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言语行为的演变研究本文以“话语补全测试”为主要工具，通过对比国内大学生与在英语国家短期和长期生活的中国留学生的汉语道歉语料，对留学英语国家的中国学生的汉语道歉言语行为进行考察。

统计发现，留学生“语码混合”的使用频率较国内大学生有所下降，在两种道歉情境中，留学生组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对汉语母语者在英语国家生活过程中的道歉言语行为的演变情况作出梳理，并尝试解释其背后的原因。

标签：道歉语跨文化语码混合言语行为策略一、引言道歉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交际活动之一。

当自身言行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后，为了补偿过失，并恢复遭到损害的人际关系，就产生了向被冒犯方道歉的需要。

对道歉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末。

早期在言语行为理论及礼貌原则等范围内的讨论都是以英语国家文化为背景的，探索普遍性原则的过程中，牺牲了言语的社会文化因素。

直至80年代，不少西方学者在对语用理论的普遍性进行研究时，才开始考虑交际中的社会变量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并由此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实施了一些言语行为的跨文化研究。

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当属由Blum-Kulka（1984）主持的“跨文化言语行为实现项目”（Cross-Cultural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简称CCSARP）。

这项大规模调查的目的在于研究不同语言文化中言语行为表现方式的异同，涵盖英语、法语、德语、希伯来语等多种西方语言，主要研究内容正是请求语和道歉语。

研究结果认为，在相同的社会、语境因素及同等冒犯程度的前提下，不同语言实施请求和道歉的方法是相似的。

不过在之后的其他研究中，社会文化差异对道歉言语行为的影响逐渐凸显出来。

Bergman & Kasper（1993）认为，不同文化之间对于道歉的理解是不同的。

Cohen （1996）以道歉语为例，论述了社会语言能力，即文化、年龄、性别、社会阶层与职业、交际中的角色与地位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个人言语行为的策略选择。

Márquez-Reiter（2000）对比英国与乌拉圭人使用道歉策略的差异，也将原因归于社会变量，包括社会距离、社会权力与冒犯程度对道歉策略的影响。

在国内，自本世纪初以来，黄永红（2001）、罗朝晖（2004）、苏美玲（2011）等从社会因素的角度出发，围绕汉语进行了相关研究，或是单独考察汉语的道歉言语模式，或是对比汉英道歉言语行为。

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针对中国在外留学生的道歉言语行为进行对比研究。

汉语母语者在国外生活了一定时间以后，其道歉言语行为势必会受到当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随着生活时间的增加，这些影响又会产生怎样的演变？本文通过对留学英语国家的中国学生道歉言语行为的调查，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二、对留学英语国家的中国学生道歉言语行为演变的调查（一）调查设计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为30名留学英语国家的中国本科生或研究生，其中留学美国19名，英国5名，澳大利亚4名，加拿大2名。

根据在国外生活的时间长度分为短期组与长期组，每组各15人。

前者在英语国家连续居住1～2年，平均为13个月，后者居住时间在2～6年之间，其中3年以上有9人，平均在外时间为3.5年。

所有被试的年龄都在18～30岁之间，其中77%在23～25岁之间，处于言语交际的活跃期。

我们还对15名在国内学习的上海交通大学本科生进行了调查。

他们也具备较高的英语水平，但没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可以作为对照组。

调查工具为“话语补全测试”（DCT）。

测试卷为中文，内容参考Olshtain（1989）在CCSARP中对道歉言语行为进行实证研究时的问题设计，共设置9个情境，分别是：①老师未能按时返还学生作业；②服务员将咖啡洒到顾客身上；③倒车时撞了别人的车；④公交车上踩了别人的脚；⑤弄坏好友心爱的相机；⑥踢球时铲伤同学；⑦作为招聘面试官迟到半个多小时；⑧会议上言语冒犯了同事；⑨学生忘记带答应还给老师的书。

表1统计了所有情境各自对应的言语行为的3个语境制约因素（社会权势、社会距离、冒犯程度），可以发现三者出现的数量相当，且互相之间不同的组合情况都有所涉及。

此外，我们还在对测试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就一些具体问题对被试进行了采访，以进一步了解、确定和分析其道歉言语行为的变化情况。

（二）调查结果1.语码混合语码混合（code-mixing）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语言使用现象，意指两种或多种语言（包括语言变体）之间进行的个别词语或局部结构的转换，从而形成两种或多种语码之间的混合使用。

在中国，随着英语的大规模普及，中英文结合的话语形式变得十分常见。

具体到道歉言语行为，针对国内汉语母语者的调查，王燕（2006）等也多次提到了语码混合现象的存在，主要表现为在道歉中用英语“sorry”代替汉语“对不起”，如“sorry，你没事吧？”。

鉴于此，我们统计了测试获得的语料中语码混合现象的出现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国内组语料中出现语码混合的比例达8.9%，再次证明了这一现象在汉语母语者，尤其是大学生中普遍存在。

就其具体表现形式而言，均为使用“sorry”来表示直接道歉，且集中出现在④和⑦两种情境——双方的社会距离均远，但前者冒犯程度低而社会权势平等，后者冒犯程度中而社会权势高。

