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6,Vol.32,No.2,226⁃235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DOI:10.16187/ki.issn1001⁃4918.2016.02.12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王英芊1 邹 泓1 侯 珂2 王明珠1 汤玉龙1 潘 斌3(1.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875;2.北京师范大学文科学报,北京 100875;3.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014)摘 要:以3353名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学生为被试,探讨了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特点,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依恋类型对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独特效应、同伴依恋在亲子依恋与消极情感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对消极情感的交互作用。
结果发现:1)青少年的消极情感水平总体上呈现从初一到高二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女生得分显著高于男生;2)同伴与父子依恋对消极情感的独特效应显著,但母子依恋的独特效应不显著,且同伴依恋在消极情感中的独特效应显著高于父子与母子依恋;3)同伴依恋部分中介父子依恋与消极情感、完全中介母子依恋与消极情感的联系,同时,父子与母子依恋又调节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表现为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预测在高亲子依恋个体中更显著。
因而,依恋对消极情感的作用机制中,间接效应模型与交互作用模型同时成立,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亲子依恋;同伴依恋;消极情感;青少年分类号:B84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190003)。
通讯作者:邹泓,E⁃mail:hongz@1 引言青春期是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疾风暴雨期”,也是情绪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
已有研究多分别探讨抑郁、焦虑、孤独感、自卑、羞怯等离散情绪,虽然更具针对性,但是许多消极情绪体验是相互关联的(Zelenski &Larsen,2000),且对于基本情绪类别的争议与概念重叠进一步增大了研究结果的不稳定性(邱琳,2011)。
因此,选取更加上位的概念,对特质性的消极情感进行探讨,有助于对青少年的情绪情感问题形成整体性认识,也有助于家长和学校从宏观上把握关注青少年的消极情感,合理引导,趋利避害。
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NA)是对主观压力及不愉快体验的总称(Watson,Clark,&Tellegen,1988),反映了情绪性方面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Watson,2000)。
高消极情感削弱了青少年的心理社会功能,引发诸如攻击性(Donahue,Goranson,McClure,&Van Male,2014)、问题行为(Loney,Li⁃ma,&Butler,2006)、进食障碍(Ivaova et al.,2015)、物质滥用(Mason,Hitch,&Spoth,2009)等一系列问题,并影响身体健康(Curhan et al.,2014)。
由此可见,消极情感可以说是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危险因子,因此有必要对其基本特点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在众多相关因素中,依恋与情绪情感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
依恋(Attachment)即个体发展过程中与他人建立的一种深层的、坚固的、持续的情感联结(Bowlby,1979)。
生命早期,这种情感联结主要是在与父母的互动中形成的,以往研究多笼统地讨论亲子依恋或只考虑母子依恋对个体的影响,但父母在孩子心理与情感发展中扮演不同的角色(Kenny &Gallagher,2002)。
已有研究也发现,母亲和父亲对子女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影响机制有所不同(琚晓燕,刘宣文,方晓义,2011;吴庆兴,王美芳,2014),因此本研究拟将二者区分开来,分别进行探讨。
随着年龄增长,照料者以外的重要他人对个体的影响逐渐增强,至青春期,依恋对象不仅局限于父母,也发展起了重要的同伴依恋关系,其在青少年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亲子依恋(Bogaerts,Vanheule,&Desmet,2006)。
例如:Laible 等人(2000)按照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的得分622高低将青少年被试划分为四组,结果发现,高同伴依恋、低亲子依恋组在抑郁、同理心等情感适应指标上的得分优于低同伴依恋、高亲子依恋组。
但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父母仍是青少年最重要的依恋对象与情感支持(Ainsworth,1989;Helen,Vollebergh,&Meeus,2000)。
究竟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孰轻孰重?这是本研究希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也即三类依恋的独特效应(unique effect)———多个预测变量作用于同一结果变量时各自独特的预测作用是否有差异(McMahon,Grant, Compas,Thurm,&Ey,2003;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2012)。
随着发展情境论(Lerner,2011)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关注不同影响因素的独立作用,而开始探索诸如家庭、同伴等情境变量在个体发展中的多重影响途径。
