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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娥冤的悲剧艺术

《窦娥冤》的悲剧艺术《窦娥冤》是我国古典戏曲中的一部经典著作,是一部杰出的悲剧。

其作品本身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民的生活情态,从这一角度讲,它又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因此,从这部戏曲本身,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有许多。

古人讲:以意逆志,知人论世。

就是说要充分了解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作者本人的生平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作品的内涵。

因此,在对《窦娥冤》做赏析之前,必须先对关汉卿的生活时代及个人经历做一番叙述。

关汉卿生活在中国的元朝,元代,中国领土实现了大一统,商业贸易极其发达,在商业的刺激下,产生了像大都,杭州,泉州这样的一批世界性的商业大都市。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市民阶级逐渐发展起来。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艺的发展,瓦舍艺人便从中成长发展起来。

瓦舍技艺是经常性的商业经营,技艺被当作商品论价出卖。

瓦舍艺人靠勾栏卖艺为生,他们已经不是宫廷供奉或贵族家姬,而是由广大市民用出钱观赏的方式集体供养的演员,他们不是靠取悦某一个或某一群贵族官僚而成为主人的附庸,他们是靠吸引市民观众使自己成为卖座的演员。

瓦舍艺人在经济上摆脱了对皇室和贵族的依赖,思想上也出现了摆脱他们的趋势。

观赏者的思想感情嗜好,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编者。

根植于市民中的瓦舍文艺,比起过去的文艺来,从表现对象到表现手段,从内容到风格,呈现出新的变化,新的特点,有新思想因素在萌生滋长。

勾栏剧场的兴旺,要求有一支戏曲创作队伍,提供足够数量的脚本。

关汉卿等剧作家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他们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吟肺腑,而是为了为市民演出而写的。

他们的创作既是为了勾栏演出,提笔运思之际就不能不考虑市民观众的思想感情与艺术趣味,他们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各个方面都不能不受到观众的制约。

瓦舍文艺的发达与提高,需要有文化的读书人参与其事,元代的确有一批下层文人,为新兴市民文艺所吸引而走进瓦舍。

他们所服务的瓦舍是以商业方式来经营的,他们为瓦舍演出写脚本也是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这样的书会文人与传统的士大夫不同,是中国文艺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元杂剧方兴之时,公卿大夫一般还不屑于染指,民间艺人又缺少独立承担创作重任的文化素养,地位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不耻于与倡优为伍的他们,适逢其会大展才情,与民间艺人合作,创造了文艺史上辉煌灿烂的元杂剧时代。

而元初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作用,像科举制度的废止,对知识分子的轻视,传统思想统治的某些松弛,对下层知识分子走向瓦舍书会,都是起到促进作用的。

书会才人的生活与思想主流,是反传统的叛逆精神。

当他们走进城市下层的时候,社会的不平,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眼前,叩击着他们的心扉,他们终于把所有的感受诉诸笔墨,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脉搏,人民的心声;他们为戏曲独树一帜,另辟门户,这在当时包含着非常积极的反传统因素。

关汉卿的创作道路,不是花铺成锦织就的,他的放浪佻达,一方面固然是时尚所趋,同时更是由于愤慨所激,其中隐含着一缕时代的苦闷和对传统封建礼俗的轻蔑。

关汉卿的生活,笙歌掩盖着隐痛,疏狂遮蔽着牢骚。

他既不是一味放荡的风流浪子,也不是不苟言笑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个忍垢强笑,内方外圆,新机灵便,世法通疏的戏曲家。

关汉卿的这条书会才人道路,冲破了传统士大夫文人狭窄的生活圈子,走向市井,走向下层,有机会熟悉包括倡优歌妓在内的下层市民的生活情感,了解他们的疾苦与期望,深受他们思想感情的影响,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他们的观点观察社会人生。

他热爱市民文艺,深入勾肆行院,紧密联系勾栏演出实践,运用市井活脱脱的本色语言进行创作。

他们的创作不仅扩大了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而且缩短了他与人民之间的距离,为元杂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关汉卿继承并发展了瓦舍书会的优良传统,在中国文艺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读罢《窦娥冤》,才能真正理解《感天动地窦娥冤》的真实含义。

戏曲的悲剧艺术从楔子就开始流露出来。

楔子主要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与人物关系:蔡婆婆是一个高利贷商人,一年前借给窦秀才二十两银子,今年本息当还四十两,不料窦秀才仍没钱还她,于是蔡婆婆便让窦秀才的小女儿做她的儿媳妇,便准了这四十两。

窦秀才在百般无奈下,只得被迫将女儿送到蔡婆婆那里。

窦秀才悲伤不已,他的情感完全体现在《仙吕赏花时》这一首曲子中“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的亲儿在两处分,从今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得无语暗消魂”。

从楔子中便可以看出,窦娥的悲剧不仅是由人造成的,更是由于社会黑暗所导致的,其悲剧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根源。

蔡婆婆面对放高利贷这件事,非但没有些许的愧疚之感,反而认为此事理所当然,逼得人卖儿卖女却心安理得。

再看窦天章,面对蔡婆婆的冷酷无情,面对卖儿卖女的悲惨处境,显得无可奈何,只能被动接受。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元朝放高利贷剥削人民被看作合理合法的事,而读书人在当时更是受到了严重的轻视,。

元朝废除科举制度,更是切断了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

不得不承认,窦娥的悲剧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她是被黑暗社会吞噬的,她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

