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论文１提倡个人利益，从而激发人的欲望在霍布斯笔下，个人的意向“朝向引起它的某种事物时，就称为欲望”②。

霍布斯分析了人类“自觉运动的内在开端”，认为人类的自觉运动是由人的思想指引的。

而思想恰恰是欲望的“侦察兵”。

“假如一个人对以上种种没有很大的热情，而是抱着一般所说的无所谓的态度，那么他虽然不失为好人，可以不开罪于世，但却不可能具有很大的想象或很多的判断。

”③正是欲望指引思想“发现通向所希望的事物的道路”，“没有欲望就是死亡。

”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所宣称的寻求在充满上帝之爱的另一世界中得救，霍布斯主张人们要勇于追求自我欲望的满足，在现实世界实现幸福。

霍布斯号召人们要勇于进取，鼓励人们追求权力、财富、名望。

霍布斯将人的权力獉（重点符号为作者所注，在霍布斯看来获取利益不仅是权利，更是权力）定位为他获取某种将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将人的价值定义为他使用自己的力量时将会得到的对价；将人的尊严定义为被人高度估价。

这是一种显著的功利思想，一种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

人的目的不再是柏拉图所谓的自省、修德，成为至善之人；也不再是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成为“政治性动物”，为城邦服务；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追求的克制欲望以达到内心的幸福。

人的目的和幸福在于最大水准地追求欲望的满足，通过一个又一个目标的实现提升他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

“所有能成为权力的代表和证明的物，行为或品质都是让人尊敬的事物”，“统治地位和胜利都是受人尊敬的。

”④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摆脱了伦理、道德、宗教的束缚，以一种世俗的、功利的、以“人”为核心的眼光观察国家。

在商品经济开始成规模性增长，资产阶级力量逐渐壮大的１７世纪，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人们抛弃原罪理论，摆脱了教会束缚，大胆地投入到现实社会中去，在现世大展拳脚，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人的自主性大为解放。

霍布斯的这些观点解放了长期以来被宗教或道德束缚的个人欲望，充分肯定了人性的渴求，符合时代的利益诉求。

同时，充满欲望的个人对霍布斯来说是进入政治社会的最佳原料。

只有有欲望的人才有活力，只有这些有活力的人才富有创造性，积极寻求持续保有这些欲望的有效手段。

２利用个人恐惧以实现国家控制霍布斯在其所著《诗体自传》中写道：“母亲当时的确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恐惧”⑤。

由此可见，纠结伴随霍布斯一生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恐惧”一词在《利维坦》中出现了１８３次，表示他“极为重视恐惧之于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或政治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ｂｏｄｙ）的决定性作用。

”“恐惧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嫌恶，是一种和被伤害、被侵犯相关的嫌恶；同时，恐惧必然涉及外在力量对个人欲望的可能的否定。

”⑥这种恐惧既有对受伤死亡的恐惧，也有因无知而产生的精神恐惧。

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更是将恐惧作为他论述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的精神指引，力求破除人们对教会、上帝和死亡的恐惧，代之以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利维坦的恐惧。

２．１脱离自然状态，进入利维坦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里，人人生来在身心方面的能力大体相等。

这种能力上的平等决定了每个人达到目的的希望的平等。

而自然界的各种资源又是有限的，人们基于平等的获取资源的权利去占有和使用这些资源时，势必会产生抢夺、争战。

这是一种“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也即，人们追求欲望和自我保全的权利如果没有公共规则的约束，每个人可以基于自己的权利去阻止别人享有应得的权利，而当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该物又不能为二人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

“在没有权力能够让别人全都服从的地方，人们在相处时就不可能存有快乐”，因为“每一个人都期望共处的人对自己的看法与本人对自己的看法相一致。

”人们为了自保，很可能“利用武力或欺诈来掌握所有他能管制的人。

”这种战争状态之下，人们“相互猜疑和恐惧”，生命健康得不到保障，自由无从谈起，“最糟糕的是人们持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单、贫穷、卑污、残忍而短寿”⑦。

