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师范学院本科学年论文题目从黑暗到光明——论丁玲小说对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学生康慧慧指导老师刘学云副教授年级12级专接本专业汉语言文学系别中文系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2013年8月目录题目 (1)摘要 (2)正文 (3)一 (4)二 (5)三 (6)注释 (8)参考文献 (8)从黑暗到光明——论丁玲小说对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康慧慧摘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女作家，丁玲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细腻灵敏的感受，在她半个世纪的创作中，塑造了许多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富有代表性地展示了中国现代妇女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艰难跋涉的身影和她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心路历程，也展现了作者对女性解放之路的探索。
关键词丁玲女性形象女性解放女性意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丁玲是最同情妇女，关注妇女命运的革命女作家，是在女性解放道路上走得最远也最深入的革命战士。
丁玲的创作起初便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觉醒意识和探寻女性生存价值的执著。
在她的作品中，梦珂、莎菲、贞贞、陆萍、杜晚香等一系列自我意识觉醒的新女性形象，从个人解放到大众革命，积极探索女性解放之路。
丁玲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寻着中国现代女性的生存、解放、价值问题。
谈起丁玲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就必须结合作者自身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丁玲，原名蒋冰之，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幼年丧父。
她和母亲自父亲去世后一直处于被欺凌的境况。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受新文化影响向往妇女解放，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母亲决心冲破封建束缚，带着女儿入常德师范，两人分别在师范班和幼稚班学习。
母亲敢于冲破封建束缚，努力追求光明的精神，给了丁玲很大的影响。
丁玲的第一个老师——母亲，以她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她的坚毅和勤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丁玲，使丁玲从小就具有了反封建意识和自我觉醒意识。
是母亲的好朋友向警予。
“除了我母亲以外，那时我最信奉的就是九姨了”[1](指向警予），“她对我的一生的做人，对我的人生观，总是从心底里发生作用，我常常想到她，愿意以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女性为榜样而坚定自己的信念”。
[2]丁玲一生的幸运，是她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同时又幸运地遇到一个伟大的时代。
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启蒙思想席卷文坛，“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时代精神与现代“人”的觉醒促成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萌发，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同样也引起了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打破封建思想禁锢，解放广大妇女的呼声越来越高。
丁玲特殊的生活经历，以及她母亲和向警予对她的影响决定了丁玲的一生。
当“五四”的号角响彻中华大地的时候，丁玲以其独特的经历和意识成为首批被新时代新思潮唤醒的女性。
她深刻体会到当时中国女性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地位。
那是一种对于女性的压迫，甚至是残害。
所以在丁玲的创作中，唤醒中国女性，呼吁妇女解放，维护女性的权利、尊严、人格和地位成为作者文学上的自觉倾向。
丁玲的作品中有意识地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及对女性解放道路的探索融入其中，通过对一系列生动、真实、鲜明形象的塑造探寻妇女解放之路。
沿着梦珂到杜晚香的线索，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丁玲生平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轨迹，也可以发现丁玲对现代女性由黑暗走向光明的解放道路探寻的印记。
一、囿于自我痛苦挣扎莎菲是五四运动后追求个性自由和爱情至上的封建礼教叛逆者形象。
她与封建家庭诀别，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生活。
因为当时正处于大革命的退潮期，大革命的失败击碎了她个性解放的理想和希望。
刚从家庭出走的莎菲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她几乎把所以的精力都放在了爱情上面，在爱情上寄寓了生活的全面，希望爱情可以重筑她精神的家园。
她爱上了有着俊美外貌却内心丑陋的南洋客凌吉士，她为他的外表痴迷，在接受了他的爱后却无法战胜自己的理智，绝望幻灭，鄙夷自己。
在灵与肉的矛盾中，她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境地。
打着恋爱至上，追求个性解放的旗帜，莎菲并没有找到自己心满意足的伴侣，也没有得到灵肉合一的爱。
她虽不想做男人的附属品，但在失去爱情，离开凌吉反而在她苦涩的心灵上又划开了一道伤口，使她开始怀疑爱情，甚至怀疑人生的意义。
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最后发出了痛苦的绝叫：“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如果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积极性意义在于她在我国新文学史中成功刻画了一个女性的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挑战者，那么它的思想局限也是明显的，在令人窒息的灰色角落里，未能给人们指出任何一条出路，主人公莎菲在追求的爱情幻灭后，选择了自我放逐，她宣告了封建礼教的诀别，虽然刺耳、惊世骇俗但终究底气不足。
走出来却不能走下去，莎菲只囿于自己的世界，而没有关心个人之外的广阔世界。
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悲剧，当时的中国唤醒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人，却还没有为走出来的莎菲们准备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环境。
