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作者：崔建树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1期内容提要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

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

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历史学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研究学者赫德利〃布尔在一篇引起广泛影响的论文中认为,国际关系研究方法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典的方法‛( classical app roach) ,二是‚科学的方法‛( scientific app roach) 。

[1]根据布尔的观点,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方法是‚经典方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代表人物是黑伦(A. H. L. Heeren)和兰克(Leopold von Ranke) 。

[2]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内的经典方法论者和科学方法论者就展开了激烈论战。

[3]前者以赫德利〃布尔为代表,批评后者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视而不见;后者以戴维〃辛格为代表,攻击前者不精确,只满足于一个模糊的结论。

在双方的论战中,‚科学方法‛在上世纪60—70年代逐渐在西方学术界占了上风,只有‚英国学派‛还在固守‚经典方法‛的阵地。

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典方法‛在科学方法的大本营美国慢慢复兴。

1991年,冷战突然以和平方式结束,更是让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产生了强烈兴趣。

因为一方面,冷战的突然结束是对强调预测功能的科学方法的一记重击; [4]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而非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家预测到了冷战可能以和平方式结束。

[5] 在这一背景之下,西方学术界开始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方法‛进行反思,他们比以前更愿意从经典方法,特别是从作为经典方法的历史研究中寻求灵感。

由此,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方法逐渐从边缘向中心回归。

[6]那么,国际关系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在冷战结束后重新向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回归,是因为它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呢,还是仅仅因为‚科学方法‛未能预测冷战的结束呢? 如果是前者,那么历史学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到底具有何种重要意义呢? 我以为,历史方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有利于研究者理解当前国际现象,可以为研究者树立参照系,还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和丰富素材。

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即容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也需要借助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方法来克服。

一、历史学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国际现象弗朗索瓦〃德〃卡里埃( Francois de Calliéres)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最著名的外交家。

在古稀之年,他把自己数十年的外交经验辑录成书,传诸后世。

这本书就是赫赫有名的《论同君主谈判的方式》。

该书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经典之作,英国外交家欧内斯特〃萨道义(Ernest Satow)称之为‚政治智慧的宝藏‛, [7]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Harold Nicolson)也认为它‚迄今依然是论述外交方法的最佳手稿‛。

[8]在该书中,卡里埃认为出类拔萃的外交家可谓凤毛麟角,因为这一职业‚需要过人的洞察力、无比的灵活性和敏捷的反应能力;需要敏锐的理解力和广博的知识,尤其需要准确无误和洞悉一切的洞察力( discernment) ‛。

[9] 为了获取上述素质,卡里埃强烈建议那些从事外交事业的人认真学习和研究外交史。

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专家、曾任英国驻美大使的詹姆斯〃布赖斯在1922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也认为,‚当事实保持不变时,历史是理解事实的最好的、事实上也是唯一的向导‛。

[10]那么为什么历史学研究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呢?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国际关系以及历史学的性质。

顾名思义,国际关系就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但民族国家也是由单个的自然人组成的。

正如狄尔泰所言,个人是社会之最终的、最有意义的单位,个人的行动构成历史。

‚无论社会科学家要作出什么样的概括,无论历史学家要发现什么样的趋势,对于人文科学来说,个人始终具有内在的和永恒的重要性。

‛[11]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国际现象的前提是自我认识。

所谓的自我认识,并不只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也不只是认识一个人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还要认识‚人‛之作为人的本性。

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话说,‚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首先,认识成为一个人的是什么;第二,认识成为你那种人的是什么;第三,认识成为你这个人而不是别的人的是什么。

认识你自己就意味着认识你能做什么;而且既然没有谁在尝试之前就知道他能做什么,所以人能做什么的唯一线索就是人已经做过什么。

因而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12]柯林武德的上述评论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自然法学派的批评。

自然法学派,尤其是启蒙运动时代的自然法学派,强调人类存在固有本性。

西方思想史上的巨匠,如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斯密等人的政治思想都是以人类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前提条件的。

问题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本质不同。

‚自然是不断再现的事物活动的舞台,在那里各种现象本身缺乏有意识的目的。

‛[13]自然科学的定律是在观察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因此,根据物理学和数学定律对一块石头的下落运动加以解释,无非就是指出在给定的条件下,石头将会如何运动。