第一折是本剧矛盾冲突的开始。

首先上场的是赛卢医,“行医有斟酌,下药依本草,死的医不活,活的医死了”,独特的定场诗刻画出了赛卢医的基本情况,即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庸医,其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不仅是一个庸医,还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坏人。

同样,他也是蔡婆婆高利贷的受害者,但却因此而动了杀机,想要勒死蔡婆婆,幸而未遂,被张驴儿父子相救。

从中可以看出:好的社会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社会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

赛卢医本身揭示的就是这个道理。

而此时出场的张驴儿父子可以说比赛卢医还坏几百倍。

得知蔡婆婆家中情况后,居然说:“爹,你听得她说么?她家还有个媳妇哩。

救了他性命,他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他媳妇,何等两便?你和他说去”。

蔡婆婆拒绝后,又无耻地威胁说:“你敢是不肯,故意将钱钞哄我?赛卢医的绳子还在,我仍旧勒死了你罢。

”短短两句话,便将其性格勾画出来,反映出极端险恶的世道。

张驴儿是混乱社会滋育出来的痞子恶棍,他趁危要挟蔡婆婆,强迫孤霜婆媳收他父子做接脚。

仅此一端,便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混乱到何种地步。

而在第一折中,我认为最为悲情的,还是主人公窦娥,剧中云“我三岁上亡了母亲,七岁上离了父亲,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改名窦娥。

至十七岁与夫成亲,不幸丈夫亡化,可早三年光景,我方二十岁也。

”仅仅二十岁光景,她却历经了时间最为凄苦的情景,不由使人扼腕叹息。

他的心情是忧郁的,苦闷的,从他接下来的四首曲子就可以看出:《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我知情由,怕不待和天瘦”《混江龙》“则间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合着这今日心头。

催人泪的是那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

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越觉得情怀冗冗,心绪悠悠”《油葫芦》“莫不是八字儿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

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到七岁与夫分离久,嫁的个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筹。

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端的个有谁问,有谁愁?”《天下乐》“莫不是前世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忧?劝今人早将来世修。

我这将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需应口”。

同时,窦娥的性格又是刚强的,坚定的,她恪守着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即“一女不嫁二夫”即使是自己孝敬的婆婆,也敢于批驳,敢于反对。

在得知婆婆果真要把张驴儿父子收做接脚后,她果断地给予批驳“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

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共撞府冲州, 的铜斗家缘百事有。

想着俺公共置就,急思教张驴儿情受,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面对窦娥的坚贞不屈,丑陋邪恶的张驴儿却发下一幢誓愿: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我也算不得好男子。

在其下场词中更是说道:美妇人我见过万千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的十分惫赖,我救了他老性命死里重生,怎割舍的不肯把肉陪待?更加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其无赖流氓的真实本性。

第二折写张驴儿误杀自己父亲,而反诬窦娥,诉至官府并判窦娥斩刑的事。

赛卢医借了蔡婆婆高利贷无力偿还,仅仅为这这一二十两银子的债务就起意杀人。

但他并非怙恶不悛的天生歹徒,从郊外作案回来,他“失精落魄“,想改恶从善,远走他乡,但又被张驴儿抓住辫子,被迫配了毒药,又干下了罪恶的勾当。

他的所作所为反映出当时世道的险恶,在那时,谋财害命,行凶杀人,原本是屡见不鲜的事。

张驴儿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的束缚,只要能够不受惩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眉头不皱就可以做出来。

他更不懂什么恻隐之心,父子之情,它可以设计毒杀蔡婆婆,当误杀自己老子的时候,他眼睛不眨一下,就可以利用老子的尸体进行讹诈。

他的生活信条与世界观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他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因为那个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公正道德与良心,弱肉强食,欺孤凌寡乃是司空见惯的事,在无数张驴儿横行的社会,窦娥的安全是无法保障的。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楚州太守桃杌,不是偶然的错勘误判,关汉卿写出了他的做官哲学,从而显示出了冤狱的必然性。

他的箴言有两条,其一曰:“告状来的要金银”。

在他看来,“但来告状的,就是我衣食父母”,所以亲不自禁地当堂给告状的人下跪,这种插科打诨的元曲格套,用夸张的表演反映了封建官吏,特别是元代官吏的普遍特征。

其二曰:“人是贱虫,不打不招”,这八个字,不仅是其做官哲学,更是元代统治者残暴的政治哲学,不把人当人,是不人道的基本点,他们把人视作贱虫,任意拷打,随意虐杀,他们把刑杖当作审案的唯一法宝,当然,它又总是落在献不出金银的人头上。

桃杌将窦娥问成死罪后吩咐说:“今日无事,将马来,后宅去吃酒”,他说的那样轻松,视人命如儿戏,由此可以看出,在那个社会里,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本是习以为常的事。

在后文中,关汉卿一面特地点出,桃杌后来还升了官,一面又通过窦娥概括道: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

从而进一步强调了窦娥冤狱的普遍性与窦娥悲剧的必然性。

在刚刚开始审案时,窦娥还对官府抱有一丝希望“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

”然而换来的却是一顿棒打。

但此时的窦娥,仍然十分坚定,没有屈服,直到桃杌下令“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她才被迫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罪行“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想人心不可欺,冤枉事天地知,挣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待怎地?情愿认药杀公公,与了招罪。

婆婆也,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其悲剧艺术又达到一个高潮。

我认为剧本最为悲情的是第三折,即窦娥被杀并许下三幢誓愿的一折。

开头的《滚绣球》一曲真实刻画了窦娥此时的心情以及她经历这一切后的感悟“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折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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