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米特的自由主义论文一、解释学原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在其评论的一开始，施特劳斯就强调，只有通过施米特的解释学原则，才能理解施米特的国家理论以及作为其基础和前提的政治概念。
在施特劳斯看来，施米特的种种解释原则既是历史的，也是存有论的。
它们之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施米特赞同历史主义的原则，即“所有精神只不过是时代精神”。
它们之所以又是存有论的，是因为对施米特来说“，精神领域的所有概念”都只有“从它们具体的政治存有状态”才能得到理解。
分析施米特的解释学原则之时，施特劳斯实际上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从字面上看，他似乎是要如实理解施米特，实际上，他却是根据施米特的解释学原则来批评施米特自己的思想。
所以，施特劳斯指出，施米特的政治概念本身也是历史的，因为这个概念只反映了当代的精神，只指明了当代的真理。
由此能够推论，随着历史的变迁，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也会被时代抛在身后。
另一方面，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也是存有论的，因为它逃不开具体的政治存有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在一个中立化和去政治化的时代，视自由主义为其实质对手。
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也会不再适用于新的情境。
在解释学的根本原则上，施特劳斯把施米特与历史主义以及存有主义划到了同一个阵营。
对施特劳斯来说，历史主义最终能够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危机，存有主义则是“激进的历史主义”或“极端的历史主义”。
①对此，能够对比考察施特劳斯后来在《自然权利和历史》中所陈述的历史主义观点：“因为所有的人类思想都属于特定的历史处境，所以所有的人类思想必定随着其所在的历史处境的消失而消失，然后被新的、不可预知的思想所取代。
”②迈尔（HeinrichMeier）对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的对话实行了细致的研究。
在其研究中，迈尔也提到了施特劳斯所谓施米特的整体解释原则。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迈尔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施特劳斯自身的批判视角。
在迈尔看来，施米特的历史主义植根于其基督教信仰之中，即“末世论所构建的历史事实”之中。
③通过结合基督教信仰和施米特的历史主义，迈尔实际上回避了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解释学批判。
在其评论接近尾声的时候，施特劳斯回到了施米特的解释学原则问题。
施特劳斯明确指出，是施米特自己的解释原则未能让施米特成功地肯定政治，因为这样的解释原则“完全受制于自由主义的前提”。
④在迈尔看来，施米特应该被视为基督教政治神学家，而且施特劳斯在其评注中也以这种方式来理解施米特。
但是，即使迈尔对施米特的解读是合理的，他也还需要解释，施特劳斯是否确实同样以迈尔的方式解读施米特？当迈尔把施米特的历史主义解释为“末世论的”，而非仅仅仅仅“历史的”，迈尔至少没有体现出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判意味，因为施特劳斯认为施米特的解释原则“完全受制于自由主义的前提”。
当然，迈尔的思路倾向于把施特劳斯的这种批判，看作是一个政治哲学家批评一个政治神学家的表面策略。
不过，像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样，表面其实恰恰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实际上，施特劳斯对施米特解释学原则的批判表明，施特劳斯在根本上就把施米特理解为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而且这个批判并没有任何神学所指。
那么就具体情境来说，施特劳斯又如何分析与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相关联的具体政治状态？正如施特劳斯所见，施米特因理解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重新提出了政治的概念。
根据施米特的分析，自由主义的失败在于，否定政治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成功地消灭其对手，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主义本身不但没有摆脱区分敌我的政治，而且也陷入政治的逻辑之中。
只要自由主义仍然是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就仍然属于政治领域，因而仍然还是政治的。
不过，自由主义并不是在每一个方面都失败了。
反政治的自由主义话语至少已经埋葬了敌我政治的理解。
换言之，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自由主义是连贯一致的；作为一种政治形式，自由主义则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自由主义的失败最终能够被简化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和自由主义的政治之间的不一致。
鉴于自由主义的这种失败，施米特想要把政治概念从自由主义的“烟幕”中拯救出来，因为这层烟幕掩盖了对政治的理解。
这样一来，施特劳斯强调，施米特就不得不使用自由主义思想的元素，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体系能够取代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就这个点来说，施米特自己也明白承认。
施米特诊断了自由主义的失败。
施特劳斯掌握了诊断逻辑，并把它使用到施米特自己身上，以此来诊断施米特的失败之处。
能够说，反政治的自由主义对施米特来说在多大水准上依赖于政治，施米特反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对施特劳斯来说就在多大水准上依赖于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从施特劳斯的分析，就能够推出这个层意思。
施特劳斯多处强调施米特的自由主义批判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依赖。
除了说明施米特使用自由主义的术语之外，施特劳斯至少还在其他三个地方体现了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依赖。
首先，在其评论第一部分的结尾处，施特劳斯将反自由主义的施米特与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实行了对比：“霍布斯在一个非自由主义的世界完成了自由主义奠基，施米特则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对自由主义实行了批判。
