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唐代文学批评第一节陈子昂《与左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题解：陈子昂生平：661-702年，活了41岁，四川射洪县人，李白的老乡，父博学轻财、好文，子昂仗气任侠，18岁才立志读书，几年之间便“经史百家，罔不该览”，24岁中进士。
高宗死后，武则天准备把高宗陵建到西安，陈子昂上书反对，武奇其才，让他做麟台正字，管国史著作，后任拾遗，清要之职。
从24-39岁的15年中，大部分在朝庭做官，这都是在武则天当政年间。
从其表章奏文看，他政治观点主要是省刑、薄赋、节用、任贤等观点，陈还喜欢求仙访道。
他曾真诚拥护武则天，也一度得信任。
但又对武则天的一些政策不满，如黩武战争、用酷吏等。
陈一生政治道路坎坷不平，曾两度从军，到大西北边境想建功立业，但常与主将意见不合。
如第二次与武攸宣不合，建议自己带一万人为前部，武不用他。
陈曾两次被关于狱中，702年被县令段问抓去，要他出钱，他交了20万缗还不行，死于狱中，现在史学家研究认为是武三思指使的县令所害。
陈子昂由于一生生活于武则天时代，后人评价不一，有的认为他对李唐不忠，清代王士祯骂他是“无忌惮的小人”，有人认为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对武则天功过认识很清，这主要是文革前的评价，范文澜说“褒贬任声，抑扬过实”。
陈子昂在政治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政见也无新意和建设性，其贡献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从理论至实践反对当时诗风，提倡革新，第一个打起文学革新的旗帜，是转变一代诗风的开路人，其诗歌和理论主张在当时诗坛产生巨大影响。
《新唐书》说“子昂所论著，当时以为法”，这一点刘勰、钟嵘等都比不上他，李、杜、白、韩、柳等都受其影响，诗文中对他表示敬意。
陈子昂有文集十卷，其中诗二卷，126首，以古体诗多，偶尔夹有律句，最著名的是感遇诗、《登幽州台歌》，文八卷。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赠诗《修竹篇》前的序言，诗是赠给东方虬的，左史，官名，左史记事，右史记言。
东方虬是武则天时代的诗人，《全唐诗》选诗四篇，时有名气，武则天召臣子作诗，东方虬最先交，赋赠其锦袍，后看宋之问诗写得更好，武又夺袍以赠，因为东方写古诗，讲究兴寄，宋写近体诗，武则天喜近体诗。
陈子昂更喜欢古体诗，尤其对东方虬的《孤桐篇》赞赏，故写《修竹篇》唱和，诗序中集中体现了陈子昂对诗的看法，提出革新诗风的主张，在中国古代诗论史上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非是一篇系统的理论著作，而是一篇批评文章，但又不是象《诗品》那样系统评品众多诗人，区分流派风格，此序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范畴，在文学思潮的大转折的关键时期，旗帜鲜明地提倡一种倾向去反对另一种倾向，而且起着重大作用的一篇批评文章。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改朝换代、把转风气的作用。
故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两种文学思潮斗争的大的历史背景上来看待，来评价。
陈子昂好友卢藏用在《文集序》中说陈“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初唐时代文风实际是沿袭六朝余风，隋代李谔曾写《上隋高祖革文华书》言：“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霞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这是在说山水诗，事类诗，永明体。
钟嵘之后又有艳情诗、应制诗。
唐太宗的文学侍臣上官仪善写应制诗，如“祥云泛苑郊，瑞气浮大风”。
太宗自己也写，有人把太宗与宋太祖比，赵的军政才能不能比太宗，但文学才能超出他，如赵匡胤《咏月诗》：“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这种境界、气势的诗，唐太宗写不出，原因即是其时的风气使然。
