔阂呢？我觉得立法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适当的超前，而不能过于滞后，否则就是巩固了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结构，不合理的体制。
另外这个解释甚至对城乡所使用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使用可支配收入，一个是使用平均工资，这个标准本身也不一样，这就存在问题。
我一直主张我们在侵权责任法应该有一个标准。
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通过修改司法解释来解决，不是应该在立法里面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死亡赔偿金关系到对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讲它就是一个基本的民事法律的问题，所以涉及的基本民事法律制度按照我们《立法法》的规定也应该用法律来解决。
其次对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每年开人大会呼吁非常强烈，最高法院多次表明这个问题要将来立法来解决，不是司法解释解决的问题，所以社会各界对立法出台这个规定有很强烈的期待，所以我们的《侵权责任法》里面完全回避这个问题，会使我们《侵权责任法》这种亮点或特色会大大削弱。
即便我们考虑到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等等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困难，但是我想可以规定一个大致的原则性的赔偿标准，同时授权法官根据个案的情况酌情的来增加或减少。
另外，我们必须要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同一案件应当适用同样的赔偿标准，绝对不能在同一个案件中再分三六九等，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在我们的死亡赔偿金标准里面应该解决我们究竟是采取的是收入丧失说还是抚养丧失说，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确定究竟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是什么关系，现在我们两个司法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一个说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完全是一回事，赔了死亡赔偿金就代替了精神损害赔偿；另外一个解释就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解决，我觉得可以考虑把它同一起来，就是赔偿了死亡赔偿金之后原则上不再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只有极个别的情况才可以考虑例外的精神损害赔偿。
第三个问题就是侵权责任的方式。
侵权责任方式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侵权法里面规定，列举各种侵权责任的方式，这是我们《侵权责任法》的一大创举。
通过列举各种形式它不仅仅是表明了我们的《侵权责任法》它是一个大侵权模式，就是说不是仅仅限于侵权赔偿，不是仅仅通过侵权赔偿来保护财产权，而是采用多种责任形式保护财产权、人身权和其它合法利益包括知识产权。
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责任方式列举给了受害人多种选择，他们能够在这些非常丰富的方式里面选择一种对他们最为有利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草案的规定有几个问题，一个没有明确这些方式是不是允许受害人来选择，我个人一直呼吁就是说这些方式应当由受害人来选择，主要考虑就是我们如果不明确受害人可以选择的话，它就很可能把这些方式变成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那么当受害人主张一种请求之后，可能法官非要选择另外一种。
有人说受害人可能不会选择，法官帮助他选择，有可能对受害人更有利，但是我认为这是损害了司法自治，损害了当事人应当享有的这种选择权利，即便他选择不好他也只能承担这种不利的后果。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程序里面的像释明权这些制度来解决它，但是不能以法官的选择来代替受害人的选择。
其次这里面争议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些责任方式里面包括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这些方式和物权请求权究竟是什么关系，究竟是采取竞合说还是采取排斥竞合这种观点只能优先使用物权请求权这种观点。
我个人一直主张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后应该采用竞合说，比方说侵害财产可以受害人同时主张基于《物权法》主张物权请求权，同时也可以基于《侵权责任法》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等，选择不同的请求权在效果上时不同的，比方说时效的适用，如果选择侵权的话只能是适用两年的时效；使用物权请求权，因为我们没有规定时效的问题，所以原则上可以不考虑时效，区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网络侵权责任问题。
网路侵权我们现在明确了两个规则一个就是明知规则，明知网上的这些信息侵权没有采取措施就要承担责任；另一个就是提示规则就是必须要受害人向网络经营者提出来要求他采取屏蔽、删除、断开连接等等这些必要的措施，提出来之后网络经营者在适当的时间没有采取措施那么要承担责任。
如果受害人没有提出来网络经营者不承担责任。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就是这两个规则适用的范围怎么确定，我个人看法是提示规则应当适用一般的情况，而明知这个规则适用于特殊情况。
这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必须要受害人提出来以后，要求网络经营者在合理时间内采取措施，之所以提示规则适用一般情况首先是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
其次也是为了兼顾网络经营者的利益，保护和鼓励技术的创新，保护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互联网上的信息成千上万，在网站上会发布很多信息要网络经营者每一个都要他去主动审查，审查不出来就要承担责任，这个对他的责任负担太重了，而且也不利于我们技术的创新和信息的传播，也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所以这个规则要适用一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