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11月 Vol. 27 No.6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Nov. 2005────────── 收稿日期：2005-03-18作者简介：高宏蕊（1981-），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国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 41 -论文学风格的可译性高宏蕊，于红真（中国石油大学，山东 东营 257061）摘 要：从翻译的任务入手指出文学翻译中保持原作风格的必要性，进而从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化和哲学几个层面阐述了文学风格的可译性，并探讨了如何处理好原作者风格与译者风格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学风格可译性的限度。

关键词：风格；可译性；限度中图分类号：I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5）06-0041-03一、风格翻译的必要性风格总是以语言形式表现在作品中，体现于作品中常用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等。

既然风格是普遍存在的，而翻译的基本任务是忠实再现原文，那么译者对原作风格的追求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

按忠实原则，译者应尽量抛开自己的风格，使译文紧跟原著，在最大限度内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效果。

多人合译的著作，虽常有专人负责统一文风，仍很难做到前后文笔一致。

若译者缺乏敬业精神势必会让自己的文字特色取代原著的特色，从而损失原著风格，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困惑。

众所周知，风格学早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它所考察的范围早已超出母语著作。

许多世界名著和名家的风格早已有了多种不同的译本，方便广大异国读者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界和学者讨论、参考、借鉴的对象。

这足以说明风格的介绍是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也是翻译的一种任务。

同时，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风格的可译性，所需的不过是为其找出理论支持。

因此笔者将试图从多个方面提出可译性的理论依据。

二、风格翻译的可能性 1．语言学所提供的理论基础文学作品是具有创造性的语言艺术，语言是其基本材料。

根据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同语言的表层结构虽然不同，但其深层结构所表达的内容是相通的。

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时，译者首先看到的是原文的表层结构，然后他要在头脑中将其转化为深层结构。

因为各种语言的深层结构所表达的内容是相通的，进而他能将原语语言的深层结构转化为译入语语言的深层结构，而反映在译文中的语言是译者将译入语的深层结构转化成了译入语的表层结构。

所以两种语言的表层结构有可能不同，但其深层结构是相似的（见下图）。

因此，翻译作为两种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活动，可以用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深层结构，即再现其神韵。

事实上，“一部文学作品的风格，是通过语言来体现的。

一般说来，如果这部文学作品的语言准确无误地译成了另一种语言，那么就可以说，这些语言所负载的风格因素也就或多或少地随之翻译过去。

”[1](P125)肖伯纳所说的“意之所到，风格随之”，也正是这个道理。

原文 译者（转换媒介） 译文 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深层结构 表层结构 深层结构(图中虚线表示相通的近似转换；实线表示相同的表现形式)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重视语言在实际环境中的运用，认为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与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包括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观点强调原文与译文在风格上的对等。

2．文体学所提供的认知前提风格是作家超出语言“共核”的语言个性。

按乔姆斯基的说法，就是“语言运用”的个性；按韩礼德的说法，就是“实际语言行为”的个性。

文体学进一步告诉我们，所谓语言风格，实质上是语言运用中不同于常规之处，即所谓的变异。

变异现象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可以因语境而异，也可以因作者而不同。

变异的形式可以是词汇方面的，也可以是句法、语域、语音等方面的。

目前，文体学家们虽然对“常规”的理解还各持己见，说法不一，但把某一语言的“共核”视为一个“常规”，已是大家都认可的。

那么，超出“共核”这一范畴的，便可视为变异。

这种变异就是某个作家遣词造句的特色。

我们只要通过科学的分析，运用文体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可以把语言中的“共核”和“变异”第27卷第6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6期- 42 -分别加以确认的，从而再现原作的风格：原文简洁凝炼，译文亦须力求简洁凝炼；原文情调愉悦欢快，译文情调亦须力求愉悦欢快；原文利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译文亦须利用形象生动的语言。

这就为文学风格的可译性提供了可以认知的理论前提。

3．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文学语言具有语言学的普遍特征。

但是，作为文学创作的工具，文学语言又具有其独特性，即形象性和抒情性，亦即张今所说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

[2](P87)作家风格的物质方面就是作家所喜爱使用的词语、句型、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及其重复频率；作家风格的精神方面即作家的形象，作家的精神面貌，也最终体现于作品的遣词造句中。

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只要抓住作者的创作意图，深入到作品的艺术境界中去，努力在译文语言中为这一艺术境界寻找完美的语言形式，就能再现原作的艺术境界，即真实地再现作家的精神面貌。

尽管原文语言和译文语言是两种语言，作家所善于运用的表达方式及其重复频率未必能全部移植到译文中去，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移植的，另外一部分可以用相对价值代替绝对价值。

4．文化趋同现象的外延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又是语言的土壤。

随着各国间人们交往越来越频繁，“地球村”上人类共性的认识正在逐步扩大，各民族之间特殊性的差异也正在相对减少。

在此过程中，文化在不断进化和发展，其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只要文化还存在着，文化趋同的过程就是无止境的。

[3](P234)各国语言中的新词术语就反映了文化趋同过程中语言的融合现象，它丰富了不同文化的内涵，扩大了不同文化的共核成分，也提高了语际间的可译度，反过来又促进了文化趋同的发展。

所以，文学中渗透的文化底蕴不再会成为风格翻译的绊脚石。

5．哲学层面的高度纵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哲学角度为风格的可译性提供了理论支持。

