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李贽研究回顾作者：李超2004年春，社科院历史所和《中国文化研究》编辑部召开了名为“晚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研讨会，将文史哲专家汇聚在一起，试图将日益引起学者关注的“晚明”研究构建起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多元化的研究框架。
而提到晚明，不论是涉及哪一个领域，都不能不提到一位狂人、怪杰，他就是李贽。
综观20世纪以来的李贽研究历程，其思想似乎具有了每一个时代都走在最前端的战斗性，李贽的异端的、叛逆的思想首先被拿出来为政治服务，继之不断沉潜到学术研究，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从文革到新时期，都呈现出这样一种曲线研究进程。
我想以时代为分期，探讨一下各时期李贽研究成果在各个领域的特色。
一、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生活于明朝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思想家李贽，因其“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并以自刎的方式结束其生命之后，他的著作就开始了不断遭到封建统治者禁毁的噩运。
然而李贽的思想于其在世时就已经产生了热烈反响，令“后学如狂”，其书反而是愈禁愈畅销，其思想的火花或隐或显地照耀着那些有着激进思想的学者文人们。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中国社会处于动荡飘摇之中，当清王朝行将灭亡之时，那些力图通过反封建专制来救国图存的志士仁人们重又从李贽的著作中汲取了思想的源泉。
这一时期的李贽研究主要是阐发李贽的反传统的叛逆思想和启蒙思想，否定明末清初对李贽的批判，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予李贽较高的评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口号，掀起了有史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最激烈的批判浪潮，他们从陆王心学中找到思想动力。
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先驱邓实首先在其主编的《国粹学报》上刊载了李贽给焦竑的一封信以及焦竑所作《李氏焚书序》，刘师培为此撰写了后记。
继之，刘师培以“不公仇”的名字在其于日本创办的《天义报》上发表了《李卓吾先生学说》一文（1907年第2期）：1908年，李贽《焚书》由国学保存会出版。
继这些先驱之后，以李贽为思想武器来打倒孔家店的代表人物吴虞发表《明李卓吾别传》（进步杂志第9卷第34期，1916年）一文，文章以一万余字的篇幅介绍了李贽生平及其不幸遭遇，抨击儒教专制对学者的迫害，赞扬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批判精神，以李贽同假道学的斗争来抨击当时尊孔复古派的“息邪说，辟异端”。
叹息“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然亦止能自悲其身世之不幸而已矣！”随着人们对李贽的重新评价与认识，以及日本对李贽研究成果的引入，国内学者开始潜心于对李贽思想的深入研究。
1932年，从日本进修回来的朱维之翻译了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编写的《李贽年谱》，并将其收入在自己的专著《李卓吾论》一书中。
1937年容肇祖的《李卓吾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两本书都对李贽进行了全面论述，包括李贽年谱、李贽思想以及文学主张等内容。
这一时期，嵇文甫的两本书较有新意，《左派王学》（开明书店1934年）第一次将王学分为左派和右派，并在书中专章论述了李贽的思想渊源，将其归入王学左派。
《晚明思想史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提出了“晚明”这一概念，并将这一时期看作是思想史上的转折期，充分肯定阳明学说。
第三章论述“狂禅派”，称“这种狂禅运动到李卓吾算是发展到极端了”（58页），“他不是个寻常人，他对于当时思想界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71页），并指出李贽的思想影响到此后的诸如公安派、竟陵派以至明清间许多名士才子，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尊重个性、喜欢狂放、带浪漫色彩的特殊时代。
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专著还有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39年），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开明书店1941年），侯外庐《中国近世思想史学说》上卷（重庆三友书店1944年），吴泽《儒教判徒李卓吾》（华夏书店1949年）等。
这些专著开始尝试应用唯物史观探讨明代思想史，并对李贽的思想进行了阐释。
吴书更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出发，赞扬李贽的反封建专制、为理想而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题目虽指李贽是“儒教叛徒”，但在书中仍将其归为浪漫主义唯心论和儒学批判主义的“王学左派之尤”，明确界定道：“王学是儒，王学左派是儒，王学左派之尤的李卓吾还是儒，虽是儒学批判主义者，仍然是儒者。
”在当时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时代潮流下，在文学研究领域对李贽也给予了新的评价。
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不但指出李贽是“公安派”的前驱，其“童心说”源自王阳明的致良知，而且认为李贽的思想可以代表当时的新潮流（商务印书馆1948年，下卷，第244至246页）。
朱维之在1935年4月出版的《福建文化》3卷18期上发表了《李卓吾与新文学》，是这时期阐述李贽文学思想的比较有影响的单篇论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文中提出，我国20世纪初的新文学运动与李贽的文艺主张有着紧密联系，并引用了周作人的话来佐证：“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后来，朱维之在《中国文艺思潮史略》一书中，对李贽批判复古主义更是大加肯定，并提出李贽实是公安三袁的导师（开明书店1949年，第139页）。
二、解放初至文革前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学术界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为指导，开始了新时期的学术研究。
这一时期主要是对李贽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肯定其反封建专制的进步性，对其思想到底属于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存在争议，在分析李贽的阶级归属问题上也意见不同。
当时史学界的热点之一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因而在探讨李贽思想成因上都基本上沿用这一观点作为李贽思想形成的经济背景。
