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帝信仰与道德崇拜Ξ龙佳解(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摘　要]关帝信仰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信仰。

这种民间信仰的实质是对关羽身上所体现的“忠、义、礼、节、勇”的道德规范的崇拜。

它是一种被历史上统治阶级标准化了的儒家伦理规范。

关帝信仰由民众自发信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内,既说明了民间信仰的可利用性,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政治危机。

[关键词]关帝信仰;道德崇拜;北宋士风[中图分类号]B82-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5)04—0043—05B elief in G u an -G od and Worship of MoralityL ON G Jia 2jie(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 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China ) Abstract :The belief in Guan -G od is a peculiar Chinese folk -belief.The folk -belief is worship of le 2gal ,justice ,manners ,moral integrit y and bravery embodied by Guan Yu in essence.It is t he Conf ucian code of et hics standardized by t he ruling class in history.The belief in Guan -G od was brought f rom t he spontaneous folk belief into ruling class ideology ,t hat showed not only t he exploitation of t he folk -belief ,but also t he deep political crisis faced wit h by t he ruling class at once. K ey words :belief in Guan -G od ;worship of moralit y ;Nort h Song Dynast y scholar -bureaucrat st yle 我国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崇拜是我国独有的特殊的一种民间信仰。

它是历史人物向神的转化。

这种历史人物是英雄加圣贤的双重人格的叠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仁、智、勇”三达德。

因而,关帝崇拜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崇拜。

一　从民间祭祀到帝王册封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民间祭祀关羽最初起源于关羽故里。

关羽故里为今山西运城常平乡常平村,它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是华夏民族发源地之一,孕育出无数英雄豪杰,有着崇尚侠义的民风民俗。

关羽出于行侠仗义,为民除恶,杀了当地恶财主吕熊之后,亡命异乡。

其族人避祸匿于四十里外东古村,其父母年迈,无力逃生则双双投井自尽。

关羽之义举,双亲之惨死,深深感动了乡中父老,自发地为其看家护院。

关羽被害之后,噩耗传来,乡民念其德,自发地供奉香案,悼其亡灵,里人争拜,络绎不绝。

移居东古村的关姓族亲改关羽之故居为宗祠,祭祀关羽则由此而生。

[1](P76-80)公元567-568年,南陈光大年间,湖北当阳人追念关羽之忠义,在其遇害地建庙立祀兴起了民间祭拜关羽的风潮。

随后隋唐期间,首先传出佛教天台宗祖师智凯大师遇关羽在湖北当阳玉泉寺显圣的传说。

唐代禅宗北宗创始人神秀于玉泉传法时,先是拒斥关公显圣之说,但后来又不得不接受显圣之说,在当地建寺奉关公为本寺伽蓝护法神。

至此关羽由亡灵演化为神灵。

北宋末,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追封关羽为“忠惠公”。

由此开启了官方朝廷对民间祭祀的关公进行册封的情势,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将这一民间信仰开始提升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关羽又被晋封为“崇宁真君”。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再进封为“武安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又加封为“义勇武安王”,并建有武安Ξ[收稿日期]2005-02-28[作者简介]龙佳解(1953—),男,湖南常德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第19卷　第4期2005年07月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nan U 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Vol.19,No.4J ul.2005王庙。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再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增加了关羽死后,刘备追谥为“壮缪侯”的“壮缪”称号。

宋孝宗赵　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又加封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前后约85年,连续加封,由“忠惠公”、“崇宁真君”及“武安王”,逐步递增享受到了王庙祭祀。

明代神宗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关公被敕封为“协天大帝”, 8年后又加封为“协天护国忠义帝”,正式登上了历史亡灵的最高位“帝”的宝座。

到1604年,明代神宗皇帝再次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圣帝君”,并敬上了冠冕袍带,举行三日大典,皇帝亲献祝词。

清代以来历朝皇帝也对关帝信仰极力加以提倡。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敕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皇帝驾谒关羽故里关帝庙,亲笔题“义炳乾坤”。

雍正三年(公元1725后),雍正帝追封关羽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为“公”。

以后历代清朝皇帝都对关羽有追谥、加封。

乾隆朝加封谥号“神勇”、“灵佑”;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加封“仁勇”;道光朝再加“威显”;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加封“护国”,翌年加封“保民”,转年再加封“精诚绥靖”,同时将雍正帝追封关公父、祖、曾祖三代的“公”提升为“王”。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再加谥号“翊赞”;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又加谥号“宣德”。

仅仅清朝一代关羽被追加的封号总括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2](P192-193)从以上追述可以看出,民间祭祀关羽原本只是立足于对关羽的忠、义、勇人格的钦敬而产生的对其亡灵的礼拜。

