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秦汉史学

教学时数：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通过该章的学习，使学生重点了解司马迁生平事迹、史学思想以及《史记》的体例、内容、艺术特色、史料价值。知道纪传体史书的基本特点。引导学生分析《汉书》与《史记》在体例和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异同。

教学重点：秦朝对史学的摧残，司马迁其人、《史记》、《汉书》的体例、内容、特色；

教学难点：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及他们的异同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讨论

学法指导：对比《史记》和《汉书》的特点，加深对纪传体的理解

本章主要阅读文献：

1、朴宰雨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2、陈其泰 赵永春著《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国辉著《司马迁全传》长春出版社1998

4、许殿才《两汉时期的历史盛衰总结与政治》史学史研究／2000年02期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秦朝史学

一、秦国的史学

秦国和当时的诸侯国一样，拥有自己的史官系统。有御史、内史等史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秦、赵二王渑池相会，双方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之事。秦统一后，也设有太史令之职。《史通·史官建置》云：“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见《说文叙》、《汉志》）《史记·秦本纪》：“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

商鞅变法后，秦以主张法后王的法家思想为指导，严重制约了史学的发展。

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因此秦朝史学、文化著作留传至今的极少，但并不能因此说明秦朝不重视史学和文学。

二、史学在秦朝的地位

秦焚书时，烧掉了《诗》、《书》等儒经及六国的史书，但《秦纪》一直保留至汉初。司马迁曾依据《秦纪》编写《六国年表》。他说“余是因《秦纪》，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史记·六国年表序》）这部《秦纪》是秦朝史官保存的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六国年表序》称“独有《秦纪》，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说明它还不是一部十分成熟的史书。

此外还有《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奏事》二十篇”。《奏事》内容一为大臣奏言；一为巡游刻石。云梦睡虎地发现的地方官员私撰的《编年记》，内容为逐年记述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统一全国的战争过程。

秦朝的史官记载有二：一为太史令胡母敬；一为张苍。《史记·张丞相列传》：“张丞相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楚汉相争时，萧何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图书也”（《史记·萧相国世家》）。秦焚书100多年后，一些散失于民间的藏书相继重见天日。尤其是汉惠帝四年（前191）废“挟书律”后，大批经史书籍陆续收归朝廷和私人之手。司马迁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自序》），他在作《史记》时，曾经参考了包括《秦纪》在内80多种书籍及秦时留下的档案文件。因此可以说秦朝掌管着大量图书资料。但由于焚书，秦时保存的图书资料及秦代的史书已较少流传下来。 第二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司马迁生平：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约前87），（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定为景帝中五（前145），郭沫若认定为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建元年间的太史令，为人博学。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太史公自序》），后来曾师从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跟孔安国研究《尚书》。二十岁起开始漫游祖国大地。《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 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后，担任郎中之职（皇帝的侍从），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活，后又出使过巴蜀、涿鹿等地。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注意考察史迹、观察民俗和古代遗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采集书本以外的珍贵资料。今天从《史记》中还可以看到其实地采访的痕迹。比如：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曰”。„„

他到过曲阜，拜谒孔墓，访察孔子事迹；到过孟尝君的封地薛，收集了战国时期“好客养士”之风的珍贵史料；到过彭城、丰、沛，掌握了大量楚汉相争及汉初的史料；到过淮阴，了解韩信发迹前的为人处事„„通过游历及实地考察，为他撰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司马谈以太史令侍从武帝，因病滞留洛阳，临终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可见司马谈早有撰写《史记》的打算，并且已经作了资料准备。另有文章认为司马谈已经撰写了一些篇目（参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史林杂识初编》）、赖长扬《司马谈作史补正》、赵生群《司马谈作史考》）。

元封六年（前108），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主持《太初历》的修订并“紬石室金匮之书”，开始《史记》的写作。

天汉二年（前99年），遭“李陵之祸”，以“诬上”罪被判死刑。按汉律，纳钱可以赎罪免死，再则是受“腐刑”可以免死，他被迫选择了后者。为了完成《史记》的撰写，他忍辱含垢，“就极刑而无愠色”。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认识，磨炼了他的意志。他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自勉，发愤著述。

太始元年（前96），司马迁出狱，任中书令，继续撰写《史记》，约在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55岁左右，完成《史记》撰写。以后，他的事迹就无从查考了，大约逝世于武帝末年。《史记》脱稿后，司马迁有“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之说。迁死后，经其女婿杨敞（昭帝时丞相）及其外孙杨恽传播于世。后世注释《史记》的，主要由刘宋裴駰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被后人称作是“《史记》三家注”。

二、《史记》的成就：

（一）内容方面：全面地记载了当时的社会。从古到今；从中原到周边；有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帝王将相、一般贵族、普通百姓。完成了记载社会的史学使命。

（二）体例方面：创立了完备的纪传史体：《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史学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先河。记述了从黄帝——武帝太初年间近三千的历史。（下限或说至天汉或说终于武帝末年。据此可知《楚元王世家》“地节二年（前68）中人上书告楚王谋反”。《齐悼惠王世家》“建始三年（前30），城阳王景卒之类均为后人续补。）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组成。共52万6千5百字。尽管五种史体各有渊源，但把这五种体裁有机地结合在一部书中，使它们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从而形成一种完备而严密的史体——纪传体，始自司马迁。

