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保守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与实践一、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立场在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的实践中，自由与平等（或民主）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难题。
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形成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丹麦当代社会福利思想家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分析：“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制度就像‘阿基琉斯之踵’。
只要资本主义依然是小资产所有者的世界，民主制度便不会对财产所有权构成威胁。
然而，对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诞生的无产阶级大众来说，民主则意味着对有产者特权的剥夺。
自由主义者当然害怕普选权，因为这可能将分配领域的斗争政治化，将市场引入歧途，使效率更加低下。
许多自由主义者发现民主制度将会侵占或摧毁市场。
”“保守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这一矛盾，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办法。
保守派对自由放任思想最彻底的批判来自于德国的历史学派，尤其是弗里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和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
他们不认为市场中纯粹的货币关系是经济效率的惟一的或者最好的保证。
他们的理想是使父权制和极权主义永久化，这是使资本主义超越阶级斗争的最适当的法律、政治和社会的保护层。
”“有一个著名的保守主义学派:主张‘君主政体的福利国家’（monarchical welfare state)，声称它将为社会福利、阶级和谐、忠诚和生产力提供保证。
在这个模式中，有效率的生产体系并非归因于竞争，而归因于纪律。
在协调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时，一个权威性的制度远远胜于无序的市场。
”“保守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是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反动。
它公开宣称民族主义并反对革命，试图抑制民主力量。
它害怕平等的社会而倾向于保留着等级和阶级的社会。
它认为，地位、职衔和阶级是自然而定的，然而阶级矛盾则不是;如果人们允许民主式的大众参与，允许权威和地位的分界线消融，将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第7~9页）保守主义(Conservatism)是西方思想史的重要流派，与自由主义相比，保守主义福利观反对积极自由，主张消极自由。
在其社会福利思想上对自由放任思想持批判态度。
保守主义福利思想将总体性和有机性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以集体为出发点，强调制度理性，其自由概念不主张个体从集体的要求中摆脱出来，而是强调个体对于集体应该承担起义务，而且，这种义务远远优先于个体自身所应获得的权利。
保守主义认为一切世俗的政治统治，要想持久而稳固，就必须获得一种超越的或先在的正当性。
换言之，一切世俗的政治统治，最终都必须立足于一种超越的或先验的力量。
世俗统治者只不过是被赋予了这种力量而担当了其载体而已，这和西方所谓“君权神授”的观念是非常契合的，反映出的是保守主义为了应对现代性发生的挑战而在政治层面上做出的选择。
二、旧历史学派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1）旧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德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当英国、法国等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发展时，德国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结束民族分裂，实现国家统一，建立强大的德国，成为19世纪德国历史的主旋律，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一特点深深影响其社会思想与社会理论的发展。
19世纪前期的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基于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德国出现了以李斯特(F. List,1789-1846)为代表的经济国家主义和以罗歇尔(W. Rosher,1817-1894)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
他们都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强调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旧历史学派的思想主张，对德国19世纪前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李斯特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是国家主义是代表人，是德国19世纪20到40年代工业资产阶级的最大的思想家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其代表作是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集中体现了他以国家和民族为核心，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尽快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策观点。
李斯特批评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经济学说的三大缺点:第一是无限制的世界主义，不顾国家的观念与利益;第二是死的物质主义，只知道注意物的交换价值，而对于国家精神上、政治上、现在或将来的利益，以及国家的生产力，则一概弃之不顾;第三是无组织的个人主义，忽视社会工作的性质与生产力联合的作用。
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而不是“国家主义”的经济学。
（3）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李斯特认为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果并不一定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方面在国家发展中，许多事关国家利益的事情如国防、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也无法借助私人力量来完成;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对一个国家有利的结果不一定有利于他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就有必要通过政府干预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使本国私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取得有利的国际竞争地位。
李斯特将自己的经济学称为国家经济学，他反对个人主义，站在国家社会的立场上，力主通过国家干预以确保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他的学说和政策主张适应了当时的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德国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
