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１年第３期总第２５１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３ ２０１１Ｓｕｍ Ｎｏ．２５１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孙志鹏（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０５ＪＪＤ７７０００５）；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１０年度研究生创新研究基金项目（０９ＳＳＸＴ０１７） ［作者简介］孙志鹏（１９８２－），男，河南新乡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从问题意识转换的视点可将战后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即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问题的解构与重构、对《菊与刀》的多元文化分析。
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思路的分析，可探究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文化心理历程及其内涵。
［关键词］《菊与刀》；日本学者；耻文化；集团主义［中图分类号］Ｋ３１３．５［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６２０１（２０１１）０３－００９３－０６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使用文化类型学的方法描绘出一幅日本人形象：处身于等级制之中的日本人，基于“负恩－报恩”的思维方式，承担“义务”，完成“情义”，维护“名分”，这使日本人的行为具有“集团主义”倾向。
“耻”作为一种外部规范潜藏于日本人的道德体系之中，制约着各种行为，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全部。
日本人认为人的心灵深处存在着善，如果内心冲动能直接表现为行动，就能很自然地实践德行。
日本人认为肉体和精神可以和谐共存，但这也同时造就了人格中的二元对立，总是以无原则的相对视角看待世界。
日本人的这些特殊性格的形成源于他们独特的儿童教育方式。
这种描述在战后初期成为认识日本人形象的基础，对此，日本学者从战后到现在呈现了不同的心理历程。
一、对《菊与刀》史实和方法的批判《菊与刀》在日本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讨论。
１９５０年５月，《民族学研究》专门出了一本“特集”对此书进行探讨。
川岛武宜在《评价与批评》中认为：《菊与刀》在比较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试图结构性掌握日本人这点上值得评价，但是她的分析欠缺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了同质性的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职业上的差异［１］２６３－２７０。
南博在《社会心理学的立场》中认为：本尼迪克特使用的资料以明治中期以后的文献为主，最多接触到大正初期的纯粹日本文化，她的研究流于观念论［１］２７１－２７４。
有贺喜左卫门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阶层制问题》中认为：《菊与刀》注意到以天皇制为首的上下阶层制度以及政治阶层和地方自治的二元性存在模式是值得肯定的，但有必要对农村与都市的社会结构做更细致的探求［１］２７５－２８４。
和辻哲郎在《对科学价值的质疑》中认为：《菊与刀》根本不具有学术价值。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军方的想DOI:10.16164/ki.22-1062/c.2011.03.023法误解为全日本人的想法，没有区分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１］２８５－２８９。
柳田国男在《普通人的人生观》中认为：日本人更加常用“罪”这个字，“耻的文化”本来只限用于武士阶级，“义理”也不是日本首尾一贯的文化模式［１］２９０－２９７。
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认为本尼迪克特的缺点是毫无批判地使用资料，把各个时期的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混为一谈，误解日本人的地方很多。
例如，不加批判地使用江户时代学者记述的传说和明治以后的军人敕谕；从前线的日本军人身上得出日本人好战的印象；本尼迪克特对“义务”和“义理”的分析也缺乏历史性的考证而将其作为同一概念对待等等。
最后津田认为本尼迪克特将各种概念进行平面整合以及使用超时间的方式抽取日本文化特质和原型的方法很难全面认识日本人的性情，“这种方法，也许可以用在无历史的、社会构成和生活状态都很简单的未开化民族，但是对拥有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了复杂社会结构和高级文化的日本人来说，恐怕就不合适了。
”［２］以上诸位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批判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第一，本尼迪克特既不懂日语也不是日本史的专家，在资料的分析和使用上造成很多错误。
第二，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人的分析缺乏历史维度，把明治以前的历史背景和明治时期的特点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没有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变化。
第三，本尼迪克特试图构建同质性的日本人，把日本人均质化为单一整体，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职业、年龄等因素的差别。
日本学者以上的批判确实指出了本尼迪克特在资料分析和论证严密性上的不足之处。
而本尼迪克特使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要以超越历史的视角来整体性地把握人类文化中不变的概念和结构，把在人类日常生活之中观察到的某些行为和倾向进行整合，对影响人类文化行为的深层结构进行探究。