但是,人类生活不同于自然界的运动,它是历史的和不可重复的,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西欧人和中东的穆斯林世界的订婚和结婚仪式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现象对我们来说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即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诸如国家、民族、婚姻、家庭或资本主义这样一些一般性概念。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从的法规———从刑法典到交通规则———都是约定成俗的,并且是富于变化的。

只有当人们了解它们、并愿意接受它们的时候,这些法规才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的行为。

此外,由于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伴随意识产生的记忆会影响人们的思想。

因此,‚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人类特性;每个人的特点只是通过自身的发展才显现出来的。

‛[14]由于人类具有相互交流的能力,个人的记忆又会被历史的记载所扩大。

特定时代的人都是传统的继承人,这些传统决定他们具有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他们如何行事,并且决定他们为何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信仰。

我们是由传统铸成的,因此,对于社会历史现象所作的最恰如其分的解释往往本身就是历史的。

如果我们要回答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何差异时,我们当然要研究这些国家的战略目标、地缘位臵、国家组织结构等。

但是,所有的解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即它必须是一种历史的说明,必须告诉我们以往的一系列事件如何构成了当下的情况。

由于评价产生目的,而目的又反过来促使我们去评价为达到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价值、原则和目的都受历史变化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对上述五国的对外战略进行历史的理解。

由此可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的理解是基本的‛。

[15]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论及当代史的本质特征,即欧洲的世界地位的变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兴起、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的崩溃、亚洲和非洲的觉醒、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关系的调整以及热核革命等,特别强调要联系以往的历史来看待当代变化。

他认为上述的所有特征都‚是整个历史过程的各个部分,倘若脱离了历史的来龙去脉,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它‛。

[16] 以认真研究历史为手段准确把握现实的思想大家,要算近代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了。

马基雅维里根据韦杰提乌、弗朗提诺和波里比乌斯等人遗存的文献资料,对古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和战争方式进行了仔细和深入研究。

在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过程中,马基雅维里深刻把握住了战争和用兵之道的基本原则,从而写就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不朽名著《论战争艺术》( The A rts ofW a r) 。

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研读古罗马史家们的著作,马基雅维里‚理解他自己所处时代的国际体系:国家是逐步成长和扩张的,它们永无休止地卷入战争,力图扩展它们的权势和领土,并且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抵挡试图征服它们的其他国家‛。

[17] 吉尔伯特对马基雅维里的评论恰当地说明了历史研究对理解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意义。

二、历史研究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不仅是国际关系学科,就任何科学而言,都需要研究该学科的历史。

这并非出于专爱摆弄古董的癖好,而是因为学科史的研究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灵感和借鉴。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创新‛理论的开拓者约瑟夫〃熊彼特把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在三卷本《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指出,历史研究至少可以使我们在如下三个方面有所收获,即‚在教学方法上有所裨益,获得新的观念以及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

原因在于:第一,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就不能充分把握与理解当前问题或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

科学研究不单纯是从某些初步观念开始,然后再以直线方式往上面增添内容。

‚它毋宁说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同时,如果它有所‘前进’的话,那是以一种纵横交叉的方式前进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

因此,任何企图表述‘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

‛换句话说,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该门学科的发展状况。

所以,只对当前问题进行理论研究而不追溯其历史就会使人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

第二,科学史的研究会赋予研究者源源不断的灵感。

‚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事实上,从学科史中获取灵感并做出成就的研究者不在少数。

根据恩斯特〃马赫所著的《力学发展史》所载,爱因斯坦就是从一本力学史的书上获得‚相对论‛灵感的。

最后,‚对于任何一门科学或一般科学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把人类思维的方法告诉我们很多。

‛[18]历史学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的前提是史实必须准确无误。

如果史实不准确,那么由历史事实擦出的灵感火花就是苍白的,甚至是误导性的。

对于历史‚事实‛的真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方是历史虚无派,他们认为不存在历史事实,所谓的历史不过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主观产物,历史学家确立历史事实,而且通过解释的过程掌握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