被试普遍认为在这类情况下使用语码混合策略可以缓解陌生人之间的尴尬，同时可以对权势地位较低者表现出亲和。

在留学生当中，短期组和长期组的语码混合数量相比国内组都呈现出明显减少的趋势，这与“英语水平越高、日常使用越多，语码混合频率也随之增加”的预想有所出入。

同时，两组在道歉时使用的英语表达都不再只有“sorry”，情境④出现了1例“Excuse me”。

我们认为，以上反映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留学生长期生活在以英语为主的环境中，不再将汉语句子中夹用英语词汇作为一种时尚或表现自己英语水平的方式，从而能够更自如地选择输出的语码。

2位长期组的被试甚至表示，他们是将自己置于所在社会环境的相应情境中思考道歉语，然后将内部的英语整体“翻译”成汉语后进行输出的。

另一方面，随着语用经验的累积，留学生所使用的英语道歉方式趋于多样化，对各种道歉形式的使用范围也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这也可能是造成其在道歉言语行为中语码混合情况减少的原因。

例如有的被试认为，“sorry”虽然是英语中最常见的道歉词语，但在情境④中人们普遍会说“Excuse me”，在情境⑦中面对陌生应聘者则应该强调自己“really sorry”。

回到汉语语境中，用“sorry”代替“对不起”就显得不够恰当。

2.道歉策略在对道歉策略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相应地采用V ollmer & Olshtain（1989）所归纳的策略类型，分为8种：①直接道歉；②表达说话者对冒犯所担负的责任；③对造成冒犯的原因进行解释和说明；④提供补偿；⑤保证克制；⑥道歉强化；⑦表达对受害人的关心；⑧减轻责任。

统计得到3个组别各自的策略使用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中可以发现：转移到英语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其道歉策略的选择与在母语环境生活的同龄人相比，表现出了比较大的变化，如策略②、⑥等。

同时，随着在英语国家生活时间的增加，单个策略的变化有时候是线性的，如策略②、⑦，但很多时候也呈现出波动，如策略①、③、⑧。

这都表明社会文化因素对道歉言语行为影响的综合性与复杂性。

在此基础上，我们分别对9种情境中各个策略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并考察其具体的言语特点。

结果显示：留学生组在其中两种情境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变化，分别是“⑦作为招聘面试官迟到半个多小时”和“⑧会议上言语冒犯了同事”。

以下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深层次的原因。

在情境⑦中，三组都采取了“直接道歉”和“解释说明”两种策略，但各自的使用比例有所不同。

从国内组到国外短期组再到国外长期组，“直接道歉”的人数依次为10人、15人、14人，约30%的国内被试者都拒绝直接进行道歉，而只承认自己迟到，或在简单解释后告诉对方可以马上开始面试；进行“解释说明”的人数则依次为4人、7人、2人，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结合对被试的采访，可以得知，在高社会权势者对低社会权势者造成冒犯的语境中，前者体现了留学生上尊下卑的中国传统等级观念受到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淡化，从而表现出向低权力差距文化（Low-power Distance Culture）的靠近。

而后者主要是因为，短期组初到西方国家，接受了西方的平等观念，认为此时应该直接道歉，但又将西方的“低权力差距”等同于“没有差距”，觉得直接道歉还不够，因此再加上汉语道歉常用的“解释说明”，希望可以提高道歉效果，同时拉近与面试者的距离。

这是一种文化融合的表现，但也有叠床架屋、矫枉过正之嫌。

而国外长期组普遍对西方的人际关系有了更好的把握，认为双方还需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尤其是在商务环境中，没必要给予太多的解释，因此，“解释说明”的数量急剧下降。

在情境⑧中，国内组的所有样本都进行了直接道歉，其中9人采取“减轻责任”策略，6人选择进行“解释说明”。

典型的句子如“抱歉，我刚不是故意的/并不是针对你”和“别介意，我只是就事论事”。

留学生短期组直接道歉的人数为12人，采取“减轻责任”和“解释说明”的人数分别为5人和9人，另外有1人认为不需要道歉，只表示“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而到了长期组中，直接道歉的人数下降到8人，仅5总人数的一半左右，有4人不进行道歉，其中2人明确回答：“我认为不需要道歉”和“如果是因为个人原因，比如语言不当，我会道歉；如果只是工作事宜，不会说什么”。

剩下2人则不约而同地回答“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作为一种隐含的补偿形式。

道歉本身是一种消极的礼貌策略，对于道歉者而言是面子威胁行为（face-threatening act）。

在Gudykunst（1985）根据Hall（1976）的高低语境理论（High and Low Context Theory）对12个国家所进行的排列中，中国被列为典型的高语境国家，英、美、澳等英语国家都列于低语境国家的行列。

显然，中国高语境文化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认为在公共场合发生争执是一种令双方都很丢面子的事情。

因而，对冒犯的敏感度比较高，事后会明确表示道歉，并倾向于辩称或解释自己无意冒犯。

而英语国家低语境文化的模式是分散和差异。

在这种模式中，个人的意见和与别人有分歧是正常的，一定程度的冲突被认为是有积极意义的，自然也就认为相关行为的冒犯程度较低。

因此，我们认为，以上分析说明留学生逐渐受到英语国家低语境文化的影响。

不过，虽然不进行道歉，但“一起去喝杯咖啡”的提议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表现出对冒犯者的内疚，这可以看作留学生在两种文化之间取得的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