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资料答：制定过程，中国自1959年开始，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下，大放“卫星”夸大产量导致的巨额粮食征收，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锅饭”造成的农村粮食短缺，致使国民生计发生严重困难。

同时，由于左倾思维和民族本位的思想，导致当时的领导人拒绝苏联和美国的粮食援助。

各地出现严重饥荒，进而导致工业发展也严重滞后。

1960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李富春同志在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提出要以“调整、巩固、提高”为基本精神。

8月底，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之后，提出在“调整、巩固、提高”后面加上“充实'二字。

1960年9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个方针。

主要内容1、调整农村的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发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

2、减少城镇人口，精简职工。

3、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重工业战线，充实轻工业，保住重点项目。

4、节减财政支出。

5、稳定市场物价，对部分消费品实行高价政策。

6、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专业协作。

7、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有关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

试述"八字”方针的制定与内容。

答：从1960年夏季，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形势，并对大跃进运动进行整体的反思。

1960年9月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没有能够贯彻。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八字方针的基本内容是以调整为中心，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间失衡的比例关系，巩固生产建设取得的成果，充实新兴产业和短缺产品的项目，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八字方针的制定标志着国民经济由"大跃进”进入了大调整阶段。

压缩基本建设项目，调整发展速度，是大跃进以来经济指标工作的一个重大转变。

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

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

这次会议由于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确定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①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②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③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④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⑤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⑥（子）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丑）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⑦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⑧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⑨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⑩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经历了一个过程。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1921年党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时的任务。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指明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且具体分析了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相互关系、发展趋势和前途。

这就形成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1952年行将结束时，中国的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不久可望结束，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任务被提到日程上来。

同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分散落后的农业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农村中开始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此起彼伏，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

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

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基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认为，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任务,预计用15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来完成，现在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52年9月以后，毛泽东多次讲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也都论述过“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大致设想。

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到1953年6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形成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比较完整的表述。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两次修改过的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这个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表述如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总路线，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2、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总路线的两翼。

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和目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和手段，二者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体现了发展生产力与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其实质是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解决所有制问题。

答：建国初期“一边倒”外交战略。

“一边倒”就是在世界已经形成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对抗冷战的局面下，在美帝国主义敌视中国新政权情况下，在世界斗争的格局中，新中国要坚定的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站在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阵营之内，并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坚决斗争，以争取有利于新中国成长的国际环境。

“一边倒”只是表明了新中国以独立的国家加入国际社会以后的立场，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一边倒”只是表明中国站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一边，而不意味着中国依附苏联。

在相当程度上，“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一向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方针的具体运用与体现。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一)、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二)、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三)、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

(八)、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

(九)、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有其他许多内容，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

“一国两制”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一构想和国策包含的基本内容是：(1)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中央人民政府行使国家主权.(2)两制并存.祖国统一后,大陆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港、澳、台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并存,和平共处,共同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而努力.(3)高度自治.祖国统一后,依法在港、澳、台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4)和平统一.用和平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有关问题,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答：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第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

第三，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

提出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会议，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