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乡村工业的可能模式——费孝通《江村经济》的实质主题潘建雷内容提要：以转型求解近代中国的救亡与复兴，是费孝通先生这一代国士学者为之殚精竭虑的时代主题，也是费先生思想体系的北辰中枢；而《江村经济》则是其中讨论产业转型的一部重要著作。
基于对社会转型的总体判断与对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费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尝试把现代工业导入“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渐进方式诱发乡村社会的总体转型。
开弦弓村的乡村工业试验证明，合作社是一种可行的乡村工业模式，它可以凭借其“经济伸缩力”等优势，应对来自世界市场的挑战，从而复兴乡村经济，促进社会转型。
从大历史的视野看，作为1930年代乡村建设的重要成果，费氏合作社是传统农副经济的“家族社会主义”向现代产业经济的“合作社会主义”转型的有益尝试，对当代中国的经济转型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江村经济》；乡土工业；合作社；家族社会主义；合作社会主义一、《江村经济》的主旨及其在费孝通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江村经济》是一本怎样的书？学界通常称之为：“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与交易等体系”（费孝通，2001：20）的人类学著作。
对这一约定俗成的评价，费先生本人似乎有不同看法。
他在1996年《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实际上，真正了解我学人类学的目的，进入农村调查工作的，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在同行中除了马老师之外，为数不多。
”（费孝通，2001：342）费先生这番言论对我们这些社会学的后辈无异于当头棒喝；赧颜之余，不禁要问：《江村经济》的主题是什么，费先生乡村研究的目的何在？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应当从费先生所处的时代，更准确地说，从近代中国转型的历史背景中去求取答案。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自1840年“西力东侵”以来，以天地人伦、礼俗教化、君主郡县、农副经济、家族村落与册封朝贡为核心要素的“中华文化体”，无力化解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在短短数十年间一败涂地、土崩瓦解，被迫卷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国也开启了“中华文明圈的宗主国”向“世界列国时代的一员”转型的历史新阶段。
这场变革与以往改朝换代的“因循之变”截然不同，按钱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郊农村股份合作社的产权问题研究”（13SHC029）、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项目“京郊村办股份企业”产权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潘建雷，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问题。
穆先生的说法，其本质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大病变，中国社会的人心秩序与社会体统都要彻底的转型（钱穆，1996：25-28）。
昔人谓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所言不虚。
然而，对一个历史悠久、构成复杂、体量庞大的世界文明来说，一场彻底、全面的转型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可以说，近代中国的精英学者（包括费先生）多在为“近代中国如何转型”这一大问题夙兴夜寐；他们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活动多指向“救亡的出路”与“复兴的蓝图”（费孝通，2001：14）。
①至20世纪早期，学界围绕转型问题大致形成了两种思路：据传统思想与体制求变，或据西方模式重塑中国。
以产业为例，就有“以农立国”与“工商立国”的争论；其他领域也同样充斥着各种对立的“主义”与“学说”。
（费孝通，2001：23）对此，费先生写道，“分歧之处是由于对事实的误述或歪曲”，其实“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更不应该是各学派思想争论的问题。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判断”。
（费孝通，2001：23）那么，费先生在诊断近代中国转型问题时的依据是什么？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以科学调查的事实为依据。
费先生明言，彼时中国社会的变迁，“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其结果也不可能是“西方世界的复制”或“传统的复旧”（费孝通，2001：20-21）；真正的过程是两种力量的碰撞、角力与融合，低估任何一方面都可能曲解事实。
作为一名受过社会科学专业训练的青年学者，费先生认为，“传统派”与“西化派”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要么不正视历史的力量，要么不正视变化的现实；实际上，当时中国“所遭遇的问题，实在远超于选择哪一种主义，抄袭哪一种成法”。
（费孝通，2009a：252）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基于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本质与西方冲击引发的变迁的科学考察，及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方向、可能性及其限度的深入思考，小心试错，反复试验，“引导这种变迁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在中国的本土上建筑起一个切当的、新的社会组织”（费孝通，2001：21；费孝通，2009a：117、252）。
其二，以“总体”视野把握转型。
青年时期的费先生就深切意识到，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总体，政治制度、生产方式、价值观念等要素是相互匹配、交互运作的，中国社会更是积数千年之功磨合而成的“极复杂的结构”。
（费孝通，2009a：91）作为一个悠久的文化体，传统中国的社会体制的诸要素及相应的人心秩序，已经形成了一种深度嵌套的关系。
