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ICU他就是陈德昌原创名人传记月刊名人传记月刊导语从最初的一张床到学科成立，从ICU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到重症医学比肩欧美、领跑全球，几十年艰难跋涉，“重症医学”这颗星，陈德昌摘到了。

“我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工作，从一到一百的进步有一批学生在推动。

”使命完成，2023年12月10日，陈德昌因病去世。

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在悼词中称：“陈德昌教授的逝世，是我国重症医学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名师。

”陈德昌少年时，盼望拥有一颗星星陈德昌出生于1932年，浙江舟山人，从小跟随家人生活在上海。

彼时正值日本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华大地生灵涂炭。

但在小家庭里，陈德昌享受着父母的呵护，安全而快乐。

四五岁时，师范毕业的母亲便开始教他背唐诗。

虽然一字不识，对内容并不理解，但当陈德昌在长辈面前有韵律、有节奏地背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时，那随之而来的赞美声让他对古诗词自然而然地热爱起来。

家和外部社会截然不同，这是陈德昌对世界最初的认知。

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陈嘉居住的宅院被炮弹击中，全家人逃到法租界。

兵荒马乱之时，母亲仍不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

七岁时，陈德昌进入附近的一所中法学校就读。

一天，母亲发现他脖颈双侧有成串的、肿大的淋巴结。

在那个谈结核色变的年代，母亲不敢怠慢，立刻为他找了一位海归名医。

经过定期治疗，没动手术，没淌一点儿血，肿大的淋巴结全部消失。

同时，陈德昌每天照常上学，完全没有耽误课业。

这个奇妙的体验，在陈德昌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中法学校是天主教会创办的，以法语教学为主，学校里除了几位中国老师，多数是法国修士。

为了补上中国文化这一课，母亲亲自教陈德昌学习古文，并立下一个不成文的家规：每一篇文章都必须通篇背诵，如果背不下来，就不能上床睡觉。

“你是中国人，哪能不学中文！”这是母亲最常说的一句话。

母亲的严厉让陈德昌深感苦恼。

学到《吊古战场文》时，他朗读了好多遍，还是背不下来。

但母亲毫不妥协，直到他熬夜背完全文。

苦读之下，陈德昌不仅法语学得轻松，中文成绩也名列前茅。

“中文第一名”，这个荣耀是母亲带给他的。

国家意识，是母亲为他建立的。

几十年后，陈德昌回忆往事时，对母亲的教育充满感恩：“妈妈认为语文是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古文和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学的根本，如果我把中国文化的根本丢了，岂非得不偿失，事与愿违耶？”在母亲引导下，陈德昌爱上了阅读。

父亲的书柜就是他的小小乐园，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紧紧地抓着他的心。

父亲有买书的癖好，家里中英法等各国名著应有尽有，几个寒暑假读下来，陈德昌发现了一个现实世界之外的崭新大陆。

因为涉猎广，渴望表达，高中时，陈德昌写了几篇“奇文”。

在管教严厉的教会学校，一位法国老师颇为他担忧。

陈德昌高中毕业时，这位老师也即将返回法国里昂。

临行前，老师特意留给他一封短信，并以自己的洞察力提出忠告：“不要过多地偏执于语言学和文学，要更多一些向科学发展。

”法国老师的建议，陈德昌听进去了，他想起了童年时治疗结核的奇妙体验，决定学医。

因成绩优异，经中法学校推荐，1947年，陈德昌直接进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就读。

在大学，他做的第一次生理学动物实验是观察乌龟的心脏搏动。

新鲜的心脏，在离开身体的情况下仍然能自主跳动，这让他颇感新奇。

求知欲被激发，他开始思考：“每个人都有一颗心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停顿地搏动着。

那颗不知疲劳的心脏，总有一天停搏，人就死了。

有人短命，有人长寿，为什么？”从昨日之我走向今日之我1953年，陈德昌大学毕业，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的一名外科住院医师。

