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 nternati onal Relati ons,2006No13国家主义与靖国崇拜的本质王凯,李康,何强军(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北京100091) [摘要]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有着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中“亡灵观”的继承,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为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军国主义需要,而借助神道国教化大肆推崇对天皇的崇拜与效忠。

靖国崇拜从其诞生之日便深深体现出其国家主义本质,这种国家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天皇国家主义,后发展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对内反映着日本国内政治基础的右倾化,对外则表现了日本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日渐增长。

冷战后至今,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对亚洲的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靖国崇拜;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中图分类号]D73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3489(2006)0320027204 日本领导人不顾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反对,坚持参拜供奉着日本二战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圣,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价值根源。

这一价值根源一方面体现在对日本传统宗教文化中“亡灵观”的继承,另一方面是明治维新后为建立统一国家意识形态和发展军国主义需要而借助神道国教化大肆推崇的天皇崇拜与效忠。

靖国崇拜从其诞生之日便深深体现出其国家主义本质,这种国家主义经历了早期的天皇国家主义,后发展为法西斯军国主义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后至今,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又以“新国家主义”的形态对亚洲的国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2005年12月中旬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本该举行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因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而被推迟,中日关系也进入了自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寒冬期”。

探寻和揭示靖国崇拜这一特殊现象的价值根源与国家本质,对于我们了解日本社会、政治、文化乃至这个民族都尤为重要。

一、靖国崇拜的历史根源日本一些政客总是以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为说辞为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开脱罪责,了解靖国崇拜对神道教传统“亡灵观”的继承和歪曲以及其服务于战争的功用就会对这一问题有清楚的认识———靖国崇拜其实并不符合日本的宗教文化传统。

(一)对神道教传统“亡灵观”的继承和歪曲。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在神道教传统观念中,认为人死后有灵魂,而且“人亡不究魂之过”。

[1](P156)灵魂并不是不分善恶,而区分灵魂的善恶则不以其生前行事的善恶为标准,这一点和中国传统观念是不同的。

根据《日本宗教事典》[2]解释,在神道教传统观念中,灵魂分为“和魂”和“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带来灾厄,并由此衍生出两套信仰体系———“祖灵信仰”与“御灵信仰”。

和魂与祖灵相通,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家庭祖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

祖灵信仰是对先祖、故去的亲人、死去的“英烈”“慰灵显彰”,以追悼和安慰亡灵,供万民世代敬仰。

日本人祭祀自己的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1869年为祭祀在倒幕战争中天皇军队阵亡者灵魂而建的招魂社即后来的靖国神社以及忠魂碑都在“祖灵信仰”体系之中。

第二体系“御灵信仰”与“镇魂”的概念密不可分,镇魂即通过祭祀、祈祷“荒魂”使其转化为“和魂”,因为荒魂通常是死于战争(通常是敌人一方)、灾害和瘟疫的灵魂,如果不加祭祀会化为“怨灵”作祟于现世,民间信仰的“厄病神”、“贫穷神”都是作为荒魂而存在的,因此在御灵信仰中,往往要给敌人下葬、修墓或立碑。

祭祀被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为日俄战争中俄国阵亡士兵所立的俄军墓碑、为与日本军队作战而丧生的元朝军队建造的元军墓都在“御灵信仰”体系之中。

由此可见,靖国崇拜的价值根源中有对神道教传统的“祖灵信仰”继承的一方面,但是它绝不简单等同于神道教的传统。

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指出:“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

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记事时期系有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2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神社,而且反而是出云神社建造的更大。

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的祖坟修建的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中国和韩国等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得到祭祀。

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的死者不是很奇怪吗?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

[1](P157)(二)从对天皇的崇拜与效忠到服务于战争的神社祭祀体系。

靖国崇拜是日本明治维新背景下祭祀政治的产物。

在幕藩体制下,被幕府限于宫廷活动的孝明天皇通过祭祀表明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和政治立场,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借助日本神道教经典中诸神的权威,对尊王攘夷和倒幕斗争的牺牲者给与神格是天皇与幕府斗争的有力武器,然而,“天皇制的成立是封建天皇由于周围政治因素变化而转化为权力主体,因而他始终未能具备经过政治斗争陶冶的,绝对主义君主应该具备的政治能力”。

[3](P144)“1868年明治政权成立初期,国内形势极为严峻,掌握实权的并不是天皇,而是以大久保利桶、木户孝久、西乡隆盛为首的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何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朝廷公卿,此外还有在倒幕中起了重大作用的一些藩的藩主。

新政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为主导的资产阶级与地主的联合政权”。

[4](P1359)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全国上下无条件的服从天皇,必须把神道教排在诸宗教之首,使天皇拥有高于一切世俗权利的神权权威,于是德川幕府统治时代的佛教被从国教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建立了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祭政一致的制度,把全国神社一律划归新政府直接控制。