某种意义上的“言不尽意”和“得意忘言”是有可能的，但言不可尽意却可以表意，文不可以尽道却可以载道，因言为心之声、意之形。

意思枯燥，言语亦随之枯燥；意思活泼，言语亦随之活泼；意思深邃，言语亦随之含蓄、深远。

[1](P87)凡是思想都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如果有绝对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此思想也无意义。

意属形而上，言属形而下，前者是一，后者是多。

在此，我们可狭义地理解为意指风格，言指各种语言。

所以，意与言，原文与译文，应该是统一的。

道可传，意可表。

心同理同之处，才是人类的真正本性和文化创造之真正源泉；而同心同理之处，也是人类可以相通、翻译之处，即可用无限多的语言去发挥、表现之处。

并且，一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最终都归结于哲学，哲学统领一切、涵盖一切。

所以哲学渗透在各个方面。

就本文而言，语言学、文体学、文学、文化和翻译都离不开哲学的范畴。

以上五方面的论证可以用图表简单概括如下：6．成功的翻译实践许多著名文学翻译家的优秀译文是文学风格可译性的最有力证明。

事实表明，我国所翻译的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符合原作者的风格的，有的译作不仅对原作的风格传达得很巧妙，而且达到几乎与原作风格同等的艺术效果。

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是一部讽刺作品，杨必在翻译这部作品时，充分发挥了自己文笔轻灵、俏皮的特点，成功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

查良铮译拜伦的《唐璜》时，采用以诗译诗高宏蕊，于红真：论文学风格的可译性- 43 -的方法，而不是用散文，传神般再现了拜伦的写作风格。

杨宪益夫妇认为，汉译外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他们合译的《儒林外史》不仅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英语读者，而且再现了原作者吴敬梓的写作风格。

萧乾的文学译著既能符合本国语言，又能表现原作的风格。

譬如，斯蒂芬·里柯克是加拿大著名的幽默大师，他善以幽默的笔调，通过滑稽的情节，来揭示生活的荒谬，使读者在笑声中感知百味人生。

萧乾在翻译《里柯克幽默小说选》时，以同样诙谐、生动的语言把里柯克的语言风格再现给了读者。

以上事例有力地证明了文学风格的可译性。

三、对风格翻译的实践者的一些建议正如作家有自己的风格一样，译者也有自己的风格。

但这绝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抛开原作的风格，而我行我素，让自己的风格代替原作的风格。

为了正确传达原作的风格，译者必须尽量克服和牺牲“自我”，全身心地体验原作中的情景和角色，细致入微地再现原作风格。

这一点也得到了刘重德先生的认可。

他说：“每个译者自己写作的时候，自然是有他个人的风格的。

但去翻译别人的文学作品的时候，就应该尊重原作的风格，并且细心加以揣摩，力争使它在自己的译文中得到重现，而且实际上，经过努力也是基本上办得到的。

”[4](P53)在中国译林中，凡堪称奇树佳木的上乘之作，译者大都是调动自己的文化素养和中外两种语言的基本功力，准确地传达原作的风格，并在此过程中，自然地流露自己的风格。

以王佐良教授翻译的培根的《谈读书》为例，之所以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不仅与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关，更主要的是他选择了与自己风格相近的原作来译。

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译者在再现原作风格的同时，展示自己的风格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此处需要指出，译者不应经常调换不同风格的原作来翻译，因为这样很难译出好作，要适应多种风格实在太难，即使像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他的众多译著中发现：他的译作或多或少地都散发着“傅雷味”，而与他风格最为贴近的译文，往往是他最佳的译作。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译者只有求得自己风格与原作风格的最佳结合时，才有可能创出佳作。

五、可译性的限度原则不同语言就是不同的符号系统，而符号系统最基本的属性就是它的任意性。

不同语言符号之间不存在约定性，也就是说，不论在符号的语义范畴、语用范畴，还是语符关系范畴，不同语义符号之间都不存在约定性，只存在不同程度的偶合性（contingency ）。

[5](P48)因此，语际转换中风格翻译的能动机制，只可能在偶合性的范畴之内充分发挥作用。

语际转换在以上三个符号系统的关系范畴中，语义关系范畴的偶合性最大、语用关系范畴居其次，语符关系范畴的偶合性最小，而风格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次中具有最强的渗透性和扩张性，它几乎是无处不在的。

[6](P224)所以，从符号学的观点看，风格符号的转换，只具相对性，即百分之百再现原作的风格是不可实现的理想。

风格的可译性与否在中国成了马拉松之争，迄今只怕还是议而不决。

但风格难译，并不等于不可译。

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而且要增强文体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变迁、理论的完善，文学风格可译性的限度也会越来越小。

参考文献：[1] 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2] 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3] 吕斌.文化进化导论[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4. [4] 刘重德.托尔曼教授谈翻译的艺术[J].外国语, 1982,(2). [5] 徐志民.洪堡特语言理论说略[J].语文导报,1987,(11). [6] 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On the 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ry StyleGAO Hong-rui, YU Hong-zhen(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Shandong Dongying 257061, China)Abstract: By probing into the mission of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ecessity to reproduce the original style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n it elaborates the translatability of literary style from the layers of linguistic, stylistic, literary,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points of view. On account of all this, it touches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iginal style of the author and the translator’s own style. At last, it points out the limitations in light of translatability.Key words: literary style; translatability; limitations责任编辑、校对：高俊霞 王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