然而，不断的实践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他完全不具备外科医师应有的操作技能。

“长此以往，不可能有所作为。

”陈德昌陷入矛盾和痛苦中。

凭借外语优势，他多次被调去做涉外工作，专业因此更加荒废。

就在他感到越来越迷茫时，一次机遇意外到来。

此后，在几位教授的指导下，陈德昌换上消毒衣，亲自帮助病人侧身，更换湿透了的敷料；抱着一本《烧伤治疗学》，他静心阅读，仔细研究；在病房的贮藏室内，他铺开一张折叠床，全天守候。

从这时起，他开始了真正的医学生涯。

严重烧伤后的机体反应，引起陈德昌的强烈兴趣。

当他第一次用手提式取皮机取下病人的自体皮时，那种为患者争取到生存希望的兴奋感无以名状。

一年时间里，陈德昌和医疗小组的教授们朝夕相处，获益匪浅。

在大家的全力救治下，邱财康幸运地重生了。

邱财康出院那天，陈德昌陪他回到钢厂。

汽车刚驶入大门，人群便如潮水般涌来。

在早春的阳光下，那生命的凯歌，悲壮而感人。

广慈医院创造了一项世界医学奇迹，医疗小组受到卫生部的表彰。

不久，烧伤科从外科独立出来。

1964年，陈德昌以烧伤科主治医师的身份，被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师从曾宪九教授。

曾宪九是现代医学基本外科的重要奠基人，他建立的外科代谢实验室在国内只此一家。

那时，欧美国家纷纷创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曾宪九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已经诞生。

曾宪九梦想能开设一间三张床位的“休克病房”。

陈德昌有治疗重度烧伤病人的经验，曾宪九欣然接纳了他。

不久，陈德昌赴阿尔及利亚工作一年。

没想到，当陈德昌期满回国时，“文革”已拉开帷幕，曾宪九教授靠边站了，实验室的工作被迫中断。

陈德昌自己也没有躲过被审查的命运。

在压抑、惶恐和忧虑中，陈德昌挣扎着。

正当他苦恼于自己是“老九”，是“无用的人”时，他被派往了西藏阿里。

1971年，作为第二批中央赴阿里医疗队队长，陈德昌奔赴雪域高原。

沿着古丝绸之路，大卡车载着医疗队一路西行，卡车颠簸着，人在车厢内跳动着。

陈德昌思念着家人，思考着未来，穿过起伏的山峦、无边的戈壁滩，那些理不清的杂念，被抛洒在这条“搓板路”上。

那时，西藏通信不便，到达阿里几个月后，陈德昌才收到妻子的来信。

原来，他离家两月杳无音信，妻子急了，写了封航空信，按他留下的地址投寄“西藏阿里狮泉河”。

可是寄信时，邮局的职员说，地图上没有“阿里”，更没有“狮泉河”。

妻子不甘心，多次去书店查找地图，终于在其中一张上发现了“阿里”的标志，并说服了邮局。

阿里物资匮乏，生活艰苦。

陈德昌和医疗队一次次深入牧区，尽力为牧民提供医疗服务。

牧民居住分散，帐篷与帐篷之间往往骑马要走上一天，几个小时下来，陈德昌便全身酸痛难忍。

遇上大风时，飞沙走石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然而，纯朴的藏民令陈德昌感动。

一次出诊完，一位老人骑着马把他送上山头。

告别时，他握住陈德昌的手碰了碰自己的额头，没有任何语言。

那一瞬间，一股暖流涌上陈德昌心头：“我是被需要的人。

”在牧民的接纳中，陈德昌内心的创伤悄然愈合了。

他组织讲课，开展手术，安排巡诊。

他像高原的天空一样，整个人澄澈下来。

在高原巡诊，危险无处不在。

一次，陈德昌长途出诊夜宿羊圈，因极度困乏沉沉睡去，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差点被大雪掩埋。

还有一次，陈德昌在深夜里与向导失散并且迷失了方向。

恐惧中，他靠着一匹识途老马回到了驻地。

尽管经常胆战心惊，但不可否认，西藏高原也带给了陈德昌宽慰和力量。

他不断告诉自己：“站在高处，应该看得更远。

”1972年夏天，陈德昌结束任务返回北京。

卡车行进在盘山公路上时，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今天的我不再是初到阿里的我，我的心里有着两个我，从昨日之我向今日之我转型。

