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歌册与潮汕文化传承初探天爱晶儿(我的毕业论文)发表于2007-6-313:41:00潮州歌册是以潮州方言写作的长篇叙事唱本，是流行于潮州方言区即今汕头、潮州等市所辖各县以及福建省南部漳州一带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可归属于弹词的一种。

它是潮汕平原地区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俗称“笑（唱）柯（歌）”。

作为一种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流传歌唱的一种说唱文学，它属于女子文化、俚俗文化而难以载入历册，但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并逐渐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歌册的传播与流传对文化传播起重大作用，被誉为是潮汕民间文学之花。

一、潮州歌册的历史渊源潮州歌册内容的取材范围十分广泛，有历史故事、古代小说、词话、弹词、本地时事、民间传说等。

主题思想以宣扬爱国主义、歌颂清官、反对封建礼教束缚为主流，但也宣扬因果报应。

歌册既可以阅读，也可以朗诵、歌唱。

叙事性歌册多以七字句为主，四句为一首。

句式和字韵比较严谨，早期作品多数是全篇一韵，较长篇幅的才转韵。

后来则较为自由，句式也开始丰富，有四字句、五字句和六字句，较为灵活。

潮州歌册唱腔丰富多样，有轻快的轻六调唱腔；有委婉哀怨的活五调唱腔；有恳切激动的反线调唱腔；还有三、三、四句式唱法、插白唱法等。

这种易学好唱的特点得到了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的欢迎。

歌册起源于何时，典籍和野史都没有记载。

有学者根据各种资料推断，从现存的200多种册本看，潮州歌册“产生年代最晚也不会超过明代，但产生的作品还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作于清代，直到民国初年还有人在写作”[1]。

关于歌册的渊源，有学者认为是由弹词、木鱼书、宝卷、畲歌、俗曲等唱本形式流入潮汕地区后发展的说唱曲艺[2]，作品多是移植各种外地说唱文学，或改编自各通俗演义小说、杂剧话本、民间故事，或利用本地题材加工创作而成。

歌册以其通俗生动的形式，在特定的社会中流传了几百年。

关于“歌册”的定名，历史学家以及文学家对此都做出各自的看法。

这可能因为早期较短的歌文凭记忆朗唱，没有稿本，而较长一些的歌文只抄写在纸张上，凌散而未成册，当有了整齐而规格统一的印本之后，就称之为歌册了。

也有学者直接称是“唱歌本子”，为避免与潮州歌谣和潮州唱曲混淆，“称为潮州歌册，一听了然[3]”。

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的产生应该不晚于明代中叶潮剧的形成时间。

因为地方戏曲的形成，一般都需要有地方的说唱曲艺为基础。

”[4]这样，“歌册”的发展虽然没有正式记入史册，但是其传播却是得到人民群众尤其是民间艺术家的鼓励与帮助。

其间，潮剧这一属于高雅艺术的戏曲，对歌册的完善与传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无论如何，歌册能够作为文化艺术之一并形成自己无可替代的特色，是当它在潮汕民间妇女间传唱开始的，此时它才正式确定了它的“社会地位”和“历史责任”，其文学样式也基本确定。

一般认为晚清有了歌文册本至解放约100年间，是潮州歌册广泛流传的兴盛年代。

歌册曾长期牢固占据潮汕农村文艺阵地，作为一种民俗活动独特形式。

之所以能扎根并吸引广大群众尤其是妇女群众，一是因为歌册用方言口语表达，妇孺老少皆能听懂；二是富有故事性，地方色彩浓厚，又不需任何乐器伴奏，调子平直易于掌握朗唱，演唱歌册可说是一种文化娱乐习俗，而非表演，因此十分适合潮汕地区文化不高、以做手工度日的妇女作为自娱活动，形成当时潮汕地区很有特色的社区文化现象。

有比较固定的内容，有基本稳定的歌唱方式，加之有一定的传播方式，歌册便逐渐成为了潮汕地区民间艺术形式之一。

二、潮州歌册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契合面向民间且主要在民间流传的文学样式，为求得大众的接受和喜爱，总是在题材来源、主题构成、故事模式、人物和情感类型等方面尽可能适应或迁就于大众的欣赏口味和接受水平，形成自身独具的民间风格。