这一时期，在对李贽文艺思想的研究，和有关李贽文献的整理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1957年在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对于如何判定历史上哲学家思想的本质问题，容肇祖提出，应该对每一个哲学家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他批评了杨献珍在其著作中对李贽的评价，只是引了一些李贽的片断文句，从而推论出李贽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李贽不一定是唯心主义者。
在思想史著作里，有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60年），其中第四卷第24章以“李贽的战斗的性格及其革命的思想”为标题，确立了李贽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该书将李贽作为泰州学派的“后起之秀”，称其“继承王艮、何心隐的思想传统，并进一步予以发展，从而建立了反道学的思想体系”（1051页）。
书中继续沿用了明中叶后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观点，认为李贽反映的是一种市民的思想，力反宋儒道学之说，因而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与战斗性，这也正是五四运动时期李贽被当作武器来打击旧礼教的原因之一。
但在最后也批评了李贽追求唯心主义彼岸的禅学思想。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在第三册第14章以“李贽进步的社会观和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题，对李贽思想重新界定：“李贽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属于王守仁学派，但是他的反抗封建正统的思想，是王守仁学派所没有的，李贽晚年也接受了禅宗的唯心主义宗教观点”，“他是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不属于泰州学派”。
（367页）对其“童心说”的评价尚为中肯，指出其学说含有个人的自觉，虽暴露了正统御用学者的虚伪，却未能提出系统的、正面的、有具体内容的主张。
而对李贽“人必有私”的观念，则评价为“封建阶级的功利主义，特别在今天，对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极端有害的”。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论文对李贽的思想进行了论析，举其要者如侯外庐邱汉生《李贽的进步思想》（《历史研究》1959年7期），容肇祖《李贽反道学和反封建的一生》（《光明日报》1962年4月6日），侯外庐李学勤《李贽的封建叛逆思想》（《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3日），邱汉生《泰州学派的杰出思想家李贽》（《历史研究》1964年1期）等。
其中以冯友兰《从李贽说起---中国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转化的一个例证》最值得注意。
冯先生在此文中对李贽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都给以高度评价。
他认为李贽是明末“离经叛道”学派中的“突出人物”，“表面上看，他的哲学思想跟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似乎是一类的东西。
实际上李贽和王守仁是对立的。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的社会作用是反动的，李贽的哲学思想是进步的。
”冯先生认为，李贽与王守仁都是把山河大地和“清净本原”说成是一体，“可是王守仁以‘清净本原’为主，认为山河大地就是‘清净本源’”，李贽则是“以山河大地为主，认为‘清净本原’就是山河大地。
这种转变就是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化。
”冯先生还提出，李贽对于封建正统思想提出怀疑和批评，“是市民阶层的要求与愿望的反映”，也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基础”发生动摇的“反映”。
（《新建设》1961年2、3期）这个时期有两部都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一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1962年），一是由游国恩等人主编（1963年）。
这两部书建立了解放后中国文学史的新体系，他们对李贽的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及其创作，都给予了肯定。
前者认为李贽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为左派王学突出的代表人物。
他爱好自由，怀疑封建社会传统的教条，反对把孔子当成偶像，批判正统的程朱道学，揭露假道学的虚伪和丑恶。
”对李贽的文学主张“童心说”，“发愤说”及其创作也有所论述。
但该书对李贽文学思想价值的评析显得不足。
后者继续沿用明中叶后出现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之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研究文学史的过程及规律，认为王阳明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挽救地主阶级的政治危机。
把李贽作为王学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认为其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且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
并专设一节论述其文学主张，认为李贽“持有与传统的文学思想根本不同的见解”。
指出其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实为我国通俗文学最初的研究家和批评家”，评价其散文“摆脱传统古文的格局，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
从六十年代开始，关于李贽文论研究的论文逐渐增多。
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李贽对通俗小说的卓见》（《文汇报》1961年4月15日），吴新雷《关于李卓吾批评的曲本》（《江海学刊》1963年4期），黄海章《评李贽（童心说）》（《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3期）和《评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光明日报》1965年5月9日）等。
在这一时期对李贽和《红楼梦》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人们关注到李贽对曹雪芹的影响，并产生了专题论文，如任访秋《从红楼梦》中的叛逆思想谈到李贽叛逆思想》（《湖南师范学院教学研究汇刊》1955年8期）。
这一课题在后来引起了更多学人的注意。
这一时期研究李贽的专著有：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容肇祖《李贽年谱》（三联书店1957年），邱汉生《李贽》中华书局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