因此茅盾评论说：“丁玲的沙菲女士是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绝叫者。
”[3]所以莎菲在经历了爱情的换灭后“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
个人思想的局限和社会时代的局限决定了莎菲只能囿于自我，痛苦挣扎，也造成了莎菲的悲剧命运。
《梦珂》是丁玲的处女作，作品中的主人公梦珂，可以说是莎菲的孪生姐妹。
梦珂是一个勇敢追求新生活的青年知识女性，不断追寻自我，追求独立，追逐梦想，可每一次的努力都使她向着失去自我，被物化的境地趋近一步。
在社会的漩涡中，她越挣扎陷得越深，直至最后被社会完全吞噬，堕落到出卖肉体苟且活着的境地。
《自杀日记》中的伊萨，《阿毛姑娘》中的阿毛，《暑假中》的嘉瑛等，这些女性都被时代的的先进意识所唤醒却没能找到人生的出路。
女性意识的早早觉醒使她们在与人生、社会的关系中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她们在个人追求的漩涡中不断挣扎，不知道何去何从，最后在黑暗中沉沦。
1927年至1929年丁玲早期创作中的新女性们，在五四新思潮中觉醒，她们义无反顾地反抗与追求，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完全从封建传统意识中转型过来，因此梦珂和莎菲等新女性的自我寻找并没有找到一条出路来，甚至走进了一种病态。
可是说，在这个阶段，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处于一种对自我个体的关注以及解放之路的摸索过程中。
她们拥有浓重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使她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她们在个人追求幻灭后走向迷茫，在黑暗中痛苦挣扎。
这些莎菲们的幻灭告诉新女性们，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能够将她们从封建主这个问题不仅困惑着莎菲们，同样也使丁玲茫然。
她与她创造的众多女性人物一样：“自己还在黑暗中，没有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因此她无法给她笔下的女性指明正确的方向，这就不免为她早期的作品蒙上一层感伤的情调。
自身的迷茫、困惑促使丁玲进行新的思考，继续探索现代女性解放的道路。
二、冲出樊篱实现自我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仍处于男性中心文化特定语境的情况下，女性意识的觉醒可能托起女性精神的“飞翔”，又可能导致女性生命的“坠落”。
这一处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带有“宿命”意味的，因为女性解放的程度任何时候都势必受制于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同步于“人”的解放的程度。
囿于自我，痛苦挣扎的莎菲们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女性解放的畸形发展，她们的结局令人惋惜。
跟随时代的步伐，丁玲意识到单纯的个人解放无法使女性同志摆脱黑暗，找到生命的出路。
在随后的左联和抗战时期，丁玲积极投入生活，继续创作，把个人解放融入社会解放的大众革命中，继续探寻女性解放之路。
小说《韦护》以五卅运动前的社会现实为背景，描写了小知识女性丽嘉与革命者韦护的恋爱和冲突。
丽嘉也有着莎菲似的小资产阶级特质，在韦护觉得恋爱妨碍了自己的革命工作而烦恼矛盾时，他想忍痛割爱离开丽嘉走向社会，这时丽嘉一度陷入悲哀、虚无的情绪。
但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终于从痛苦中振作起来。
“好好的做出点事情”，“作为探索人生路上的新起点”。
虽然丽嘉身上也还有莎菲的影子，但在爱情幻灭之际，她并没有像莎菲一样沉浸在个人的绝望之中，而是倾向于要将自己的生命与时代前进的步伐融为一体。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丁玲抗战时期的作品，主人公贞贞是一个天真漂亮的少女，但不幸的是，在战争贞贞失去了贞洁，成为日军随军妓女，饱受凌辱。
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情况下，她仍然忍辱负重，利用特殊条件给游击队送情报。
最后身患疾病离开日军返回家乡，却遭到有着封建思想的村民的鄙夷和嫌弃。
人民不痛恨日本人的暴行，也不念她带病冒险给游击队送情报，却指责她“不干净”，“比破鞋还不如”。
村里的一些妇女甚至从贞贞受辱而看出自己的贞洁来，为没有被日军玷污而沾沾自喜。
父母也为她感到耻辱，巴不得夏大宝把她娶走了事。
如果说贞贞身体上的伤害是日本鬼子带来的，那么贞贞心灵上受到的伤痛则是村民给的。
面对重重打击，面对这令人窒息、心痛的环境。
作者并没有让贞贞在缺乏人性和道德的摧残中像烈女一样为了保持贞节而死去，也没有让贞贞活在生活的苦海中以颓废的情绪消磨余生，而让她在绝望中找到了新的生命。
最后贞贞摆脱了村民们的鄙弃、爱人的怜悯及家人的误解，决定离开家乡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去。
她相信那里能够“另有一番新的气象”。
她希望在那里“再重新做一个人”。
贞贞忍辱负重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已不再是女性个人生存意义的问题，而是中国女性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萌发出的一种新的东西了。
正如冯雪峰所说的：“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面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敦敦的人们所再能挨进去的新的力量和生命”。
[4]贞贞所代表的中国妇女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磨练，随着觉悟的提高，她不仅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扭正了自己变形的生活，而且冲破了千百年来压在中国妇女心理的种种荣辱观和道德观，充满了女性对自己价值的认同感与尊严感。
贞贞不像莎菲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绝望并逐渐走向幻灭，也不像丽嘉那样在爱情冲突中追寻新的生活出路，而是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相联系。
在她的身上展现出了使命感和时代感，不再在黑暗中痛苦挣扎，她看到了前进的方向和希望。
最后带着新的信念和全中国人民一起，奔向民族解放的光辉前景。
丁玲笔下的贞贞不再孤独地与社会作战，而是在社会解放中肩负起一份责任，体现了中国妇女在血与火中获得的思想升华，中国现代女性已经有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道路正一步步由黑暗走向光明。
《在医院中》的陆萍，同样是一个融入社会，有责任感的女性。
她鄙视医院里的不良作风和现象，敢于同周围环境做斗争。
就算别人都说她是“医院里小小的怪人”她也没有放弃过。
陆萍和贞贞一样选择将自己的生命和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
丁玲笔下的女性在陆萍这里得到再一次的飞跃，正如陆萍离开医院时说的：“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