”“闹剧终将成为过去，歧视、仇恨和暴力不应该是人类社会永久的常态。

”这是阿里一年带给陈德昌的感悟。

陈德昌巴黎之行，改变命运回到北京后，陈德昌不再纠结，坦然面对命运的不公。

令人欣慰的是，曾宪九教授此时结束了下放。

在门诊，他们可以每天见面。

似有意，也似无意，曾宪九经常向陈德昌抛出问题，诸如：“胃溃疡可以内科治疗，为什么还要外科大夫做手术？”“休克是外来语的译音，什么意思？说是毒血症，毒是什么？”自知“知识肤浅，思维不严谨”，陈德昌只得拿起书本恶补，对老师所说“外科发展，要靠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外科大夫不是理发匠”逐渐有了认识。

那时，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

陈德昌非常庆幸，在外科门诊那条长廊上，他是曾宪九唯一的学生。

一天，曾宪九突然问他：“现在，外科发展的里程碑是什么？”陈德昌一时怔住了。

在身边狂热的喧嚣里，在未知的命运中，还在靠边站的老师却在冷静地思考外科的发展。

那一刻，他肃然起敬。

1978年，科学终于迎来了春天。

曾宪九兴奋地说：“我们要马上抓住这‘天赐良机’，发展危重病医学。

”在危重病医学方面，欧美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曾宪九迫不及待，而陈德昌无疑是赴国外留学的最佳人选。

“留学是礼物，也是责任。

”1979年，四十七岁的陈德昌飞往法国，在巴黎第五大学科钦医院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涯。

然而，第一次进入法国医院的ICU时，各种床边监测仪，陈德昌从未见过；仪器上闪烁的数字、曲线，他也看不懂；由于缺乏内科基本知识，他不知道什么是“前负荷”，什么是“后负荷”；有些医师用首字母缩略词讲话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去病房巡诊时一头雾水。

自然，陈德昌的医师资格也不被承认，他不能参与病房的工作，只能“列席旁观”。

他渴望有老师来指导他，他天真地以为上级大夫会一一为他分析讲解。

可是，除了大家的彬彬有礼，他一无所获。

所知甚少本已胆怯，却偏偏还要面对主治医师的突击发问。

一天早晨，陈德昌被一位比他年轻的主治大夫叫进办公室。

对方要他勾描出低钠血症的不同临床分型和定义，并由此推断临床治疗的原则。

陈德昌忐忑地交上答卷，对方只微微一笑，说：“不要有自卑感，要好好读书，学习不是抄袭处方。

”显然，那份答卷并不能令人满意。

对方又问：“你住在哪儿？搭什么车来医院？”得知陈德昌需要倒两次地铁再换乘公交车时，这位年轻的法国医师颇不在意地说：“很好，你乘地铁，就可以读书！”尽管这位法国医师态度平和，但陈德昌还是深感惭愧。

后来，回忆起这次经历，他这样形容：“我像一只胆怯心惊的老鼠，实实在在地落在精明的猫的两只爪子之间。

”“在高效运转的专业群体中，我竟如此低能和笨拙，认输吗？不，这不是我的性格！”此后，陈德昌每天下午直奔图书馆，短短时间内便记录了五大本阅读笔记。

在巴黎大学城的宿舍里，他过着修士般的生活。

但只要想到遥远的祖国，他的精神就无比振奋。

他牢记着临行前曾宪九教授的叮嘱：“要重视学习危重病医学的系统理论，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做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临床医师，而不是技工。

”心甘情愿坐了一年冷板凳后，经名誉导师推荐，法国卫生部、教育部、劳动部等行政部门批准，陈德昌获得“巴黎公立医院医师”资格证书，获准参加临床工作。

1981年，陈德昌学成归国。

在曾宪九的推动下，陈德昌开始集中精力开发ICU新天地。

尽管空间狭小，只有一张病床，但他坚持配备六名护士，那时的医院没有ICU的人事编制，不得已，他只好到各科室招募了六名志愿者。

后来，麻醉科医师马遂也志愿加入，成为陈德昌的搭档。

人员到位，血流动力学监测仪、呼吸机等设备到位，中国第一个ICU诞生了！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