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研究述评与展望摘要：企业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尤其在正式制度欠发达的转型经济和新型经济中，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每年都有很多企业在政治关联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

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回顾，在分析政治关联的内涵、获取途径以及度量方法的基础上，阐述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构建动机，最后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治关联；获取途径；度量方法；动机一、“政治关联”的提出：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和高阶理论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Ports，1998；张宏文，2003；周晓红，2005）最早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有的与可能存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是某些持久的网络的占有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种网络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个体提供支持，提供他们赢得名誉的证明。

”（Bourdieu，1986）。

而后又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社会资本，包括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功能观（Coleman，1990）、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的社区观（Robert Putnam，1993）以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Lin，2005），现在影响较为广泛的是林南的社会资本的资源观，它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镶嵌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活动中获取或调动的资源”。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社会资本”主要应用于宏观层面的讨论分析，见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中（Zak& Knack，2001）。

而在管理学的研究中，“社会资本”多从微观层面入手。

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社会资本”的研究又分为以个体为对象和以组织为对象的研究。

前者主要关注个体（如企业家）镶嵌于社会网络中所获取的资源是否能够影响组织的发展（Peng & Luo，2000；Moses Acquaah，2007）。

后者主要关注组织外部资源及组织内部社会资本对组织绩效的影响（Nahapiet & Choshsl，1998；Landry，2002）。

高阶理论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首要领导者——高管团队对组织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Hambrick和Mason(1984)指出：组织是其高层管理者的缩影。

高管团队的内在认知、价值观、洞察力以及预测能力等特征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

高阶理论让我们开始重视高管团队的作用，也为企业的人才招聘提供了参考依据。

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在企业高官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在企业成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Buderi & GT Huang, 2006；Vanhonacker，2000）。

Faccio(2006)的研究发现，企业高管具有政府经历的企业的经营业绩要好于高管没有政府经历的企业。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作为一种概念被正式提出来，Faccio(2002)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替代机制，成为企业获取政府手中稀缺性资源（税收优惠、政府补助、行业准入等）的重要途径，从而提升企业最终的经营业绩。

（Chen，2007；Mian & Khwaja，2006；Goldman et al.，2009；Betrand et al.，2006；Johnson and Mitton，2003）。

二、政治关联的界定“政治关联”源于英文political connection，political relationship，/politically –connected，国内文献中有的学者称之“政治关系”，或“政治资源”，有的称为“政治联系”，甚至将其译为“政府背景”（刘晓薇，2008）。

自1974 年Krueger建立了一个上市公司与政府关系的寻租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财务行为所受到的政治因素的影响，提出企业家花费时间和金钱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可以给企业家带来巨大利益的观点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政治关联与企业行为的研究在2000年前后达到高峰。

国内近几年来众多学者结合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针对政治关联与公司财务或财务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政策的不确定性给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了众多不确定性，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不确定性（Guthrie，1997）。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在降低企业经营的外部风险中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获得政策信息、获取稀缺性资源等。

Faccio最早将这种关系界定为政治关联，他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企业与执政者苏哈托家族的密切关系时候，提出政治关联一词（Faccio，2001）。

虽然他没有给出政治关联的具体定义，但是在后续的研究中，他对可能存在政治关联的情形进行了大致地描述，这些情形包括在企业的大股东（至少控制了企业10%的）或企业高管（包括CEO、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中的一人为议员、政府官员或与政府部门或政党有着“密切的关系”。

Johnson 和Mitton (2003)认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的高层或大股东与首相、副首相或者财政部长具有密切关系。

Betrand et al（2004）则认为，在法国，只要公司的CEO 毕业于精英学校，同时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是现任高官，则具有政治关系。

Goldman et al（2006）以企业在政治竞选中对候选人的政治捐赠为度量标准，从是否提供政治捐赠和捐赠金额以及捐赠比例等方面作为实证研究指标。

此外，有些研究以企业总部是否与政治家的生活地或出生地相同或企业国有股比例为政治关联的度量标准。

在中国，学者Fan 等（2007）就对国有企业政治关系进行了研究。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大多是靠企业家关系网络构建的，是外生的。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政治参与而形成的关系，如民营企业的经营者通过“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聘请前任政府官员作为董事会成员等”（罗党论，唐清泉，2009）。