武则天也是很有才干的女皇帝，但也喜应制诗，沈宋之流，为文学侍臣，沈宋留下的十之八都是应制诗，他们受六朝诗风影响，其艺术趣味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一代诗风，“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此擢土”。
武则天之所以奇袍相赠，是有意识地提倡一种诗风。
在此风气下，陈子昂的地位不高，仅是右拾遗，八品官，但他敢于同当时的皇帝、文学权贵唱反调，大加赞美东方虬的古体诗：“骨气端翔，光英朗练”，从诗境、诗貌全面肯定，且自己也写了一篇唱和之作，不仅见识高，而且胆识大，有胆有识，如果不是相信自己把握了真理且为之献身，是不敢这样做的，仅此就值得称赞，而且他以自己的诗歌实践如感遇诗、《登幽州台歌》来力挽狂澜，横制颓波。
此篇是陈向武则天及其文学侍臣倡导的诗风进行宣战的檄文，是他倡导的另一种诗风的论纲。
二、《序》的文论观点1、言道弊其时文风的主要毛病在于道弊。
即是文艺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出了问题。
六朝以来的诗歌，不讲王政的兴废，不表忧国忧民的忧思之情，只在词采声律等诗体形式上下功夫，陈子昂鄙视之，说“跡荒淫丽，名陷俳优，长为童子之群，无望壮夫之列”。
认为丢掉了论道匡君、匡国、王政兴废之道，丢掉了风雅传统，未能继承汉魏风骨，风雅传统即诗教，要美刺时政，建安风骨是“志深笔长，梗概多气”，“志在讽刺，忧生之嗟”。
即诗歌要关涉一国，抒一国之情，而非一已，抒一已之情，要忧思于民众，有刚健硬朗的风骨。
丢掉了风雅传统、建安风骨，就是发生了道弊，要解决便是要恢复此传统，因此，他打出了复古的旗号来开展文学革新运动，这是《序》文论的最突出特点。
2、倡兴寄比兴寄托同样是风雅传统，是诗歌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寄托是寓意，钟嵘谈比兴，也说“因物寓志”而“言近旨远”，也是兴寄，但兴寄的内容与风雅传统有些出入，钟嵘的寓意不一定要与王政兴废关联，如曹植的“高台多悲风”，可勉强与时政联系，可以说是言政治上的失意；徐干《室思诗》“思君如流水”，则与政治无联系，谢灵运“明月照积雪，北风尽地哀”更无直接联系。
陈子昂则明确提出兴寄要与儒家思想政治相关，要有闻道内容。
他对太康、元嘉文学一概斥之为“彩丽竟繁”。
陈子昂“植道于诗”的兴寄论，可从唱和之作《修竹篇》中可看出，他用萧瑟和鸣比喻自己与东方虬等人的志同道合，改革诗风，言政治之志是他倡导的兴寄，借古喻今也是。
可以看出他与钟嵘的不同，钟主要是“寓意于形”此“意”也可是个人的哀怨，陈则主要讲王政，是“寓政于形”，侧重不同。
钟与陈的分歧还可从他们对张华的看法上看出，陈肯定了张的兴寄，把东方虬与他比美，说诗写“盛衰之理”，但钟却批评张“兴托不奇”、千篇一律，钟侧重于“奇”。
陈子昂可谓是政治标准第一，故皎然《诗式》中批评他：“复多变小”（复古多，变化少）。
3、风骨论医治六朝柔弱诗风要用风骨，陈的风骨论是与其兴寄论相辅相陈的。
风指要抒王政兴废的政治感情，而非儿女之情，或个人一已之哀怨，骨指从闻道中派生出来的气势，如同孟子所言的“集义所生”的浩然之气，此风骨由诗歌的兴寄而出，现出骨气端翔，光英朗练的诗歌风貌，此即是陈子昂所提倡的诗风。
如何有那样的风骨？陈在《修竹篇序》中作了论述：要音情顿挫。
音指吐词，情指感情，顿挫，指诗要沈郁、遒劲，感人，这种音情的发出，如掷地作金石声，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其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洗心饰视，即要有一颗闻道之心。
总之，陈子昂标举的“骨气端翔，光英朗练”的风骨，是儒家思想情怀的艺术体现，它实际上是指诗歌的一种宏大阔远的意境，融入了诗人的深沉的历史感与现实感于其中，而这些正是六朝以来的诗歌所没有的。
正如陈的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4、功过与影响陈子昂在《喜马参军相遇醉歌序》中说：“吾无用久矣，进不能以义补国，退不能以道隐身……日月云过，蟋蟀谓何？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蟋蟀出自《诗经》，表时间流逝），陈全力以赴进行古体诗创作，其努力是有成效的，惜死太早，其宠大的文史计划未能实现，原准备写《后史记》一直写到唐代，良图未已，实是憾事。