梳理以往研究可以发现,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及青少年情绪情感相互作用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三种(田菲菲,田录梅, 2014)。
第一,交互作用模型,个体从不同关系中获得的社会与情感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彼此重叠、互相调节(Gaertner,Fite,&Colder,2010),具体到亲子与同伴关系对情绪适应的影响,可能存在增强、干涉、缓冲三种交互方式(Cohen,Cohen, West,&Aiken,2013)。
1)增强模式认为,亲子关系与同伴关系均可以进一步促进对方对情绪情感的预测作用,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如田录梅等人(2012)发现,高父母支持的情况下,友谊支持对孤独感及抑郁的负向回归系数会被进一步放大。
2)干涉模式下,在亲子或同伴关系的不同水平上,另一方对情绪情感的作用方向发生改变。
如Young等人(2005)在一项追踪研究发现,在高父母支持组中,同伴支持与青少年抑郁负相关,但对于父母支持较低的被试,同伴支持则变为抑郁的危险因子。
3)缓冲模式则主张,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补偿不良亲子关系对青少年情绪情感的消极影响(Rubin et al.,2004),反之亦然,因而二者之一保持良好即可保证青少年积极的情感状况。
第二,间接效应模型,由于内部工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IWM,Bowlby,1979)的相对稳定性,个体在早期社会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模式自然地迁移到包括同伴在内的其他人际关系中,进而间接影响其情绪适应。
例如:吴美兴与王美芳(2014)以13~19岁青少年为被试,发现同伴依恋完全中介母子依恋与焦虑,部分中介父子依恋与焦虑。
第三,独立作用模型,家庭与同伴分别独立地作用于青少年情感与行为(Cauce&Sreb⁃nik,1990),但这一孤立看待两个系统的观点只在部分年龄段、少数发展结果变量中得到了验证(Helen et al.,2000;Gaertner et al.,2010)。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家庭与同伴的交互作用模型与间接效应模型都得到了研究证据支持,但由于只关注中介与调节的其中一个方面,造成大量结果“各自为政”、比较零散(田菲菲,田录梅,2014)。
家庭与同伴作为个体发展中两个重要的微系统,更有可能通过多种不同的模式持续对青少年情绪情感产生影响,且上述两种模型本身并不冲突,因而本研究拟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此外,以往研究关于家庭与同伴的交互形式并未达成一致结论,由于测量指标、评价主体等方面的差异,增强、干涉与缓冲三种交互模式均得到了部分实证支持,针对消极情感这一问题,何种模式更适宜也是研究关注的问题。
以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作为家庭关系与同伴关系的衡量指标,本研究参照Kochanska与Kim(2014)的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即亲子依恋通过同伴依恋影响青少年消极情感,同时调节同伴依恋对消极情感的影响。
图1 亲子依恋尧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假设模型综上,本研究拟探讨以下问题:(1)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特点;(2)父子依恋、母子依恋、同伴依恋对青少年消极情感的独特效应;(3)同伴依恋在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对消极情感的交互作用。
2 方法2.1 被试选取北京市8所中学初一、初二、高一、高二4个年级的学生为被试,共发放问卷3671份,剔除作答规律性强及多数题目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3353份。
被试年龄在12~19岁之间,平均年龄15.51±1.58岁。
其中女生1796人(53.6%),男生1525人(45.5%),缺失32人(1.0%);初一713人(21.3%),初二636人(18.9%),高一1104人722王英芊 等:亲子依恋、同伴依恋与青少年消极情感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32.9%),高二900人(26.8%)。
2.2 研究工具2.2.1 青少年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采用Bradburn(1969)编制、陈文峰与张建新(2004)翻译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中的消极情感分量表,共6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从“没有”到“经常有”分别计1~4分,得分越高,消极情感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
2.2.2 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IPPA)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问卷(Armsden&Green⁃berg,1987)包含81个项目,其中父子依恋与母子依恋分量表各28题,同伴依恋分量表25题。
每个分量表均包含三个维度:信任、沟通与疏离。
在最初翻译修订的基础上,金灿灿等(2010)将父子与母子分问卷精简为15个项目。
量表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
各分量表中疏离均为负向维度,将信任和沟通维度的平均分相加再减去疏离的均分即为个体依恋质量的总分。
正式施测前,对15题父母依恋问卷及25题同伴依恋问卷进行预测(N=592,含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四个年级被试,平均年龄15.13),删除同伴问卷中载荷较低的3个项目,并修改了部分表述。
采用Mplus对正式施测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父子依恋分问卷拟合指数χ2/df =16.23,RMSEA=0.071,CFI=0.919,TLI= 0.902;母子依恋分问卷拟合指数χ2/df=15.83, RMSEA=0.069,CFI=0.919,TLI=0.902;同伴依恋分问卷拟合指数χ2/df=13.74,RMSEA= 0.064,CFI=0.891,TLI=0.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