潮州歌册能够作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得益于它独特的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契合。

潮汕文化是一种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5]，它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

其中，古雅丰富的潮汕方言、细致精明的文化心态可以说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方面。

吴奎信先生在《别具一格的潮州歌册》一文也总结了歌册的艺术特点：“语言通俗生动”、“地方色彩浓郁”、“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贴近群众心态”、“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与生动的艺术形象”[6]。

实际上，歌册的艺术特点很多与潮汕文化有着紧密的结合。

（一）歌册融合了古雅丰富的潮汕方言方言是一种沉淀了无数历史和记忆以及乡民生存信息语言，是区域文化最具表现力的内容。

对语言的执着是潮汕人民的共有特点。

在潮汕地区，不仅是歌册，许多文化样式都与潮语有着深深的联合。

例如作为“全民”（潮汕地区人民）娱乐的潮剧戏曲，演唱方式以潮州方言为基础，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潮音唱段。

语言的烙印其实就是一种乡土情结。

潮汕地区的方言保护一直都是非常强大的，在本地，一位操外地方言（包括普通话）的人是无法得到平等态度的对待的；而在外地，操着潮汕方言的人碰面，无论住处相距多远，之前有何恩怨，都能“一笑泯恩仇”。

这种乡土情结是其他地区无法达到的，而这种情感其实就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

歌册充分发挥了潮汕方言的特点和优势。

潮州方言从属闽方言，有八个音调，潮州话八声的层次变化刚好暗合着音乐和声的八度，读出来抑扬顿挫，比较好听。

“潮州歌册用韵一定是用平声韵，一般不用仄声韵，这是它用韵的最大特点”[7]。

于是，朗读时运腔的快慢高低变化，形成其声调自然的温婉铿锵的风格。

此外，歌册应用了许多生动形象的俗词俚语，有潮汕地方的谚语、俗典等，如“钵（赌）钱蚌壳始，做贼偷捧米”，也有不登大雅的粗鄙的乡野俚辞俗语。

加上形容、比喻、夸张、衬托等各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使歌册语言更显通俗生动。

（二）歌册体现了细致精明的文化心态潮汕文化最具深刻内涵的特点当用“精细”二字概括[8]，地方色彩浓郁的歌册从多个方面体现着潮汕人这种特有的文化心态。

1.对行为准则的体现有这样一种传言：“潮州人是最团结的，喜欢拉帮结派。

”（这里潮州其实是代表整个潮汕地区）这正形容了潮汕人民强大的凝聚力。

好客并喜欢相聚，是潮汕人民的性格特点，也是他们特有的文化心态中的一种行为准则。

这也体现在一些传统文化艺术中。

潮州歌册的传播赖于妇女传唱，由于其演唱简单，不需乐器伴奏，调子平直，不必经过专门训练就能掌握。

妇女聚集在抽纱、结网、织麻、刺绣等劳作地方或闲聊的“娘仔间”，便能自唱自娱，跑家串户一起“笑柯”（唱歌）也成为传统。

2.对思想观念的体现歌册的内容有很多属于地方人文概貌、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的描述，其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与潮汕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形态等文化心态十分贴近。

歌册的内容一般是民间故事，反映了诸如潮汕的多神崇拜习俗、神鬼封建迷信、因果轮回宗教思想、婚姻观念制度等文化特征。

就其反映的思想观念而言，歌册渲染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价值趋向。

同时它也有着“多元化的爱情婚姻主题”，既有批判封建包办婚姻、反映市民生活愿望和对爱情、婚姻的追求的主题，也有渲染一夫多妻的封建变态婚姻的腐朽观念，这都是潮汕民间婚姻制度观念的一种体现[9]。

歌册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泥沙俱下宣扬了一些封建落后糟粕，许多歌册都重复着“淡淡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宣扬因果报应的歌文，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潮汕民间的多神崇拜宗教思想，当然这是当时时代的局限，在今天应是予以批判的。