然而陈子昂在廓清六朝以来淫靡诗风上是胜利者，这是其巨大功绩之一；功绩之二，他在近体诗风行的年代里，创作出大量的古体诗，为古体诗在诗坛上争了一席地盘，此后，唐诗园地，古体、近体并行不悖。
功绩之三，更重要的是他把诗歌创作从宫庭引向了广阔的历史现实之域，把诗歌意境从风花雪月引向于抚今怀古、舒展风云的阔远境界。
在陈之后，步陈之后，唐代几位伟大诗人，李杜白韩柳都沿着陈开辟的道路走过来，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来实现陈的理论主张，进行更多更深更广的开掘，使得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形成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诗苑景观。
唐诗的兴盛，陈可谓开国元勋，后世的元好问《论诗绝句》概括得好：“沈宋横弛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准：按照，范蠡佐越王勾践吴，泛舟五湖，不知所终，勾践叫工匠用良金铸范像“而朝礼之”）合著黄金铸子昂。
”前朝曾不乏有人提出一个疑问：陈子昂诗作在唐诗中，不算上乘，其感遇诗，比起阮籍咏怀诗未见得超越，其理论批评的系统性和深刻性也比不上刘勰、钟嵘，但为何他在扫荡六朝诗风中能起这样大的作用？今天，当我们回眸历史时，便不难理解。
唐代经贞观之治以后，一百年修养生息，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封建帝国，正是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即历史本身向诗歌艺术提出了一个必然要求：走出宫庭内帏，摆脱六朝以来纤弱诗风，继承和发扬汉魏风骨来表现盛唐风貌，陈子昂正是充当了这个代言人，他有胆有识，有才华，范文澜说他是“一代雄才”，故而陈子昂发一代之先声的重大作用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陈子昂打出复古旗帜的诗歌革新运动其总的方向是正确的，是有重大意义的，然而，与此同时，如对六朝时代的诗歌彻底扫荡便流于绝对化，今天看来，其实六朝诗歌对中国诗歌的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如在声律、词采、意境等方面，六朝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作为，这些都一同被陈子昂所扫荡了。
继陈之后，李白也高举复古旗帜，倡古风，他的调子更高，具体要复到大雅：“大雅久不作，吾急竟谁陈？”诗坛曾一度出现“好古遗近”的倾向，这与陈、李等人的绝对化、片面化有关。
由此而在诗坛上产生的消极影响，有待于后代人加以修正和发展，这个任务就落在杜甫身上，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节杜甫《戏为六绝句》一、题解：这是六首绝句连成一体的一篇组诗，是杜甫比较系统的专门论诗的一篇重要诗作。
现存杜诗1480首左右，其中直接论诗的有100多首，其中集中论诗并能从中看到杜甫诗论宗旨的就是这组诗，故它是新的诗论代表作。
组诗写于大约公元762年在四川成都草屋时，这年杜甫50岁，对于杜来说，已进入晚年了，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杜甫毕生创作经验的总结，宋代以后，对《六绝句》的注释很多，郭绍虞收集为《六绝句集解》，如“戏”字的解释就有好几种：（1）寓言自况（自喻），指当时杜在严武幕中受人攻击，故借四杰、庾信来反击别人的攻击；（2）告诫后生，后生诽薄讽刺他；（3）诗忌议论，故用这题目避免议论；（4）北大冯钟芸认为是杜甫创体，是尝试，故用“戏”字。
综合各家，我们认为：“戏”含诙谐、嘲讽之意，有笑谈的意思。
是针对那些诽薄前贤的后生们，“戏”不是开开玩笑，而体现出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杜甫的那种举重若轻的诗圣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