因此，他十分赞同当时（1933年）来华授课的派克教授的论断，即中国是一个“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这也就决定了近代中国的转型与改造必然是一种全面、彻底的转型与改造，而不是某个领域的修补突破或增量改革（费孝通，2009a：134）。
据以上两点，本文认为，费先生的著作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人心秩序与社会体制的双重视角，考察了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形态（国际关系）等核心要素及其转型可能性。
大体如表1：表1费孝通著作主题分类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结构文明形态（国际关系）人心秩序总体思考《皇权与绅权》、《中国士绅》等《复兴丝业的先声》、《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内地农村》、《三访江村》与后期的小城镇研究等《生育制度》、《家族》等《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与“文化自觉”等一系列文章“差序格局”（费先生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小城镇大问题》等①马林诺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中写道，“费博士是中国的一个年轻爱国者，他不仅充分感觉到中国目前的悲剧，而且还注意到更大的问题：他的伟大祖国，进退维谷，是西方化还是灭亡？”实际上，费先生的思考超越了马林诺斯基给出的选择，他试图立足传统中国的要素与框架，融合西方要素推陈出新，以引导中国解决内忧并成功应对世界新秩序的挑战。
参见《江村经济》（费孝通，2001：14）。
由此可知，《江村经济》是费先生关于传统农副经济向现代产业经济转型的主要著作之一，它与《复兴丝业的先声》等早期文章一同构成了费氏乡土工业与乡土重建的思想框架。
费先生在1981年的《三访江村》中还强调，这部书的关注点是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农业、家庭副业与乡村工业的关系”，“在一个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的国家里，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重点应当放在发展乡村工业上”（费孝通，2001：295）。
由此可见，《江村经济》的主旨是乡村工业的发展；准确地说，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费先生主张走乡村工业道路的理由是什么？（2）何种模式的乡村工业适合中国？下文力图依次梳理费先生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二、伦理与产业的统一：“乡村工业”的理由到1930年代，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与现代工商业已经深度侵蚀了中国农村的经济体系，从东南沿海一直波及内陆腹地，乡村社会凋弊溃败，高利贷横行，土地权持续外流，农民挣扎在饥荒边缘；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经济都面临破产的危机（费孝通，2006：80；梁漱溟，1989：613）。
与此相应，彼时学界的主流问题便从20世纪初期的“以何立国”变为“如何工业化”，主要的声音则是“都市工业”，主要的分歧是选择英美自由市场式（资本主义）还是苏联集体计划式（社会主义）（费孝通，2009d：45）。
①就英美式与苏联式的争论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等主流主张，费先生批评道，这是一个极不合常识的假定，好像中国就是“一张白纸，想染什么颜色就染什么颜色”（费孝通，2009d：45）。
他指出，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各要素是相互契合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建设与破坏都需要“十二分的谨慎”，“一定要兼顾到相关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结果，不然，徒然增加社会问题和人民的痛苦罢了”。
（费孝通，2009a：116）费先生以开弦弓村快速引入新式教育为例，指出这一做法既不能提供乡民所需的“会账”等知识技能，又改变了精英青年的价值观念，“夺去了一乡的领袖人物”，结果造成了开弦弓村的紊乱，阻碍了复兴。
（费孝通，2009a：466-471）同样，工业不是一个可以单独发展的东西，其发展未必一定有利于国家与人民，若无完善的制度与之匹配，势必重蹈美苏的覆辙，“形成一个畸形的社会”。
（费孝通，2009a：251-252）费先生告诫同时代的学者与乡村建设的改革者，为了减少乃至免除时代变迁的失调痛苦，一方面，需要“现在做社会研究的人，能详细地把中国社会的结构，就其活动的有机性，做一明白的描述，使从事建设的人能有所参考”；另一方面，应当吸取民国初年政治建设的教训，不要单点突破，“破坏了原有社会的有机性，弄到一盘碎局，无从收拾”，而应当从总体着眼，多方入手。
（费孝通，2009a：258）那么，费先生根据哪些因素认为，“乡土工业”是适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呢？首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要考虑到现实的经济社会情况。
费先生指出，“虽然中国的许多方面被修正，被新奇的外表所掩饰，但传统的中国并没有过去。
……社会结构的本质还是和以前一样起作用”。
（费孝通，2006：124）纵使某些旧要素已经沦为变革的阻力，也不能在一时之间就斩断历史、重起炉灶。
特别考虑到当时的城乡格局，90%左右的人口依然在乡村，若采取都市资本与技术取代农村丝织工业的道路，使“本来可以维持生活的农民，都成了饥民，成了负债的人”，被迫向都市流动集中；于农村，这是经济社会的全面破产；于都市，这是“劳动后备队的陡增，影响到都市劳动者的生机”（费孝通，2009a：251）。
②①相关争论可详见罗荣渠主编，2007，《从西化到现代化》第四编“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仍有89.4%的人口在农村，参见《集体化与中国1959-1961年的农业危机》（林毅夫，1992）。
第二，技术的应用要有与之匹配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
留学英伦的青年费孝通对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大生产对工人的剥削、对人格的异化、对人伦关系的疏离、对共同体生活的破坏、对社会风俗的戕害是深有体会的。
二战之后，费先生在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更告诫西方人士，不要只注重技术的发明应用与利润的追求，而忽略了社会组织的进步与配合，应当着力于“创造出一个和现代技术能配合的完整的社会结构”①（费孝通，2009a：13）；毕竟发展工业的目的“是美满的人生，是社会的价值”（费孝通，2009a：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