津田等人并没有站在与《菊与刀》同样的文化类型分析和方法论的层次上探讨日本文化的问题，此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只是进行一般性的文本批判。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是一种矛盾的心理，既有批评的一面，又有不得不接受的一面。
刚刚经历战败的日本正在美国的主导之下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重建的战后改革，因为有这样一种外在压力，在有保留的批评中接受《菊与刀》对日本文化的定位似成为日本学者无可奈何的选择。
二、对“耻文化”和“集团主义”的肯定式评价１９５６年，日本在《经济白皮书》中表示：“已经不是战后了。
”这种经济上的恢复增长了战后重建中日本人的自信心与自我肯定的趋势。
６０年代中期，日本学者开始反思本尼迪克特使用“耻”的文化内涵：日本人对自身进行约束的力量只能求之于“耻”（外部规范）吗？日本人是否能像欧美人那样通过内向心灵的反省而形成完整独立的人格呢？这两个问题直接促使了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第一次问题意识的转换。
日本社会学者作田启一把“羞耻”从“耻”中分化出来，认为日本文化并非“耻的文化”，而是“羞耻的文化”。
首先，他认为“罪”是以善恶为标准的，“耻”是以优劣为标准的。
其次，他认为“羞耻”虽然常常与“耻”相混同，但二者仍有区别，即“羞耻的体验源自现实的或想象中的他人的关注。
但并不是所有的目光都会引起羞耻的感觉，使我们感到羞耻的是一种特殊的关注目光。
”［３］２９９他对“羞耻”进行了解释式的定义：“当普遍化和个体化这两种期待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不一致时，便会产生羞耻的感觉。
”［４］最后作田总结道：“可以这样概括耻—羞耻—罪这个系列：当引起耻的目光以外又有与该目光的关注方面不同的、超越所属集团的另一种目光存在时，耻会转化为羞耻。
而随着对所属集团（对羞耻来说是非本质的）同伴的劣势意识的减弱，羞耻将接近于罪恶。
羞耻存在于耻与罪之间，发挥着连接两者的媒介作用。
”［３］３０４作田通过“目光的交错”将“羞耻”与“罪”置于同一逻辑的延长线之上，“羞耻”源于“耻”但高于“耻”，并且“羞耻”在逻辑上还可以向“罪”进行转化，将“羞耻”置于“耻”与“罪”之间，是试图为日本人也同样会基于内部约束形成规范进行辩白。
尽管作田并未直接否认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罪”与“耻”的观点，但他更加强调“羞耻的文化”中积极的侧面，由此形成了对“耻文化”进行价值逆转的契机，即对其进行肯定式评价。
之后，井上忠司、中村雄二郎、副田义也都从这种角度对“耻文化”进行分化衍伸。
例如副田义也认为“日本文化的伦理规范，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是耻文化、罪文化、污秽文化这三层结构，它们是同时存在的，根据情况灵活运用。
”［５］日本比较文化人类学者中根千枝针对本尼迪克特指出的“等级制”和“集团主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中根特意将日本与印度进行对比，中根认为，与印度社会注重“资格”（即种姓、职业、血缘等）相比，日本社会更注重“场所”（即家庭、公司、企业等）。
日本人通过在各种“场所”中的直接接触的人际关系，培养出了“自家人”和“外人”的意识，通过这种对“自家人场所”的认同与单一性归属，日本形成了一种以“纵向”的序列意识为观念核心的单一社会。
在这种重视序列的背后是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和每个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能力平等观”。
这种“纵向”组织形成的社会整体结构在各个组织之间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因此，与排他性的“横向”组织相比，“纵向”组织具有开放性。
最后中根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对日本社会结构的特征做了总结：“我们可以说，在日本人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可能不存在以绝对性为前提的思考或逻辑的探讨，或是虽存在而水平很低，相反却强烈存在着一种以直接的、感情的人际关系为前提的相对性原理。
”［６］９１日本社会的特征就是，“联络感情优先于逻辑”［６］９７。
实际上，中根所说的“纵向”社会结构正是本尼迪克特所提出的“等级制”，只是中根将正面的价值注入了“纵向”结构之中，展现了等级制中温情主义的一面。
中根从概念范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本尼迪克特的重要影响，她们的区别只是本尼迪克特看到了硬币的背面，而中根却将硬币翻到正面。
中根进行“社会结构”比较的立意初衷是为了避免陷入欧美中心论的窠臼，将比较的视点由欧美转向印度，但中心的转移并非从根本上消除中心本身，而是在欧美中心之外另立中心，且以近代化并不成功的印度与成功实现了近代化的日本相比的自然逻辑结果就是日本也成为近代化的中心之一。
这种从欧美到印度的比较中心视点的转换，即是从与欧美相比时的不输于欧美式近代化的自信到与印度相比时的对日本式近代化道路的不言而喻的夸耀。
日本精神病理学者土居健郎对本尼迪克特给日本文化的定位表示不满。
“首先，我认为她的思维方式中带有明显的主观价值判断，在她看来，‘感罪恶之文化’是注重个人心灵深处的内向的行为规范，而‘知耻辱之文化’则是注重外部社会的外向的行动规范。
所谓前者优后者劣的判断带有明显的主观意识。
其次，本尼迪克特把‘罪恶感’与‘耻辱心’看做是两种毫无关联的感情，这种看法显然过于片面。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往往会同时体验或感受这两种感情，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７］３０土居认为在“背叛”的层面，西方人是“背叛个人精神内部形成的超自我”，而日本人是“背叛了自己的所属的集团利益”。
进而指出“日本人罪恶感的结构鲜明，即出自背叛心理，终于谢罪行为，这才是日本人罪恶意识的根本特征。
”［７］３２同时，土居从精神分析的观点———语言与无意识和心理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对日语中独特的“甘え”（依赖）一词的分析，指出日本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被动的爱情希求”，即“依赖是要否定人与人本应分离的事实，企图减轻分离痛苦的心理活动。
”［７］５１土居认为依赖心理是义理和人情的基础，既是造成日本人社会封闭性和逻辑性欠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包含着宽容、包容和平等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