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时空】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评述 罗　珉1　[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研究所　成都　610074] 李永强2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成都　610074][内容摘要]本文认为,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是一种新思潮和新理论的萌芽。

虽然后现代管理还未能在管理理论上建立起一个系统严密的构架,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能不说它对原有的管理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和有力的挑战。

应当说,后现代管理本身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对它们应作具体分析,它们都以不同方式探究或表现了当代西方的企业组织与文化特征,并揭示了西方管理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内在矛盾与种种消极后果,这有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管理的价值与借鉴。

[关键词]后现代管理　现代管理学　思潮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2)03-0016-05西方后现代管理理论的发端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管理学开始的,后现代管理思潮对当今西方各种管理理论有着强烈的冲击和回应。

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管理理论的危机,后现代管理向现代管理学的基本理念发出挑战:否定理性主义作为管理理论的基石,否定传统管理学人性的基本假设,否定管理的普遍主义意义,否定传统管理理论的研究方法。

我们认为,应当认真对待后现代管理思潮,因为它不乏对现实管理实践深刻而犀利的见解,不乏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的勇气,因此,它不仅仅是叛逆,也是对21世纪管理科学的有益探索。

一、后现代管理思潮 的兴起背景 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管理理论开始的。

1979年,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J·F·利奥塔(J·F·Lyotard)发表了《后现代状态》一书,从认识论角度论述了后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1]。

这些理论表明,后现代主义已不限于文学艺术领域,已成为广泛的哲学与文化思潮。

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urgen H aber mas)和利奥塔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进行理论论战,之后,美国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Richard M.Rorty)[2]和新马克思主义者F·詹姆逊(F.Jameson)[3]等人以不同态度介入论辩与理论研究。

后现代主义研究在社会与人文学科的各领域展开,汇成强烈冲击欧美传统理论的管理理论热潮,并向世界辐射,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4]。

“后现代管理”相对“现代管理”而言,有两重不同而又相关的涵义。

一是就组织和管理进程与时代特征而言,现代管理指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资本主义造就的现代组织,及其价值观、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管理机制和管理原则确立的以人为主体中心的理性主义与个体主义、集权主义等基本价值,这就是现代性。

就此意义而言,后现代管理与后现代性是指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状态、管理实践、管理机制与组织文化在当代有重大变迁、转折。

二是就管理形态而言,现代管理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的反抗近代资本主义传统因袭式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的思想,它具有深远影响,如泰罗的科学管理、亨利·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16[收稿日期]2002-03-10 [责任编辑]张友树财经科学2002/3总192□　□系统理论和管理科学理论等。

后现代管理对这种现代管理理论既有承袭,也有批判、更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与研讨,是就上述两种涵义展开的,不同学派对当今西方社会组织与管理实践及其未来走向,有很不相同的见解,对后现代管理也有不同的态度与看法。

对于什么是后现代管理的特征,斯图尔特·克雷纳(Stuart Crainer)指出:“在管理学中有很多很好的新领域--和新字眼,所有新材料都表明先有量后有质。

新见解持续不断寻找旧课题方面变得成熟起来,这不会有任何错误。

事实上,管理学主要关心的是寻找解决由来已久的窘境的现代方式。

”①后现代主义思潮表达了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不安和焦虑,以及对一个更为合理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渴求。

劳森(H.Lowson)就此认为:“后现代困境就是危机———我们的真理、价值以及各种尊崇的信念的危机。

这危机源于反省性自身的根源、它的必然性和力量。

”②这种反省首先从文学艺术开始,然后是哲学。

管理学似乎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堡垒之一,这可能是因为现代管理制度所强调的秩序在西方企业组织始终维持着稳定的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理念的缘故。

在管理学界,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早在l957年就提出了“后现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的说法[5],早于托雷恩(Touraine,1969)和丹尼尔·贝尔[6](Bell,1973)构建“后工业”概念之前。

这些新的管理范式(managem ent paradigm)可以理解为对某些沉睡许久的管理概念和价值观念的唤醒,它们为新的社会想象开辟了空间,这些想象将面向实践并以新的方式对话。

应当看到,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并没有统一的管理理论,甚至从时间的起源上也存在着争论。

一般的说法,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后现代管理这个概念的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 eter F.Drucker),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著名的管理学家都在其论文或著作中运用和放大了这一概念。

进行这方面探讨的管理学家既有经验主义学派的管理学家,也有权变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和组织文化理论等方面的管理学家。

二、后现代管理思潮的特点后现代管理思潮主要表现为对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的否定,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公式来阐释和衡量现实世界,在研究的范式或方法论上则主张多元化(diversifica-tion)和差异性(differentiation)。