霍布斯认为正是这样的一种自然权利相互冲突争夺的状况，导致了人类长期以来的战乱和动荡。

为了结束这种状态，消除人们对无序、战乱的恐惧，霍布斯主张大家订立信约，寻求和平，信守和平，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托付予某个人或一个能经过多数意见把大家的意愿化作一个意志的由众人构成的群体。

为了找出那个让大家信服的公共权力，保证这一信约得到大家的遵守，霍布斯主张所有人将自己的人格统一于一个替代人格中，并服从该人格的意志，伟大的利维坦（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由此诞生，担负着保护臣民的重大使命。

霍布斯消除了人们对自然状态，对战争，对缺乏自我保全能力的恐惧，代之以对利维坦，对主权者的无上权威的服从和恐惧。

２．２走出黑暗王国，进入利维坦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耗费大量篇幅论述了基督教系统的国家和黑暗的王国。

霍布斯认为世间所有宗教的更替都归咎于同一个原因，即令人讨厌的教士们。

他认为宗教的实质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人谋利的工具。

教会利用人们因无知而产生的恐惧使人民处于敬畏、易满足的状态。

霍布斯作为一名机械唯物论者，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了人们的各种幻象和迷信的根源，认为幻象（想象）的实质是事物的运动在我们脑海中产生的印象的衰退。

各种异端邪教仅仅利用了人们特定心理所产生的幻象而被认为灵验。

他认为宗教的根源在于人，因为人会探求其好运、厄运的原因，寻求事物的起点，思考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种对未来的过分焦虑使人常处在恐惧中。

人们只能认为存有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导致出现各种鬼神。

霍布斯还从被基督教奉为圭臬的《圣经》入手，直接探求上帝的意旨。

《圣经》是基督徒世界中的法律，而主权者又是最高立法者，因此，只有经过主权当局确认为正典的篇章方能称作法律。

上帝固然是主权者的主权者，但如果没有世俗国家的主权者（即利维坦）自然理性的指引，那些没有获得任何超自然天启的臣民不可能得知上帝的命令。

基督徒国王和基督教国家的主权议会在自己的领土内摆脱了教会和教皇的控制而直接服从于上帝。

这样霍布斯就使世俗国成为传达上帝意旨的唯一代表，而架空了教会的权力，“挖空了君权神授的根基”⑧，并因此招致费尔默等君权神授论者的强烈不满。

基督的王国不在现世，而人们如果想要获得现世的庇护和保全，必须遵守世俗国王的指令。

就这样，霍布斯消除了人们对上帝、教皇、教士因无知而产生的盲目崇信和恐惧，取而代之的是对利维坦这一世俗之王，上帝在人间之化身的恐惧。

由此，就像《利维坦》１６５１年初版的卷首插画中表现的那样，霍布斯成功的将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几百年的基督教权变为了利维坦手中的权杖，教权从此沦为世俗王权的下位权力。

君主是上帝在俗世的唯一指定者，王权彻底摆脱了教权的分野和侵噬，成功接管了教会之于人们的权势地位。

３在欲望与恐惧的交织中进入政治社会３．１以欲望和恐惧为进入政治社会说理论证霍布斯肯定人们的自我保全的权利，尊重人们追求财富、权势、地位的欲望，认为所有人都具有永不停止的持续获取权势的愿望，直到死亡才停止。

不过这种权利和欲望如果没有一个“让人们能够共同服从的权力”作指导，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人人为战的战争状态将不可避免，人们将终日生活在对战乱、无序的恐惧中。

先前获得的权势将不得继续享有。

也就是说，人的欲望越多，得到的越多，那么对失去所得的恐惧就越多。

为了克服这种恐惧，“人们要求掌握更大的权势来保护他享有先前的权势带来的好处”⑨。

利维坦对外抵抗侵略，对内制定法律以保卫和平，正是人们的需求所在。

霍布斯在论证对主权者的恐惧时指出，“假如人们没有因恐惧公共权力而受到约束，他们就会相互猜疑和恐惧，人人都可以正当地、也必然会想办法防备别人，此乃人的本性使然”⑩。

