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农民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嬗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李　云1840爆发的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1911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寿终正寝。

史学界一般把1840-1911期间称为“晚清”。

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恶化,作为晚清王朝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在面对帝国主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时,既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又采取了激烈的反抗行为,生成了许多为古代农民所不具备的政治特质。

一、晚清时期的社会震荡一般而言,社会转型或社会震荡必然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产生强烈的冲击和震撼。

因为人总是社会的人,是生活于社会环境中的人。

一旦社会情境、社会实践发生改变,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也必然打上社会震荡的烙印。

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中说:“变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的特征,变化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物品、社会和组织,变化也正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随后的一系列其他战争,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被彻底“解构”,至此,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临近了历史循环的尾声”(1)。

这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行为模式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

第一,政治局势动荡不定。

从宏观视角来看,“外患内忧”是晚清政治局势的典型特征。

宏观政治动荡见诸于乡村社会即乡村政治矛盾的激化。

具体表现为农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农民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凸显且加剧。

前者主要是由帝国主义修建铁路、建立教堂等掠占农田所导致;后者则由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所导致。

当时,封建剥削加剧的突出表现:一是统治者、豪强门阀及土豪劣绅依仗权势,大肆霸占土地,致使“富者田联仟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二是清王朝的战争赔款及乡村地主的沉重地租和高利贷盘剥又使农民度日如年。

两个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农民由赤贫如洗”而“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

第二,小农自然经济趋于解体。

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已由原来的2-2.5亿,急剧增长为1850年的4.1-4.3亿(2),庞大的人口压力使乡村人地矛盾特别尖锐,加之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由此,古老的农耕文明在土地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再也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强行剪断了中国传统耕织结合的纽带,使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开始分离。

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中国农民赖以为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农村商品经济开始起步。

有研究表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地区农家生活资料的约三分之一源于购买,农业产品的约二分之一用以出售(3)。

这说明,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给自足性开始消退。

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对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行为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乡村长期以来不与外界发生交往的封闭状态开始打破,近代化的因素、外部的信息开始进入乡村,这对农民的政治眼界、政治认知及政治交往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晚清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毕竟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框架之下,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战争破坏不是造成中国农产品严重的产销危机,就是造成市场货物奇缺、物价高涨,因而此时的农民越是走向市场,就越是趋于破产和贫困。

严重生存危机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农民的反抗情绪日渐积蓄。

第三,宗族关系趋于松弛。

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入侵,动摇了宗族血缘关系赖以生长的基础。

由此,不仅普通农民开始了地域流动,而且乡村精英也开始了城市流动。

两种流动的结果导致了封建宗法统治已近158崩解。

这就如同田忠中夫所说得那样:“强大的宗法制度的威力,已被蔑视,家族散居四方,农业劳动力组织基础的大家族制度,已渐渐地弛缓崩溃了。

”(4)宗族关系松弛最直接的后果是对农民进行政治教化、政治控制的功能开始减弱,由此,不仅农民的宗族等级观念、忠孝观念、依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而且普遍开展反抗斗争。

对此,张鸣认为:“他们没有土地宗族的牵挂,也没有乡土道德的羁绊,闹将起来,运气好的话,失去的只有锁链,而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5)此时既便是仍有一些把持乡村权力的留守乡绅存在,但因其质量已大为蜕化,已“开始武化、恶霸化和流氓化”,因此反而成为激发农民反抗的直接根源。

第四,政治文化发生重大变迁。

如果说晚清以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政治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那么,随着西方的入侵和清王朝的败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逐步走向解体,各种新的政治文化开始填补社会剧变所造成的巨大精神空间。

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宗教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惯例习俗、偶像崇拜、伦理仪节等方面带来了赤裸裸的冲击和破坏。

不言而喻,这种冲击对农民心理的震动是强烈的,对农村生活秩序的干扰也是高烈度的。

它不仅令闭塞的乡民真切地感受到了异族侵略的存在,更使他们体验到了异族文化的强横与霸道。

正是在上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模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是政治成员对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不系统、不定型及自发的心理反映,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意志(毅力)等。

政治行为或曰政治参与是指一定社会群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对政治体系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一切努力或活动。

历史地看,在社会震荡的冲击下,晚清农民的政治心理与行为模式主要发生了如下变化:1、在政治认知上,晚清农民对“国家”观念有了近似正确的认识。

毋庸置疑,古代农民对“国家”的认识极为朦胧,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依“愚民之见,以为己国之外并无他国”,即便是有“国”也并非平等的他国。

但是,鸦片战争后,在同洋人广泛而直接的接触、摩擦与打斗中,晚清农民对“国家”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进步。

第一,他们初步有了国别意识。

晚清农民通过确认洋人来自于另外一些国家,认识到洋人的“国家”并非“大清国”之“夷”或“番邦”;进而不仅分辨出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这些“洋人之国”,而且朦胧地感觉到它们与以往的“番邦”大不一样。

