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族性是怎么形成的？
----日本史笔记2
所谓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性。

日本的民族性是什么，大多数文章都指向其二重性或矛盾性。

这个观点应该主要来自美国学者的《菊与刀》，该书对日本民族的矛盾性有一个概括：“日本人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

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该书作者本尼迪克特在书的末尾再次提及：“由于这种植根甚深的两重性，他们在成年后可以从毫无节制的浪漫恋爱突然转到对家庭意见的绝对服从。

不管他们在履行极端的义务方面走得多么远，他们都能够尽情地享乐与贪图安逸。

慎重处世的教养使他们在行动中常常表现得像一个胆小的民族，但他们实际上勇敢得近乎鲁莽。

他们在等级制下可以表现出非凡的顺从态度，但绝不会轻易服从来自上面的控制。

他们尽管彬彬有礼，但仍能保持着傲气。

他们可以接受军队所要求的狂热盲从的纪律，但又桀骜不驯。

他们可以是热烈的保守主义者，但又受新的方式的吸引，就如他们在接受中国风俗和西方学问时一再表明得那样。

”多数评论认为，这个概括准确指出了日本的民族特性。

笔者对日本人的了解基本来自书本和文艺作品，所得印象与以上结论虽不矛盾，但印象最深者似乎这一结论并未概括。

笔者对日本民族最深刻之印象，一是认真、执着，力求把事情做到极致；二是极善于学习。

《菊与刀》出版于五十年代，我虽不完全接受其观点，但却认为是我迄今看到的对日本民族性分析最深刻的作品。

一般来说，民族性的形成脱不开该民族的传统习俗、宗教习惯和文化影响。

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日本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之前，只存在一种发育不全的低层文化。

比如神道，只是一种简单的对万物有灵的崇拜，缺乏系统的宗教理论。

可以推论，这种传统的宗教习俗，造就了日本民族敬畏、崇拜神和大自然的特性。

中国文化的系统传入，发生于公元6-8世纪，那时日本的氏族社会已相当成熟，对文化的吸收已具有选择性淘汰的功能。

中国传入日本的文化主要是两大类，一是儒教，二是佛教。

佛教原创于印度，因而日本的民族性也有明显的印度痕迹，比如修炼。

儒教范围很广，以个人伦理规范而言，主要是“三纲、五常、五德”，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五德乃“温、良、恭、俭、让”。

日本人虽然惊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在吸收时却以不损害他们的传统习惯为前提。

“三纲”与他们已有的等级观念相符，全盘笑纳，“五常五德”则待遇有别，有的弃之不用，有的经改造而用之，有的则全盘接收。

如“仁”是儒学要义，对普通人而言，是指有爱人之心。

对帝王而言，是指要爱民，要施“仁政”，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但这就与日本的等级习俗相悖，不能接受。

“仁”这个词在日本还有，但只有“慈善”类似的意思。

“三纲五常五德”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以至日本父母以及整个社会都以此作为教育子女做人的标准。

据此推论，日本民族性的形成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

不过这些标准在日本的内涵与中国不尽相同。

在中国，忠、义、信的楷模应该是关云长，日本家喻户晓的忠义故事则是47浪人。

47浪人本是浅野大名（领主）家的武士，浅野大名遭吉良大名欺辱后，在严禁用刀的江户城刀伤吉良，然后自裁身死，死后所有财产充公，47武士沦为浪人（没有主君的武士为浪人）。

47浪人卧薪尝胆一年零九个月，终于斩杀吉良为浅野报了仇。

47浪人将吉良首级供于浅野坟前，然后集体剖腹自尽。

比照中日两则故事，我们发现关羽的故事忠高于义，他对刘备是忠，对曹操是义。

忠的前提一是仁，主公施仁政，二是信，结义之信；义的前提是报恩。

47浪人的故事重点强调一个“义”字，即报恩，至于浅野与47浪人有无“忠”或“信”的关系，大多数版本都无
提及，可见并不重要。

《菊与刀》作者认为日本人把忠和义并在一起了，所以日本人的“义”包含了“义务”和“义理”两部分。

“义务”是无条件的，长期的，比如对国家、对家庭所负的责任；“义理”则专指报恩。

这样一来，“忠”、“孝”归入“义务”里面，成了义的一部分。

所以，在日本传统文化里，“义”是第一位的。

在47浪人的故事里，为什么浅野自裁？为什么47浪人剖腹？因为日本当时的法律规定，在幕府所在地江户城用刀，死刑；武士私自砍死大名，死刑。

他们是在尽完“义”后自行伏法。

我们于是有了第二个发现，日本人还是蛮守法（规矩）的，虽然在他们眼里，义还是大于法。

大约他们将守法看作诚信之一种。

第三个发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我自己的感觉，即日本人有把需做的事做到极致的动力和能力。

看今日（也包括历史上）之日本，“礼、义、信、恭、俭、让”，哪一样不比中国胜出许多。

这是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喜欢拿这个来要求别人，日本人则大多用于要求自己。

至于日本民族特性中的矛盾性，本尼迪克特将之归咎于日本的儿童教育。

她认为，日本人对婴儿和幼龄儿童过于溺爱或过于放纵，诱发了他们“不知耻辱”的动物本能。

到某个年龄段，又突然开始使用相当严厉的教育手段，令孩子们接受各种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

因此，成年日本人性格里便具有了双重性，既有后天教育赋予的“礼、义、信、恭、俭、让”的一面，又有反叛、任性、凶残的原始性一面。

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看来不容易令我接受。

我想起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特性还有一个发现----“适当位置”，日本是个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各个等级有各等级的规范，包括权利义务、道德伦理要求和行为规范等。

日本人视“在适当的位置做适当的事”为一种社会准德，推而广之，他们会把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也分成几个“适当位置”，在不同的位置，他们可以表现截然不同的个性。

就如《菊与刀》中描述的，日本男人可以把妻子和性享受分成两个领域，两个领域都是光明正大的，前提是每个领域只能做该领域适当的事。

男人在妻子的领域要承担责任义务，在性享受领域只是娱乐消遣，两者只要不混淆，在日本没人觉得有问题。

樱雪丸君在他《日本明治维新---富国强兵》一书中讲过一个故事：侵华日军在占领区通常为所欲为，别说在老百姓家抓个鸡摸个狗，就是杀人放火也很平常。

但投降后的日军马上就换了个角色，一队驻扎在村里的日军因生火不小心把旁边村民的茅草屋烧了，这队日军竟然马上砍树给老乡重盖，还全体不吃午饭以自罚。

这就是“适当位置”的典型转换。

所以我想，这可能才是两重性显现的重要契机。

其实人的性格都有自然性和社会性之矛盾两面，日本人的婴幼儿教育只是加重了矛盾的程度，但“适当位置”的社会准德则是把这种矛盾突出和表现出来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