人的欲望不仅在自然状态下无法安全地实现，也会因教会的黑暗统治而受到限制。

基督教所宣扬的赎罪论和末日论一向视欲望为罪恶。

犯了原罪的人们想要赎罪，就要付出赎价，“而且必须付出（或由他人代替付出）受他侵犯而又把他置于自己掌握之中的人所要求的赎价。

因为受侵犯者是上帝、而万物又都在上帝掌握之下，所以在得救之前就必须付出上帝随其心意所要求的赎价”瑏瑡。

这样人们苦苦奋斗来的一切随时都有可能，特别是在教会的主导下，被视作对原罪的赎价而失去。

为了保全人的欲望免受黑暗王国的抑制，人们势必要摆脱黑暗王国的统治。

在欲望的诱惑和恐惧的威胁之下，霍布斯解决了近代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来源和合法性问题，完成了人们由朴素的自然状态进化到主权国家的理论铺垫，为自１６世纪以来兴起的主权国家浪潮注入了巨大活力。

３．２利维坦内含的绝对国家主义思想霍布斯论证主权者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范式决定了利维坦必然是一个绝对主义的极权国家。

他在充分肯定和鼓励人们积极寻求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的同时，致力于将人们从自然恐惧和宗教恐惧中解救出来。

而这种肯定和解救仅仅为了论证利维坦的必要性。

主权者（政府）是为保全个人利益与欲望而产生，这是主权者的合法性所在。

因此，为了维续这种合法性，主权者必须握有充足的权力，否则将不能实现秩序与和平。

在进入利维坦之后，为维护主权的绝对权威和稳定的政治秩序，霍布斯重新采用了欲望和恐惧交织的手段。

只不过，这种欲望是在主权者庇护之下和允许范围内的欲望，而这种恐惧则是对主权者的政治权力包括司法和刑罚的恐惧。

在霍布斯笔下，自我保全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

自然律禁止人们去做损毁自己的生命或剥夺保全生命的手段的事情。

这里我们似乎仍然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笔下那种“政治性动物”影子。

人们一旦授权以后，未经主权者的同意，不得订立新的信约服从新的主权者，不得作出有损主权者的事情。

同时霍布斯并不认为主权者会作出有损臣民利益的事情，因为主权者的一切行为都是依授权而为，而臣民不可能授权主权者做损害自己的事。

臣民的自由仅限于主权者未加以规定的领域，这样人们的欲望不再能够自由发展，而必须听任主权者法律的规限。

甚至连臣民的私有财产权也不得排斥主权者的绝对所有权。

为了保障主权者的绝对权威，霍布斯对一切可能对其构成威胁的因素进行了限制：认为主权者不可能不义，实际上否认了他之前绝对认可的个人自我保全的权利；为了使主权者不受契约理论中可以自由撤销的限制，“将主权者排除出契约之外，以此保障主权者不受契约约束”瑏瑢。

为了保证稳定的政治秩序，霍布斯认为主权者要对公民进行教导，以防止叛乱。

臣民要服从主权者，不得以任何不尊敬的方式称其名。

主权者为了避免意见不一带来的无序，有权统一思想，主权者有权审查哪些学说和意见有害或有利于和平，有权确定书籍能否出版。

种种言论表明霍布斯的自由仅仅为了论证主权者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而临时给予臣民的自由，是一种有限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是基于天赋，因此变得脆弱。

霍布斯认为权力创造知识，维持社会秩序的秘密在于控制社会的解释活动。

臣民的言论思想自由得不到保障，表明在霍布斯眼中人们仅仅“臣民”，而不是现代政治中所提倡的有独立思想的自主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