这种祭祀活动最初也仅限于在关羽的故里。

但是在这里关羽已经由正义的维护者变成为正义的化身。

到了隋代(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由于佛教首先将关公显圣的神异转化为佛门的护法神,宋以降道教也开始宣扬关公降妖的神功,这才使得关公由亡灵演化为神灵,成为普及中国的民间信仰。

由此可见,关公由亡灵转化为神灵离不开正统宗教对其的利用。

但是正统宗教利用民间信仰的这一资源,其目的还主要是借助于亡灵关公所具有的神功来保护自身,而不是为了宣扬关公的忠义勇武的道德人格。

然而,北宋末宋徽宗始于崇宁元年对关羽的追封则主要是宣扬其道德人格对人们实施道德教化。

在这里,关公亡灵是形式,其忠义勇武的道德人格才是实质性内容。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关公的道德人格除了具备仁、义、忠、孝之外,又独占一个“勇”字。

这是圣贤人格和英雄人格的综合,正是统治阶级求之不得的护驾神祗。

[1](P76-80)明清两代帝王将历史亡灵关羽由“王”提升为“帝”。

一方面,使亡灵关羽的地位提升到无以复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其不再是历史人物,彻底转变为神而且是最高的神;另一方面,仍然沿袭宋代皇帝注重于其道德人格的方面。

其所加封的下列封号:“护国忠义”、“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等均是对其道德人格的褒奖,而且这类封号数量最多。

可以说,宋、明、清等历代帝王对历史亡灵关羽的追封以及一步步将其在历史亡灵中的地位提高,实质上是将关羽身上所体现的那种道德人格的社会地位提高,是对这种道德人格的一种吹捧乃至于崇拜。

二　关帝崇拜的实质是道德崇拜分析关公崇拜中的具体内涵,可以看出,关公崇拜的实质乃是体现为英雄人格加圣贤人格的道德崇拜。

因为关羽一身几乎具备了古代社会大丈夫的所有美德,即以勇立功、以忠事主、以义待友,且熟读诗书,是文韬武略皆备的道德楷模。

在某种意义上,对关公的顶礼膜拜就是对忠、义、礼、节、勇等伦理观念的崇拜。

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主张道德崇拜的文化,这使得中国历史文化具有了道德崇拜的特征。

依据儒家文化的道德内涵,所谓道德崇拜是指从人的道德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出发,将人的道德存在视作为人的终极实在,从而形成对其认可的理想道德人格的崇仰与追求,并由此生发出将德治作为治国安邦的最佳模式的政治理念。

可以说,是儒家文化及意识形态化造就了关公形象,产生了关公崇拜。

关公则成为儒家伦理在民间的人格偶像。

儒家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所以关公崇拜也是中国独有的。

这也意味着一种民间信仰即使自发地产生于下层群众之中,虽然它主要反映社会底层群众的利益与愿望,但同时也会反映整个社会具有的普遍性道德伦理,即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

因此民间信仰经过调整可以纳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精神工具。

而一种民间信仰要普及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也需要吸纳统治阶级的思想。

从历史文化的视域分析关公崇拜产生的一般文化根源,可以发现关公崇拜一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相关联,另一方面扎根于中国人对宗教44湖　南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信仰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

我们看到帝王立庙祭祀的关帝身上所体现的道德伦理是一种已经被封建统治阶级所驯化、被其认可的道德人格。

在这里,“忠顺”的人格被置于首位,“护国”、“翊赞”等对现成封建政权的捍卫与维护成为祭祀的最终目的。

这意味着儒家伦理当以帝王敕命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必然会丧失其原有的道德自由和道德理想。

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中的关羽形象也同帝王祭祀的关帝形象有别。

民间信仰中注重的是关羽的行侠救危、重信有义的品格,由此将司命禄、佑选举、治病祛灾、驱邪除恶、巡察冥司等诸多职能加在其名下,在工商行业中关公竟由忠义神勇的象征化为助人发财的武财神。

因为“一旦一种对象被神化,那么这个对象就不仅仅与人们赋予它的原初观念相联系,而且成为人的所有生命内容的一个全能的监护神”。

[3](P122)这就意味着,在民间信仰中的关帝其身上的道德品格仅仅成为帮助祭拜者解决人生历程中所遭遇的各种问题与困难的工具。

在这里,实用性的功能是第一位的,道德教化仅是内含于其中,处于从属地位。

三　北宋士风与关帝信仰关于北宋关公被朝廷首次追封的原因,阴法鲁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化史》中认为是因为在北宋及以后,建立在程朱理学基础上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忠”、“孝”、“节”、“义”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关羽则是集中体现这些道德规范的典范。

[4](P436)严格说来,宋代只是重新恢复了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伦理在整个社会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