3.对文化生活形态的体现在旧时代社会信息闭塞的生活环境中，潮汕地区民众的文化生活是单调而局限的，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很少。

歌册因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艺术形象生动，加之思想观念贴近群众，使得听唱歌册成为当时民众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潮汕人无论老少，皆能通过听唱歌册，了解社会，认识历史，增长知识，丰富文化生活。

歌册文本充分发挥了语言的技巧和民间故事的魅力。

如《百屏花灯》，一屏一句一个花灯故事：“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

貂蝉共伊啰戏耍，吕布气到手捶胸。

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

四屏梨花啰吮毒，五屏郭华卖胭脂……”这些歌册的知识含量非常多，传播传统文化知识的责任在其传唱中表现无遗。

不少妇女不仅能够知道各个历史时代的一些英雄人物，甚至还能讲叙片断的历史故事，有的还借助歌册学会识字。

据此也可窥见旧时潮汕妇女的文化生活形态。

歌册不管女性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知识水平的层次和接受能力的差异，可说是“闺中文化特殊载体”[10]。

它不仅是潮汕妇女的生活教科书，学习文化知识的课本，也是潮汕妇女的精神乐园，有的地方还流传着关于用歌册作为妇女陪嫁礼品的佳话。

潮州歌册以其独特的艺术特点与潮汕文化的深刻联合，真正做到了“从民间来，到民间去”，这种独特文学艺术魅力，使它一直在民间流传，长久不衰。

如此，它成为培植潮汕文化的土壤之一，同时也成为了地区文化保存、传播的工具。

三、潮州歌册文本价值与潮汕文化文献资料的收集前面说过，歌册的内容与潮剧剧目有“联姻”。

实际上，潮州歌册本身蕴涵的丰富艺术性，使它与潮汕地区其他类型的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之间互为影响，相互渗透。

譬如，与潮州歌同为民间通俗文学的潮剧，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明末清初时已存在，流行地区和产生年代二者大致相同，在曲文演唱、篇目剧目方面相互袭用。

首先，作为类似弹词的说唱文艺，歌册缺乏固定的音乐规范，也没有乐器伴奏，其演唱“实际上是一种依字音高低曲折来行腔的自由‘读唱’”[9]，结合潮州话的音调特点，便具备了十分丰富的音乐性。

明初民间戏曲艺人在将正字南戏改造为潮音时，借助了歌册的利用潮州方音营说唱形式的传统进行创作。

再者，潮剧传统剧目题材许多与歌册的篇目相同，歌文《陈三五娘》与旧潮剧本《荔镜记》同出于明代传奇《荔镜记》，民间传说《苏六娘》，潮州李万利刻本存有较完整的歌册旧本，潮剧演出本内容也是参照文笔细腻的歌文创作而成。

此外还有《刘明珠》、《秦雪梅》、《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相同剧目，歌中述戏，戏中有歌。

著名歌册《金花牧羊》还被改编为潮曲《金花女》，传唱不衰。

另外，潮汕民间歌谣、竹枝词等也对歌册深有影响。

民间“歌仔（即童谣儿歌）”、嗹啰曲（即劳作时哼唱的歌），其歌词中的方言土语渗透于歌册唱词，如“加啰”“加哩啰”等。

而歌册的七字一句韵尾相押的特点也为童谣儿歌所采用。

再如明代出现的清丽柔美的潮汕竹枝词，以方言俗字入诗，七字一句押一韵，与早期的叙事性歌册作品严谨的句式字韵是相同的，歌册又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丰富自由的其他句式，也因篇幅较长而发展出换韵转韵的唱腔。

可以看出，潮州歌册渗透着潮汕民间其他艺术形式的优质之处，无意是对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的良好保存。

民国时期，有些民间艺术大师就把歌册改编成潮剧，如《刘龙图》、《锦鸳鸯》、《五凤朝阳》……民国时期的谢吟等编剧大师的剧本多从潮州歌册改编而来，同一故事内容在同一地区以两种文艺形式互补出现，更加加强了传播效应，备受广大观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