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四个主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正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成果，和任何新的思想、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中外思想材料出发，但是它的根源却深藏在以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为基础的实际生活之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一脉相承，并不是因为它发现或表现了某种“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恩格斯语）”，而是在于它始终置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现实基础之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者、创立者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基础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父——邓小平，基于对20世纪下半叶人类和世界各国以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发展潮流以及中国在其中地位的真切感受，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等。
从中共十二大起，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地强调实现现代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和联动性。
邓小平通过论证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现代化自始至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和本质内涵，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型特点和历史阶段、发展主题入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政治前提、经济基础和社会体系等选择、建设的现实矛盾与时代背景，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在现代化的视域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现实关系。
一、文化创新主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内核的选择与自觉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进步的共同趋势。
作为后发大国，中国现代化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和所要完成的发展主题与先发国家相类似，但是在所面临的矛盾性质和解决路径的选择上，有着后发型现代化的特殊规律。
沿着历史的踪迹，我们可以发现自19世纪中叶欧美列强入侵、处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民族遭到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先后经历并依次实现“文化创新”、“政治立国”、“经济转型”等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发展主题，并从21世纪开始进入完成现代化“社会整合”历史主题的新阶段。
“文化创新”，既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更是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的发展主题之一。
它是任何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心理精神准备，是社会面对新旧文化冲突时所必须做出的选择。
新旧文化冲突起源于传统社会遭到现代性倡导者的挑战，后者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张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新旧两种文化观念的冲突碰撞，带来社会信仰和道德的磨合和重构。
只有当有利于现代化主体的文化价值体系确立起来，现代化建设的才有持续的凝聚力和驱动力。
西方先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别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实现各自的文化创新，为现代化提供精神内趋力。
但是后发外生型的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挑战，主要来自外部而不是内部。
现代化所需要的新思想、新观念或缺乏本土资源、或难以从容地经由本土资源发掘和实现转换，最初只能通过学习、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加以获得。
因此，新旧文化冲突在近代中国被赋予了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冲突的形式。
近代中国陷入了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又要反对西方列强欺负的两难境地。
中国人不断在“固守祖宗之法”和“全盘西化”的两极中摇摆不定。
然而由于传统文化价值中现代性因素匮乏，文化守成主义即便是“中体西用”都难以挽救民族危亡。
全盘西化，照搬西方文化价值也不能改变中国弱势的国际地位。
原因之一是西方的现代性包含有竞争性、排他性基因，引进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弱肉强食等价值观念，对于在国际上尚处于落后、弱势的中国来说无疑是自陷精神被动、自丧民族主体利益的自杀选择。
正是这种两难处境，使得旧的信仰失落、新的价值迟迟难以确立，四万万同胞身心无依、一盘散沙（孙中山语）。
无数失败事实说明，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重建之前，任何经济政治改革和军事外交抗争都因迷失正确方向而难以奏效。
矛盾冲突要求中国建立一种既符合现代化潮流，又能维护中华民族主体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思潮进行了甄别和筛选，他们在众多的西方精神中选择了“科学与人权”（陈独秀语），接着又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选择，就因为她所具有的科学与人文、现代性与批判性的双重精神和品格，最适合近现代中国既要努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完成现代化，又要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欺负以免在现代化过程中丧失民族主体地位的实践需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精辟地指出选择马列主义对于中国文化创新的意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来自异域，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决不是文化创新的结束。
如果说再造文明必须在输入学理的基础上研究问题、整理国故，那么确立现代中国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还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加以实现（毛泽东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毛泽东是把握文化创新历史主题的杰出代表。
他率先提出了“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科学的、大众的和民族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弃其糟粕，吸其精华”、“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文化命题，进而进一步凝练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既追随世界现代化潮流，又维护、继承中华民族利益和文化的“文化创新”主题。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精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的相结合，坚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同防止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相结合，坚持珍惜国际友谊合作同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权利相结合，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交流同平等互利、抵制外来腐朽思想侵蚀相结合，坚持汲取当代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把“文化创新”提高到一个空前自觉、成功的高度。
这种自觉的经典体现就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发表的开幕词。
在这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中，邓小平全面总结和概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世界观、价值观。
这种成功的最好体现就是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已经加入到国际分工和市场体系，中国不但没有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丧失自己的主体地位，相反却抓住世界和平和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利用国际资源，迅速提高了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朝着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发展起来的中国，以负责任的世界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构，促进世界的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全世界后发国家和平发展的典范，人们纷纷以“北京共识”、“中国经验”加以解读。
人们无法否认，中国的崛起既是经济事件，也是文化事件，与其说是经济、政治等硬实力的发展，不如说是世界观、价值观等文化软实力的创造。
因此，脱离中国现代化“文化创新”的发展主题，离开了近现代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一种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又立足中国、立足现实、立足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不懈追求，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灵魂。
二、政治立国主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前提的奠定与巩固继“文化创新”之后，“政治立国”便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历史阶段和贯穿现代化全过程的历史主题之一。
所谓“政治立国”就是建立独立的、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只有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才能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所有民族现代化、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16世纪前后，西方先进国家纷纷通过王朝战争建立民族国家和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为现代化开辟政治和制度的前提。
而中国却在19世纪中叶从一个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沦为王朝衰落、列强瓜分、军阀割据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反帝反封建，把中国建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内部统一、在国际上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已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
政治立国在中国尤其意味着首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动员全国资源，凝聚民族力量，然后才能内平争乱、外抗侮辱，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为了摆脱内忧外患，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救亡与戡乱、攘外与安内、改良与革命相互交替，联省自治与武力统一、民主共和与开明专制、宪政与训政争执不休，独立与统一、安全与稳定始终没有在满清、北洋和国民政府的手中变成现实。
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从1921年到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斗争和合法斗争之间、在城市中心和农村中心之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纲领，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在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只有实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动员全社会力量，只有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确立自己在中国的政治权威，才能“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奠定政治前提和政治制度基础。
“政治立国”的历史阶段到新中国成立告一段落。
但是维护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为现代化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前提，是始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继承毛泽东的遗产，对外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祖国的统一，对内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从而确保了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阶段，拥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没有、所羡慕的、持续30年的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
邓小平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的实践与理论，突出地表现在他制订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上，表现在他处理中美关系、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事务上，还表现在他制订“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上，表现在他在处理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新疆、西藏的工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