后现代管理思潮的某些主张和方法进入管理理论,动摇了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那些作为现代管理学基石的理念,如理性、人性假设、管理的对象、组织文化、管理原则等等。

这些理念互相论证,要证明的核心思想是,管理是现代文明的外壳,它保证人们追求理性的理想和幸福。

正是因为如此,自泰罗的科学管理时代以来,浩如烟海的管理学著作几乎都是围绕着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这样一个主线而展开的,那就是论证组织为什么要用管理原则和管理制度来统治人,而不是人来统治人,组织应该用什么样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来统治,管理原则和管理方法如何才能统治。

后现代管理学否定现代管理学对历史和管理发展规律的乐观描述,关注西方企业组织现代化以后的弊端。

它认为,现代企业组织中的个人还被工业化文明的成果所压迫。

人成为管理制度的创造物,是被现代文明的产品所异化而存在的。

在后现代社会,管理原则、管理艺术、管理制度的游戏规则已经完全不同于从前,知识变成一种“权力话语”(a powerful discourse)。

知识成了权力,形成一个新的压迫、排斥、控制模式。

管理作为文化知识的一种形式成了一种话语模式,官僚的制度和实践通过这种话语形式表达他们自己,把自己打扮成理性的、伦理的和道德的、自治的个人(实际上他们不是)。

正如规范的管理思想构造了我们,使我们(你和我)认为自己是中心———自己创造自己的管理思想(实际上我们不是)。

后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的假定的普遍主义原则(pres umed universal ism)的理论是虚拟的“宏观话语”。

现代管理学用“合法性宏观话语”解释历史,管理的假定的普遍主义原则的理论就是宏观话语的一种表达。

然而,在管理者必须面对众多的特定的管理现实和多元性的情况下,这些被J·F·利奥塔(J·F·Lyotard,1979)叫做“堂皇叙事”(gra nd narratives)的假定的普遍主义原则的理论[7],在构筑具体管理实践中起了什么作用呢?或者,换一种不同的说法:假定的普遍主义原则的符号功能过去是如何为其专横———甚至霸权主义式的雄心和实践辩解的呢?它是如何重新融合这个多元化的世界的呢?它是如何运用作为一种特定的假定的普遍主义理论的奇巧手段,一面寻求在一切领域、地点和时间的支配地位,同时却又否认其来源的呢?J·F·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8]中写道,这类宏观话语赋予零散的组织和管理实践以合法性,它们能够包容、确定和评价所有其他的话语,自己却不会受到多元化和偶然性的干扰。

其使命就是讲述一个关于整个人类的管理故事,因而被称之为“堂皇叙事”(grand narratives)。

J·F·利奥塔指出,后现代社会是告别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社会,类似于管理普遍性这样的宏观历史叙事已经完成了使命。

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社会组织的特点是“社会结合”,它是一张由零散的线编织的网,没有任何一根线可以把所有的线串起来。

个人是这张网中的交结点,但是,交结点不17①②H·劳森:《反省性:后现代的困境》,载岛子译:《后现代状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Stuart Crainer:The Ultimate Bus inessGuru Book,Capstone Publishing Limited,1998.财经科学2002/3总192□　□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重身份的。

例如,在后现代社会组织中,人们同时生活在多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层面,公司雇员也可能持有大公司的股份,资产的持有者也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一种商品的消费者可能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的生产者或者服务的提供者。

人的社会身份因时因地而不同,更何况人的心理是复杂的,他们自身就是具有不同的角色冲突的个体。

所以,管理的普遍性在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面前显得空泛和远离实际。

更为有害的是,管理的普遍性理念掩盖了管理主体代表权力的本质,对于处在组织边缘的群体来说,普遍性的管理很可能是压迫性的,因此,后现代管理学呼吁管理的多元化和对个别群体的容忍。

斯图尔特·克雷纳指出:“新的视野产生出更远大的抱负。

一种新管理思想不再局限于改变一个特定工作的某一方面,而是更多的改变世界。

”①后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中立的原则仅仅是一种假设,人们所信仰的管理原则都是人构建的。

管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训练人们舍弃具体和个体的经验,接受一般规则,舍弃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接受标准化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古典管理学家泰罗(F.W.Taylor)就这个问题分析说:“最佳的管理是一门实在的科学,其基础建立在明确规定的法律、条例和原则上;并进一步表明,科学管理的根本原理适用于人的一切行为———从我们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大公司的业务运行,后者要求最精心复杂的协作。

”②泰罗事实上是要告知人们:理性和信仰是不同的,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是符合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发展规律的,而信仰则是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