三、讲坛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思想（1）新历史学派与讲坛社会主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统一大业基本完成，如何实现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成为德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在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新历史学派这一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 1838~1917)、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 1835-1917)、桑巴特(W. Sombart, 1863-1941)。
为了推行社会改良主义的主张，德国新历史学派于1872年成立“社会政策协会”，新历史学派的核心人物施穆勒是该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并长期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社会政策协会的宣言指出，现有各种社会制度、立法、阶级意识等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础，但是，我们还应该毫不犹豫地对它们进行改良。
几乎所有的新历史学派思想家都参加了社会政策协会。
这些新历史学派思想家大部分是大学教授，他们利用大学讲坛宣传社会改良，主张通过社会改良过渡到社会主义。
因此，德国的新历史学派往往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学派”。
（2）强调通过民族精神和伦理来解决制度和经济问题。
新历史学派非常强调伦理道德和法律等意识形态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并以此解释各种社会经济现象。
他们认为，当时德国经济社会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劳资矛盾、工资问题等都是一种伦理关系，可以通过民族精神的强调与道德观念的变化而得到解决。
施穆勒认为，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以解决。
他指出，劳资矛盾是由于工人缺乏道德造成的，劳资矛盾的解决应该依靠工人道德水平的提高。
桑巴特更加强调精神与道德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他甚至认为:“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
”他还指出，企业家精神和市民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
（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1卷.季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212-215.）希望通过对民族精神与道德伦理的强调，通过协调劳资关系，消除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成为新历史学派的思想特征及其改良主义政策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3）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新历史学派主张“国家至上”，国家是集体经济最高形式，提倡实行“国家经济”，国家应直接干预经济生活的管理，负起“文明和福利”的责任。
国家干预是解决当时德意志帝国“劳工问题”的最主要途径。
施穆勒特别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甚至提倡实行“国家经济”。
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
桑巴特指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这种精神只有在国家内部并通过国家才能发挥作用。
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它帮助资本主义开拓市场，获得劳动力，推行新技术，国家通过社会政策实行的有意识的干涉，可以保护并推进资本主义的利益。
瓦格纳也非常强调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国家在为民众提供充分的社会福利方面具有重要的职能。
他指出，国家是最重要的“强制共同经济”，是自由经济的修正者和补充者，它不仅应该通过政府与法律维护国内秩序，而且应该通过社会政策增进民众的社会福利。
（4）如何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新历史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的变化可以避免其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弊端，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新历史学派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国家干预和社会改革来削弱和抵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他们认为，德国卡特尔(Cartel)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1有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性的实现，这也是实现德国经济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途径。
瓦格纳认为，俾斯麦开始了一个在企业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基础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
布伦坦诺在研究德国卡特尔垄断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有组织资本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卡特尔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计划性，而且可以促进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
桑巴特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
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将通过内部自我调节走向更加稳定和更具计划性，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做好准备。
（5）社会政策与福利事业新历史学派提倡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实施社会立法，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在他们看来，现代的个人自由和私有制将永远保存下来，但是，同时应该促进经济的社会化，改变分配制度和所有制形式，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要求。
在他们看来，如何缓解劳资矛1卡特尔(Cartel)在德国是历史悠久的老制度，它起源于19世纪的后半期，1933年以前的卡特尔是私人的商业组织，其目的在于限制产量、规定价格和分配市场为手段来维持利润。
德国工业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已经高度卡特尔化了，和美国的态度正相反，工业部门的高度集中化在德国并不被认为是弊病。
纳粹夺取政权的时期曾经公开激烈地反对德国的卡特尔，认为它们都是“民主财阀”的资本主义代表。
他们向小生产者和地方工商界允诺，一旦他们夺取政权，必定解散卡特尔。
但是纳粹获取政权以后发现卡特尔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可以籍以建立对德国经济的深远统治，于是对卡特尔采取了新的路线。
盾，填平两者在理想、精神和世界观方面的“深渊”，关系着帝国的前途和命运。
对社会稳定的一个威胁就是过度的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现象，社会的稳定发展要靠大规模的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
因此，新历史学派主张，第一，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税收，他们认为“国家经济”的精髓即在于此，即不应当把国家的职能局限于法律目的之狭隘范围以内，而必须使复杂的国家活动实现社会的目的和需要，扩张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