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农民在称呼洋人时,往往是用“英国鬼子”、“法国鬼子”、“美国鬼子”之类的称谓的。

如当时流行的歌谣称:“英国鬼子真讨嫌,压制我买鸦片,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

”(6)义和团时期流行的揭帖中也有“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的话语。

(7)这表明,在晚清农民的认知中,世界上的国是“分做一国一国的”,而“大清国”只是其中的一个,且仅指中国这一块。

可见,此时传统的“天下观”已在农民的意识中基本崩溃。

第二,他们对某些国家有了模糊的数量认识。

如京津失陷后,义和团在激励士气时说:“英俄虽称大国,而其地不过中朝三、四省,其人数不过中朝一、二省,何足惧哉!”(8)。

尽管这种认识并非很准确,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已经不限于分别国名,而是有了模糊的数量认识。

第三,他们对某些国家的地理方位也有了初步的感知。

如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后,有人传云:“蒙古王带兵将俄国占据,日本国京城亦被红灯照用法术烧去一半。

”(9)这说明,义和团农民中至少有人已经知道俄国是在北边,且靠近蒙古。

我们认为,对西方列强地理位置的了解,哪怕是很小的一点,也说明了晚清农民政治认知的进步。

2、在政治情感上,晚清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其具体表现为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民族国家的热爱。

当时,在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的时代背景下,“仇恨”与“热爱”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当侵略者从南到北“行同疯兽”、“肆意劫掠”时,“怨毒积中”、“普遍敌意”开始由南至北渐次弥散。

159在当时流行于乡里社会的民谣、揭帖、告白、通告中,晚清农民之仇洋、爱国情绪表露无疑。

在广州北郊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中,农民群众“妻号夫,儿号夫”,“父语父,夫语夫”:“官府不可怕,洋人不足畏”,“廓清妖雾见天日,个个杀敌逞英豪”。

(10)向世人首次显示了中国农民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感。

而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在高唱“跟着红头反满清,杀死满清瘟皇帝”的同时,也十分憎恶“黄毛高鼻绿眼晴”的洋人,并积极投身于“活捉洋鬼,洋枪当柴烧”(11)的反洋、抗洋斗争中。

在此之后,一些流行于乡里社会的反洋教揭帖文书里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摒洋”、“防洋”、“讨洋”、“辟洋”、“荡洋”的反侵略观念。

如《延平告白》就说:“当今洋鬼子,诡计多端,存心叵测,殚我民财,鸦片恣其流毒;谋我土地,欺我冲主,谋我中国”,因此乡民们一旦发现洋教士,务必要“拆洋楼,杀鬼子”,“攻打灌粪,驱逐出境(村)”;不仅如此,告白也警告那些乡里入教的教民,“西洋贼教将人骗,这般愚人作主王”,“我劝尔等休奉教,可免死时挖脑浆”。

(12)至于义和团农民高喊的口号,如“顺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与清灭洋”、“扶清灭洋”以及后期的“扫清灭洋”、“神助灭洋”等,无论前句如何,后句总为“灭洋”。

可见,其“仇洋”、“灭洋”的情感从未有过变化,由此“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那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13)的保国情绪也就自然成为义和团农民政治情感的另一面。

虽然晚清农民的政治情感较之于后来新型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感,具有相当的粗糙性、低层次性、非理性、盲目性特征,而且往往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伴随。

但这种情感是乡村对外交流的结果,其已经在内涵上不同于往昔的忠君爱国情感,因而标志着晚清农民在时代震荡下的觉醒。

对此,就连老中国通赫德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数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

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之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其目的者也”。

(14)3、在政治动机上,晚清农民也表现出反馈于时代波动的新特征。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动机首先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

鸦片战争后的整个晚清时期,农民的反抗斗争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此起彼伏,几乎燃遍了整个中国,用清朝官僚张集馨的话来说就是“遍地皆贼”。

这些反抗大多是农民在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时所做出的被迫反应,其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毋须说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是为了追寻古老的均平理想,就是看似一心要保国驱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具有解决生存危机之目的。

当时流行的一首义和团歌谣称:“你没吃,我没穿,趁早加入义和团,打败洋入吃饱饭”(15)。

可见,晚清农民的频繁反抗仍然是基于生存危机的被迫反抗。

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动机还具有满足安全需求的一面。

毕竟,晚清农民的反抗发生于近代。

在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势入侵,原本相对安宁的乡村受到了强烈的扰动,并与整个中国一道陷入了大动荡。

由此,怀有古老目的的农民反抗自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即恢复、寻求一定程度的、不受外来侵扰的安全与宁静。

程　在《晚清乡土意识》中谈到:“晚清的民族危机使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弥漫着忧患感,不仅官僚畏惧大权旁落,商人焦虑洋货狂潮,就是乡里百姓也对外国势力全面而深入的渗透感到极度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