本纪：采用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的事迹（如项羽）。

表：以时间为序，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历史大事，分世表、年表、月表。如《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提纲挈领，使人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一览无余。

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如《礼书》、《乐书》、《历书》、《天官书》《河渠书》等。

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一类重要人物的事迹。如《陈涉世家》、《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

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事迹（刺客、游侠、商人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又专传、合传等。如《伯夷列传》、《游侠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梁启超《中国之旧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 臣而作，曾无一书为国民而作者”是不当的。郑樵评价说：“使百代而上，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总序》）

（三）史学方法方面：互见法、寓论断于叙事、合理利用文学手段等。《史记》是历史和文学统一的典范。史学的大众化、普及

《史记》首先是一部史学名著。书中所有人物事件，都是真人实事，不夸张，不虚构。它是一部实录，一部信史。

《史记》又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文学作品。司马迁能抓住文学的特点，通过种种艺术加工，忠实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典型，使史学、文学两者结合并统一起来。

比如，《李斯列传》，开头便说：“（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揭露了李斯卑鄙的思想品质和丑恶的人生观。通篇写了李斯五次叹息：一是对厕鼠和仓鼠不同境遇的感叹；二是当了丞相后叹息自己唯恐盛极而衰；三是受赵高拉拢后叹息自己不能奉行秦始皇遗诏；四是被赵高投入监狱后叹息秦二世不听其谏；五是临刑前叹息自己欲为平民而不得。五次叹息实际上都是心理活动，前四次内心活动不离“富贵”二字，追求富贵是他压倒一切的心理因素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最后觉悟到富贵不足慕，为时已晚。

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通过钜鹿之战、鸿门宴、霸王别姬、东城之战、乌江自刎等许多历史事件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叱咤风云、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并深切地同情其悲惨结局。同时又批评其逞匹夫之勇，不能任贤、滥杀无辜等缺点和错误。

对刘邦这个开国君主，司马迁既肯定其“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液，常有大度”，同时也直言不讳其“好酒及色”、“慢而侮人”的一面。总起来说，司马迁对其基本采取贬斥的态度。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与项羽的对比，衬托出刘邦的怯懦无能而又残酷无情的流氓无赖嘴脸。在《留侯世家》中写出刘邦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中写出刘邦的猜忌功臣。在《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谴责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

在《叔孙通列传》中，刻画了一个奉承拍马、历侍数主的叔孙通形象。

这些人物个性分明、神态逼露。司马迁善于抓住主要情节，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避免了千人一面的概念化的叙述。这是司马迁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

其次，司马还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语言，来刻画各种人物形象。比如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而刘邦见始皇则云“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前者粗犷直率，后者充满羡慕之情。再如《张丞相列传》里写周昌口吃，“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苏秦列传》中写苏秦与其嫂的一段对话：“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多金也’。”把人物的音容笑貌，逼真地表现出来。

另外，司马迁还善于运用歌谣、谚语、俗语等穿插在叙述和论赞中，增强了形象的真实感。如《酷吏列传》写宁成，说“其治如狼牧羊”，并引民间流传的谚语“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恕”来说明其残暴。

《李将军列传》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说明李广“口不能道辞”，然“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四）史料方面：在史料搜集和取舍上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

史料的来源：A、当时流传的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据金建德《司马迁所见书考》云，当有80余种。

B、皇帝收藏的文献档案。司马迁所云：“紬石室金匮之书”，其中包括秦残留的文书档案及汉初封王、侯的策命盟誓等。

C、实地采访和实地调查得来的材料。钱穆先生把这些材料称作是“无字天书”。他说：“有字人书的的价值远不能超过了无字天书，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早就悟到于此，所以他在写《史记》以前，便从事于游历，遍到各地亲眼观察，读通了这一部无字天书，才下笔来写他的有字人书。”（《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史料的收集和考辨过程中，他主要奉行两个原则：

a、“考信于六艺”，认为儒经是核实史料可靠性的重要依据。“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写《殷本纪》时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写《大宛列传》时称“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b、“择其言尤雅者”。对奇异不雅的传说，他一般摒弃不用。《刺客列传》“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风俗通》：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向秦王请求归国，秦王说“待乌鸦的头变白，天下降下粟米，马头上生角，才准许你回国”。太子丹仰天长叹而得如愿。）

再如《战国策·赵策》在豫让刺杀赵襄子未遂反被兵包围后记载：“豫让曰：‘„„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曰：‘而可以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司马迁作《刺客列传》，将此三句删除。（古本《战国策》有此语，今本无。）

司马迁对史料的处理采取了严谨详审的态度，并做了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被公认为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

三、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的，也表明了他进步的历史观。

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司马迁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自己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去作随心所欲的安排，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这显然是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的。这更多地具有哲学意义。

“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司马迁表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为了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把自黄帝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