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简析
刑事错案既是天灾，也是人祸。

铸成刑事错案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而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于取证与推理方面，即由不当地获取和使用证据所致。

这是酿成错案的关键性因素。

结合本学期所学课程，我试图从几个经典错案中找出一些规律，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

概言之，造成错案的原因总与确证偏见密切相关。

确证偏见主要是指对待证明观点存在轻信或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论点只满足于确认，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证据，对论证缺乏批评性的表现。

案件中的确证偏见会由许多原因造成。

其中包括侦查过程中的偏见、邀功心切、成见难消、破案层级压力大等。

像这样的情况下，若是机缘巧合造成犯罪嫌疑人身上具有的“疑似”点，很可能引起侦查人员逻辑上的确证偏见，因而相信犯罪嫌疑人就是真正的罪犯。

以近年来的几起错案在为例：
在佘祥林案件中：佘祥林与某女青年关系暧昧，其妻张在玉精神不正常，夫妻关系不好。

此时，恰好张在玉下落不明，河边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

由于佘祥林平时与妻子关系不好，使得张在玉娘家人合理推测：张在玉一定是遇害了。

加之，河边出现的女尸无法辨认，这些因素的巧合进一步强化了张在玉娘家人的心理：女尸一定是张在玉。

张家人咬定无名女尸是张在玉，确证偏见直接误导警方对侦查方向的确定，这也是酿成冤案关键的一步。

在湖南的滕兴善冤案中，滕兴善身为屠夫，具有较高的解剖技巧，此点巧合了无名尸块解剖上的特点。

加之，石小荣下落不明，滕兴善与其有暧昧关系，女尸年龄又与石小荣相符。

这些诸多“疑似”集中在滕兴善身上，使得警方对滕兴善产生“合理”怀疑。

特别是在警方面临巨大破案压力之下，确证偏见心理愈发增长，不会放过对任何可疑人或事得“假象”。

在杜培武案件中，杜培武身上有枪弹遗留的痕迹，没有通过测谎测试，其妻王晓湘“红杏出墙”。

这一系列疑点都集中在杜培武身上，一些顶级刑侦专家也认为杜培武杀人至少有90%的可能性。

云南警方认定杜培武杀人，在当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证明了警方破案时的偏见——凶手另有其人。

清代纪昀曾言：“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之外也；愈在情理之中，乃愈不能明。

”
由此看来，尽管一个人身上的“疑似”再多，认定他犯罪非常符合情理，在没有得到其它证据印证之前，还是不能把他与真正罪犯划等号。

而确证偏见却使人常常失去了取证与推理时的理智，以致铸成大错。

同样，证人指证时的确证偏见也会造成的错案。

一个相对照的例子是，英国1889年的一个冤案——“国王诉贝克案”。

一个别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曾因欺诈被判过刑。

1896年发生类似系列罪案时警察逮捕了无辜的阿道夫·贝克。

侦办警官与另一位证人都指证他就是约翰·史密斯，尽管贝克辩解说案发时他在南非，但他仍被定罪获刑。

1904年，贝克因同样的带有偏见的指控再次被捕、被指认为史密斯并被定罪。

但幸运的是法官心存疑虑，他把判决拖到下个开庭期，此期间真正的约翰·史密斯被捕并认罪，阿道夫·贝克得以昭雪。

值得肯定的是，此案过后痛定思痛后的英国人想起当改革无上诉的刑事制度。

于是，1907年，英国终于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创立刑事上诉法院。

另一方面，通过这个例子，中国也应对产生冤案的制度进行一些改革，才有可能改善冤案错案频出的现状。

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减少冤假错案的关键在于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科学的知识、法治的素养、人文的情怀。

首先，科学知识能够提高侦查破案的水平，帮助侦查人员克服确证偏见并提高取证能力。

就像华裔侦探查李昌鈺博士无须刑讯逼供，他掌握的科学知识，足以提供法庭所需要的证据。

其次，法治的素养能使侦查人员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依法治国已经写入宪法，具体到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侦查权。

再次，人文的情怀能使侦查人员充满爱心，把犯罪嫌疑人当作人看待，给予他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

进而能够认真审查案件，做到“不枉不纵”。

（二）增强程序的纠错功能
从最近发现的几起错案看，要么是当初被认定为死者的人重新复活了，要么是在侦破其它案件的过程中顺带发现了真正的罪犯，要么是通过DNA鉴定发现犯罪嫌疑人是冤枉的。

这几起重大冤假错案都不是通过诉讼程序发现的，而是靠诉讼外因素发现的。

尽管诉讼程序在纠正冤假错案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与我们对诉讼程序纠错的期待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现有的诉讼程序在纠正重大冤假错案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

所以，有必要增加刑事诉讼程序的纠错功能。

增强程序的纠错功能，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提高侦查的透明度，让律师真正地介入侦查程序之中,通过律师介入来制止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

二是，由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转化，对重大案件要实行开庭审理，切实保护被告人程序性的权利。

三是，加强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功能，废除司法实践中个别地方存在由政法委协调定案的制度。

四是，扩大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扩大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

五是，重视被告人当庭口供的份量。

口供至上固然不对，但轻易地否定被告人当庭的供述也是不恰当的。

在当事人取证能力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重视被告人庭审中口供的份量，能迫使诉方收集更加充分的证据反驳被告人的口供，从而间接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三）遏制刑讯逼供
由刑讯逼供催生的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很难纠正，原因在于侦查机关有不当的利益渗透其中。

遏制刑讯逼供，首先，把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定性为非法证据，禁止在法庭上使用，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的动力。

其次，加大对刑讯者的惩处。

再次，实行举证倒置。

即侦查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不是由侦查人员来证明，而是由犯罪嫌疑人来证明。

基于刑讯逼供发生场所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

所以，要想制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必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最后，在侦查阶段应允许律师有条件地提前介入。

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必须有律师在场，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否则，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

同时，加强录音录像制度，对重大案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四）延长死刑执行的等待时间
在美国，一个罪犯从被判处死刑到执行死刑，要经过十几年时间。

在这个漫长死刑执行等待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前难以使用的科技手段，现在可以使用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因此洗脱了冤屈，错案得到了纠正。

就像佘祥林案件、杜培武案件也都是在多年后才发现真正的凶手，相反，而滕兴善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冤死鬼。

冤案错案令人心中充满酸楚与恐惧，我们不能对同胞的冤情无动于衷，而要用理智的头脑分析案情，为社会塑造一方清明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