”①其次，施特劳斯把对政治的肯定看作是“另一极的自由主义”（aliberalismwiththeoppositepolar⁃ity），而后他立即补充道：当施米特说“具有惊人一致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仍然盛行”时，施米特的确并不自相矛盾。
这里蕴含的批判意味是，作为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施米特对政治的肯定恰恰落入自由主义的思想逻辑，从而是“另一极的自由主义”。
②最后，在评论的最后一段，通过明确地说明施米特的“非自由主义倾向受制于仍然未被击败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③施特劳斯解释了评论第一部分末尾对霍布斯和施米特实行比较的含义。
这也就是说，施米特批判自由主义的思想逻辑依然停留在霍布斯所奠基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
所有这些都表明，施特劳斯把施米特理解为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带着自由主义前提的反自由主义者。
二、纯粹政治还是权威政治施特劳斯认为，施米特的反自由主义立场前后并不一致，原因在于它仍然依赖于自由主义思想。
在施特劳斯看来，施米特无奈地使用自由主义所锻造的武器发动了对自由主义的攻击。
通过比较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和自由主义的文化概念，施特劳斯表现了施米特攻击自由主义时的无奈处境。
施特劳斯把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理解为一个论战概念，与自由主义的文化概念相对立。
在施米特看来，政治首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文化领域，独立于其他的领域或文化区域，比如道德、经济、美学等等。
施特劳斯指出，施米特使用自由主义思想的术语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好像他意欲声称，政治仅仅与其他领域并立的一个自主领域。
在这个问题上，施特劳斯暗示，施米特因无奈地使用自由主义术语，而在一定水准上背叛了他自己的真正目的。
施米特试图把覆盖在政治概念之上的自由主义“烟幕”移走，施特劳斯却在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中嗅到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烟火味。
施特劳斯强调，施米特其实并不打算声称，政治是一个新的文化领域。
在这个节骨眼上，施特劳斯非常明确地道出了施米特自己也认同的意图。
施特劳斯强调，政治对施米特来说“并不等于、也不类于”经济、道德、美学等领域，政治的标准“并不等于、也不类于”其他任何文化领域的标准。
正如萨托利（GiovanniSartori）所强调指出，“对施米特来说，政治是第一位的、包含一切的。
”①通过着重强调政治的权威性，施特劳斯把施米特的政治概念理解为“至少是对流行的文化概念的彻底批判”。
施特劳斯指出，施米特使用自由主义的术语给自己带来了被误解的危险。
用迈尔的话来说，就是被误解为是“纯粹政治的辩护者”。
所谓纯粹政治，也就是仅仅把政治理解为一个自主的、与其他区域平起平坐的文化区域。
不过，迈尔并不像施特劳斯那样，认为是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依赖而使其身处于被误解的危险之中。
与此相反，迈尔声称，施米特使用自由主义概念是一种精彩的策略，而且这种策略使得施米特能够自由而精彩地在自由主义的世界里发起对自由主义的攻击。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依赖被施特劳斯认为是施米特自由主义批判中的重要漏洞，迈尔却将此解释为是施米特攻击策略的成功缘由。
迈尔甚至还暗示，即便是施特劳斯自己也察觉到了道德家施米特的策略！③这个暗示其实相当于说，施特劳斯其实非常清楚道德家施米特的意图，也看穿了“纯粹政治的辩护者”仅仅施米特的一个面具而已。
但是，在这样的解读中，迈尔一方面牺牲了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判立意，另一方面成全了施特劳斯关于启示和理性之紧张的著名观点。
正是围绕着这个紧张，迈尔阐述了他自己关于施米特与施特劳斯之间思想对话的基本立场。
实际上，施特劳斯并没有将其对施米特的批判与他自己所解释的启示／理性之间的紧张这两者联系在一起。
换句话说，施特劳斯事实上并没有通过启示与理性的紧张使其对施米特的批判复杂化、神学化。
在对施米特的批判中，施特劳斯主要只想表明，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很大水准上依赖于自由主义思想，所以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动机和结果之间的自相矛盾。
因使用自由主义思想元素，施米特使自己置身于被人误解其意图的危险之中。
指出这个点之后，施特劳斯暂时停止了对施米特的考察，转而开始讨论他自己的注重点，即当代文化哲学的现代性起源问题。
在这个讨论中，施特劳斯自己的视角开始浮出水面。
施米特为了对流行的文化概念实行批判，不得不依照流行的概念，把文化划分为众多拥有自主而相互独立的领域。
施特劳斯则开始思考这种理解方式的起源。
他着重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在被划分为众多自主的领域之前“，文化作为整体已经是‘自主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创造，是人类精神的‘纯粹产物’”。
这样，施特劳斯就从众多独立文化领域的自主性谈到了文化自身的自主性问题，从当代文化哲学谈到了现代文化概念：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创造。
施特劳斯的这个考虑并没有离开批判施米特的主题，而是由此进一步建立施米特的政治概念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之间的关系。
然后，施特劳斯比较了将文化理解为“文化自然”的两种方式。
其一是悉心化育自然，其二则是与自然的斗争。
用我们中国的老话来说，第一种是化成天下，第二种则是人与天斗。
施特劳斯强调，这两种理解方式的区别，主要就在于它们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前一种理解将自然视为“供人效仿的秩序”，后一种理解则将自然视为需要克服的“无秩序”。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一种理解是古典的，另一种理解则是现代的。
施特劳斯认为施米特深深地根植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前提之中，尤其是霍布斯的自由主义奠基之中。
所以，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批判应该首先根据古今之争这个框架来理解才是恰当的，而不是根据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这个思路来理解。
文化的当代流行概念发展了文化的现代理解，但同时也遗忘了自由主义奠基人秉承的基本立场。
从这个方面来说，施特劳斯声称，为了从根子上批判自由主义，施米特应该回到自由主义的根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