靖国神社对于培养忠君爱国思想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内供的战死者不仅获得镇护国家之神的神格,而且受到天皇的亲自祭拜,死者亲属也得到优厚的待遇和至高的礼遇,拥戴天皇、努力敬神不再是枯燥的说教,全国上下笼罩在皇恩浩荡之中。

“1890年出笼的《教育敕语》主要目的是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系统地教育国民,以防止民权思想的普及和渗透,它在国家神道的支配下向社会进行‘国体教育’,强调‘神国日本’在世界的绝对优越性。

所谓‘则义勇奉工,以扶翼无穷之天皇’就是把天皇制的合法性与军国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通过压制不同宗教、思想控制和教育洗脑,国家神道帮助日本顺利地进行了对华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神道完成了它的最终阶段———天皇法西斯阶段”。

[5](P154)靖国神社在日本军部统治时期自上而下地发展成服务于战争的神社祭祀体系———中央有由陆海军亲自掌管的靖国神社,各地设立了地方分祠,1934年官方祭祀的招魂社有104社,民间祭祀的招魂社34社,1936年各地招魂社统一改称护国神社。

靖国神社发挥着麻醉和刺激日本国民参战的精神鸦片作用,成为国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3](P147)在军国主义时代,靖国神社扩大再生产的忠君爱国思想实质上转化为对外扩张的思想。

靖国神社的价值根源虽然有其继承神道教传统的“祖灵崇拜”的一方面,但是它却抛弃了更为重要的“御灵信仰”,天皇从只祭祀祖神和祖宗之灵到大规模地参拜臣民之灵,这些都证明靖国崇拜有别于日本传统的神道教文化。

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神道教经过明治维新和军国主义时代,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传统的神道教已经发生人为的变异,成为新的“国家神道”。

对天皇的誓死效忠和带有侵略扩张性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构成其价值根源的另一重要方面。

二、靖国崇拜的国家主义本质靖国神社从诞生之日起,便具有深刻的国家主义性质。

19世纪中叶的日本面临着深重的内忧外患。

美国东印度舰队于1853年叩开了日本闭关的大门,德川幕府经不住威吓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接着荷兰、英国、俄国都相继与日本签订条约,日本市场逐渐被外国殖民者侵占,民族危机动摇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国内资产阶级和部分封建大名打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天皇为团结力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倒幕斗争,最终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建立起以天皇为首脑的资产阶级和新地主的联合政权。

新政府上台后于二三十年间,实行一系列改革,破除封建领主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

“日本把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和争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结合在一起”,[4](P1362)这场运动本身带有极为鲜明的国家主义性质,而靖国神社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崇拜与忠于天皇的意识是贯穿日本近代史的思想主旋律,是建立近代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

这种对天皇的效忠在二战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领导下达到顶点,而伴随着神道国教化,靖国神社成为明治维新后,天皇从精神上统一国民,树立神权权威,号召国民对外参战的最有力工具。

神道教本身,也成为日本专制皇权和军国主义对内思想统治,对外扩张侵略的战争工具,靖国神社连同神道教都被人为地依附于国家主义之上,国民对于民族国家的意识第一次彻底的得到强化。

二战的失败,导致日本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从战前的“国家主义至上”瞬间跌落到对国家的极度失望和不信任。

神道教虽然从国教的位置上被拉了下来,但是天皇却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许多国民并未放弃神道教的信仰。

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厅编篡的《宗教年鉴》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数达217229831,而神道教人数为108999505,[5](P155)占一半以上。

美国只是实现了对日本形式上的国家改造,而天皇和神道教则以一种隐蔽和巧妙的方式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日本学者本泽二郎曾写道(日本)“表面上披上了民主主义的外衣,但精神架构仍然是被君主制的意识形态犀利的高级官僚在行使着日本的主权”。

[6](P12)日本“国家主义”神髓依然被完整地保留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为其复活等待时机。

[7](P172)三、“国家主义”与“小泉参拜”的透视 靖国崇拜的国家主义本质被其领导人不顾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的参拜所证明。

到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已经自其2001年上台以来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1975,在日本战败30周年时,三木武夫首次于“8・15”以个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开了首相参拜的先例。

此后福田赳夫、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桥本龙太郎等先后以个人或首相或议员的身份参拜。

小渊惠三内阁也有9名阁员前往参拜,森喜朗则以国会议员身份,与其他53名国会议员赴靖国神社参拜。

日本政界领导人频频参拜靖国神社的现象是和日本自90年代以来谋求政治军事大国地位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分不开的。

“新国家主义”思潮主要是由于日本在七十、八十年代的发展经济达到鼎盛,而自90年代起,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持续低迷,达到谷底,导致民众心理上的严重失衡,日本政坛由“保革对立”变为“保守通行”。