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槟榔经济的历史考察
一、槟榔消费需求的历史变迁
古籍很早就有关于槟榔的记载。
东汉・杨孚在《异物志》对槟榔有如下描述：“槟榔若荀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 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叶、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去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又说：“槟榔可以忘忧”。
(1)可见当时人们对槟榔的栽培和效用有了一定的认识。
槟榔作为一种热带植物，古人早就认识到“其性不耐霜，不得北植”，“越徐闻则不宜”，“唯海南地暖，土产最宜”。
由此可见，将槟榔开发为一种栽培植物，海南岛原始居民应是最早的实践者。
在古代，人们对槟榔的认识主要是防治疾病的效用，尤其是“槟榔除瘴说”更是医者认同。
古籍上凡提及槟榔，均指明其：“辟膻、消食、去虫、除瘴”之药效。
晋代陶弘景《名医别录》记载：槟榔，“气味辛温无毒，主治消谷，逐水除痰，杀三虫，伏尸寸白”。
唐刘恂在《岭表录异》记述：“两广地热，食槟榔用以怯瘴疠”；宋代朱熹指出：“槟榔收得为祛疾”。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槟榔可以“活泻痢，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
”他还列举
了槟榔的附方旧十三条，新增十三条，共二十六方，主治痰涎为害等二十六症。
(2)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宋代，关于槟榔消费的记述已明显侧重于嗜好品的享用特征。
当时海南人已习惯将槟榔当作嗜好品咀嚼，甚至有“以槟榔为命”之说：“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
” 有人甚至用溢美之词来称赞其特殊功能：“一曰醒能使之醉，二曰醉能使之醒，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
槟榔的一般食法是：用萎叶合贝壳灰同嚼。
初嚼时味甘而微涩辣，继而便脸热面红，如同喝酒抽烟之后的感觉，即所谓“两颊红渐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
苏东坡当年被贬海南客居儋州，当地人见面就以槟榔来招待他，他在《食槟榔》诗中写道：“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
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
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
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
(3)如果说，苏东坡对食槟榔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感觉，那么，屈大均的体会则是妙不可言：“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薰蒸。
在寒而暖，方醉而醒。
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
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渴饥。
”(4)
从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述，可知宋代槟榔消费的区域，已从岭南扩展到大陆东南和西南，周去非写道：“自福建下四川舆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
客至不设茶，惟以槟榔为礼。
其法，昔刂而瓜分之，水调蚬灰一铢许于蒌叶上，裹
槟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后啖其余汁。
少焉，面脸潮红。
无蚬灰处，只用石灰；无篓叶处，只用篓藤。
”(5)宋代，岭南地区的槟榔消费，以广州人花钱最多：“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
”(5)享用也最为讲究，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周去非这样描写：“(食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吃饭，唯嗜槟榔。
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
昼则就盘更啖，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啖之。
”(5)广州人还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加香“吃法”：“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
”因此，外地人嘲笑广人说：“路上行人口似羊。
言以蒌叶杂咀，终日噍饲也，曲尽啖槟榔之状矣。
”(5)外地人话是这么说，但来穗一年半载之后，“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
由于食槟榔之风盛行，连居住在广州的外国侨民也嗜好成习。
宋人庄绰在《鸡肋编》记述：“广州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家家以篾为门，人食槟榔，唾地如血。
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
’”(6)为了方便取食，时人还设计制作了一种随身携带的槟榔盒，里面分三格：一格装蒌灰，一格置蒌叶，一格放槟榔。
这种盒子用银或锡制成，精雕细刻，主人爱护备至，甚至成为身份的象征。
粤人嗜吃槟榔的习惯，延续至明清时代更上升为一种时尚的高消费。
丘浚在《赠五羊太守》诗中，有“阶下腥臊堆蚬子，口中脓血吐槟榔”之描写。
明人王士性在其著作《广志泽》
中说：“俗好以萎叶嚼槟榔，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
”明人叶权在《游岭南记》中记述：潮州人以口红齿赤为富贵子，盖槟榔不离口也；在广州城中，不时看到少年英俊的公子哥儿束金带、跨骏马，在行进的途中仍不停地咀嚼着槟榔。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形容说：“粤人最重槟榔”，“日食槟榔口不空”。
(4)据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所载，到了清朝，连北京人也嗜好起槟榔来了。
他们吃的是一种晒干了的槟榔，“杂砂仁豆蔻，贮荷包中，竟日细嚼，唇摇齿转。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中也有这样的描写：“贾琏因见二姐儿手里拿着一条拴着荷包的绢子摆弄，便搭讪着，往腰里摸了摸，说道：‘槟榔荷包也忘记带来了，妹妹有槟榔，尝我一口吃’。
二姐道：‘槟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人吃’，贾琏便笑着欲近身来拿……”。
可见，吃槟榔作为一种时尚的消费也进入了京都大观园之中。
千百年来，随着嗜吃槟榔蔚然成风，风之传播便潜移默化为一种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槟榔文化现象。
明《正德琼台志》指出：海南人“俗重此物，交接以为先容，婚姻以为定礼”。
即有客人来访，必先用槟榔向主人表示敬意，主人也要拿出槟榔待客致谢。
媒约婚礼更必用槟榔做为信物，形成一套约定俗成的礼仪。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描写了这种文化现象：“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人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
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
(4)槟榔成为为婚俗中的必备礼物之后，需求量明显增大：“富者用槟榔一百斤或三二十斤亦可，贫者用四半，以为定亲之礼”。
(4)广西壮族群众举办“定命礼”时，男家送的礼品中也必有槟榔。
在广东人日常生活中，敬槟榔甚至可以化仇为友，屈大均特别提到：“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者之怒立解。
至持以享鬼神。
”(4)看来粤人连拜神祭鬼也用上了槟榔。
综上所述，海南槟榔在古代一开始是作为药材采摘种植，用于防瘴治病；自宋代以后，逐渐演变成风糜岭南闽蜀、甚至京城的时尚嗜好品，因此而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经历了千百年的岁月孕育，最终使槟榔这一土产俗果演化为岭南文化的特色元素。
所有这些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对海南乃至大陆广大地区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海南槟榔营销及其对粤闽经济的影响
古代海南槟榔大多是在家前屋后种植，槟榔果的使用价值，仅是被受瘴疠之苦的土著流民及过往商贾以作治病的药材，或作为老百姓日常待客和婚寿的礼物，偶而也因其婀娜多姿的树形花果，让文人墨客作为抒怀咏叹的题材。
然而，这种状况到了宋代，则发生了槟榔果从产品到商品的性质转变，大陆市场的热切需求，刺激海南槟榔完成“惊险的一跳”，从此产销两旺。
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7)中，较为详细地记述海南槟
榔种植和营销的概况：①“漫山悉槟榔、椰子树，”“鲜槟榔、盐槟榔皆出海南。
”②他列举了海南沉香、槟榔、吉贝等24种土特产品，并指出：“其货多出于黎峒，省民以盐铁鱼米转博，与商贾贸易。
泉船以酒、米、面粉、纱、漆器、瓷器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回船；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
”提到泉州商船如装运鲜槟榔就要提前回航，可知槟榔占有相当大的装载比重；③“商舶舆贩，泉广税务收数万缗，惟海南最多”，“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
海南岛四面环海，宋代以后槟榔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两广和福建，因此，海运是当时槟榔外销的唯一途径。
自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东南沿海一带造船和航海技术日趋成熟，为商品货物的运输提供了基本条件。
北海、海安、雷州、赤坎、江门、广州、潮州、泉州等滨海港埠，先后成为海南槟榔的主要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