吴文峰等( 2008、2009)的定义是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曾经在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或军队等部门任过职。

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可以按企业性质分为两类，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和非国有企业政治关联。

这是由于国有企业本身与政府就具有内生性关系，因此，国有企业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是较为常见的，虽然目前为止政治关联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界定，但学者一般认为是企业的关键人物与拥有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之间形成的密切关系。

这种特殊的政企密切关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可以表现为企业与政治人物的私人关系，也可能表现为政治人物的经济参与或企业关键人物的政治参与。

借鉴现有的研究，针对中国国情，不难发现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一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企业高管或实际控制人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官员；②企业高管或实际控制人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即有参政议政权利；③企业高管本身不是现任或曾任政府部门官员也没有参政议政权利，但与政府人员有私人关系。

三、政治关联的获取途径与度量方法（一）政治关联的获取途径总体来说，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取政治关联：①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主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

例如企业高管通过人大或政协等途径参与政治所形成的政治关联，这种形式在民营企业中较常见，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为获得支持主动建立的政治关联，这种政治关联能够提高企业价值。

②企业囿于性质等原因与生俱来的被动政治关联，政府出于自身利益需要对企业施加的政治关联，即政府官员通过选举或由政府部门、国有控股股东委派直接担任企业高管形成的政治关联，这种形式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这种政治关联的建立是为了满足公共管理的目的而非提高企业的价值。

③由于企业家的社会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非官方的柔性的政治关联。

曾在政府机构等部门任职的官员辞职或退休后到民营企业出任高管形成的政治关联，这是伴随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国家政策的鼓励而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

（二）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目前还尚未有完善的方法对政治关联进行度量，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将政治关联变量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界定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Faccio et al.，2006；Fan et al.，2007；Bobakri，Guedhami，Mishra & Saffar，2008；Rocholl & Goldman，2009）。

后来，一部分学者提出用行政层级的方法来度量政治关联的程度（Faccio, 2010；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邓建勇和曾勇，2009；梁莱歆，冯延超，2010）。

但是，这种方法仍然存在不足，一些学者用内容分析法对企业高管政治网络中的各种维度进行编码，叠加计算出最终的政治关联度（巫景飞等，2008）。

因此，根据对以往政治关联研究文献的梳理，本研究将现有政治关联的度量方法主要分为三种：虚拟变量法、比例法和评分法。

1.虚拟变量法。

以公司的大股东、高管或董事会成员是否现在或者曾经在政府或者议会工作为衡量标准，如果公司的高管曾有或者现有政治经历，则虚拟变量取1，否则取0（吴文峰等，2008；邓建平和曾勇，2009）。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区分公司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缺点是无法刻画出政治关联强度。

2.比例法。

以公司高管中具有政治关联高管的比例作为政治关联的衡量标准，比例越高，则政治关联程度越高（陈冬华，2003；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邓建平和曾勇，2009）。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从数量上刻画政治关联的强度，缺点是未能充分考虑政治关联高管级别的差异，政治关联强度大的公司对其财务和业绩的影响不一定大于政治关联强度小的公司。

3.评分法。

对公司高管的不同政治身份级别赋予不同的分值为1，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吻合。

胡旭阳（2006）将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按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级别分别赋以0到5的分值，并且“考虑到不同企业家政治身份传递信息的能力不是线性递增而是以级数方式递增的”，又将这些分值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

邓建平和曾勇（2009）采取了类似的评分方式（没有取平方）。

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按照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在行政系统任职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分，并将公司每个高管的得分简单加总，作为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得分。

杜兴强等（2009）拓展了胡旭阳（2006）、王庆文和吴世农（2008）的方法，对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进行明确区分，然后根据行政级别进行评分。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和实际影响，缺点是不同的研究其主观差异较大。

四、企业构建政治关联的动机政府在资源分配中具有很大的话语权，“首先是项目审批权，在大中规模项目上马决策方面，我国企业是没有完全自主权的，政府通过各种审批手续，控制着大中规模项目的投资方向”“再有是对企业融资的干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